主編的話
周　憲

《文化研究》第27輯即將面世，作為主編，需履行角色職責嘮叨幾句話。
文化研究作為一個反學科和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論，進入中國已有20多個年頭了。如今，來自文學、藝術、哲學、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等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們，在這塊土地上辛勤耕耘，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業(yè)績。文化研究從西方到東亞，再到漢語文化圈，已經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東亞文化研究。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以及新加坡的文化研究參與者們互相切磋，在國際文化研究大背景中的東亞文化研究分支里，我們已經聽到了中國文化研究的聲音，這一聲音越來越引起國際同人的矚目和關注。
但是，文化研究在中國大陸的地位實際上是相當尷尬的。各大高校和研究機構確有不少學者熱衷于做文化研究，每一年文化研究方面的著述亦可車載斗量。大批的博士和碩士作為這一知識生產的生力軍，每年在高校研究生教育系統中產出了大量的文化研究學位論文。我說文化研究在中國大陸的尷尬，意思是說它在官方系統（GB系統，學位辦學科目錄系統等）中至今還沒有獲得一個正式的“名分”。既缺少專門的文化研究學術刊物，又沒有獨立的學科建制。不妨戲言，當下中國大陸，大凡說自己是文化研究學者，其實都不過是“業(yè)余好事者”而已。幾個月前，碰巧與上海大學王曉明教授同在香港嶺南大學授課，聊起此事，頗感時至今日，文化研究在中國大陸應有一個恰當的學科歸屬，現在該是它自立門戶的時候了。
這本《文化研究》雜志，大抵算得上中國大陸唯一的專于刊布文化研究學術論文的集刊了。盡管一些正規(guī)的學術雜志不時也辟有一些文化研究的欄目，總體上說，文化研究由于缺少名分，學術交往和知識生產的情況不盡如人意。作為一個“業(yè)余好事者”，我也在文化研究領域折騰多年，這種尷尬時有感悟，且越來越顯著。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思忖，文化研究名分的尷尬恐怕又是它知識特性的真實寫照，因為文化研究生來就是反學科、反建制的。一方面，文化研究從來就是不安分的，從它誕生之日起，就與西方現有的知識系統和教育體制處在緊張關系之中，霍爾所領導的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關關停停的曲折歷史就是明證。另一方面，文化研究的確也已進入了現代文化和現代大學體制，成為一個重要的知識生產領域，產生了許多影響深遠的思想和著述。在西方大學圖書館，或學術出版社，或學術書店里，文化研究是一個非常醒目的學術大類，其著述品種和產量，其熱鬧程度，往往遠勝于許多傳統知識。
文化研究在中國大陸的尷尬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沒有正式的名分對它的發(fā)展來說并不一定是件壞事，因為沒有太多的學科建制上的束縛和限制，它可以自由地思考；但作為這一領域的知識生產者來說，“名不正則言不順”的情況卻時有發(fā)生，也給這項研究事業(yè)的繁榮發(fā)展帶來一些麻煩和問題。我想，理想的結局是正當的名分要，但又不被體制的惰性所收編，進而永葆其一貫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特質。
這一期籌劃了五個專題。專題一是技術批判與媒介文化，這是一個當下比較熱門的話題；專題二是空間人文學，涉及從人文學角度來理解空間問題；專題三是文化社會學，雖說是社會學的一支，但它與文化研究關系最為密切；專題四是藝術中的視覺性問題，討論造型藝術等藝術領域中的視覺性；最后一個專題是影視批評，它與視覺文化研究也關系密切。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來稿集萃，反映了文化研究豐富的主題和對多元化的關注。
在我看來，一個雜志其實就是一個學術舞臺，最重要的事是不同角色的登場表演。作為編者，我們其實就像是舞臺的燈光布景的操縱人員，拉開大幕，打開聚光燈，讓各路有志于文化研究學人展示其角色性格和各自的故事。所以，我要感謝各位作者和譯者，是你們的出場，使這個雜志變得富有生命力。

2016年酷暑于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