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大學學院華人學者以八旬高齡,十年成書,痛訴國殤
·根據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真實經歷改編
·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院長張憲文特別推薦
·本書全部稿酬及部分收益將捐獻給抗戰(zhàn)老兵及其后代
致敬中國讀者
半年前,我寫成一本英文小說,題為Nanjing Never Cries。最近我把它翻譯成中文的《南京不哭》,完成了多年來的一個心愿。
我生于盧溝橋事變的兩個月之前。二十歲赴美國,專攻理論物理。
多年前,我曾動念寫一本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的小說。但在美國大學任教,不發(fā)表,就滅亡。研究工作與學術生命攸關,我不能分心。
這十年來,讀小說的人愈來愈少。美國書商鑒于經濟風險,不愿接受新人。有意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美國人都叫苦連天,一個中國人加入競爭幾乎絕無成功的可能,大都只能自費出版,賣個百十本,然后就銷聲匿跡了。
我為何忽然動手寫這本小說?
我的決心來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三日的下午。那天四點多鐘,我的美國朋友哈維·
格林斯潘和威廉姆· 馬爾克斯來到我的辦公室,要我去參加一個正在進行的會議。
那邊的主講人在扭曲歷史!兩位教授都說。
我走到麻省理工的9150 室,看見大廳里坐滿了人。臺上四位主講人,三位是美國人,一位是日本人。沒有中國人,也沒有東南亞人。
會議的主題是五十年前的廣島事件。
我聽了一會,忍不住舉起手站起來。我說:我要請問四位主講人:如果一群強盜闖進了你的家,強奸了你的妻子,殺了你的兒女,還要割斷你的喉管。警察打進屋來制服了強盜,救了你的命。對你來說,這是一個警察暴力執(zhí)法的故事嗎?
全廳沉靜下來。一位主講人回答了幾句,然后臺上又重新回到先前的話題:如果不是某事陰差陽錯,投擲原子彈的罪惡就不會發(fā)生,等等,等等。完全忽略我的抗議。
會議結束后,我走出大廳,忽覺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轉過頭來,身后是幾分鐘前站在臺上的那個日本人。他對我說:先生,我不認識你,但你剛才說的話我字字同意。他請我在一張大紙上簽名,要求日本政府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罪行道歉。
其后我給《麻省理工技術評論》雜志寫了一封信,聲明廣島事件是日本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惡果。幾個月后,這封信被登出來,一些警句被刪掉,只剩下短短半頁。前述會議的一位主講人,在同一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篇幅至少是我的十倍。
身為一名物理學家,我明白原子彈的殺傷力,也為死傷的日本平民悲悼。但歷史不容以理念剪裁,我們有權對世界發(fā)聲,把中國人過去身受的苦難說個清楚,提升世界對列強蹂躪中國的認知,喚醒裝睡者的良知。像我這樣年紀的老人們,身歷八年抗戰(zhàn)的煎熬,有責任把這個歷史的教訓傳下來,留給我們世世代代、千千萬萬的子孫。
在二十世紀的最后一年,我利用麻省理工的定期休假(sabbatical leave)去了南京,住在一個沒有抽水馬桶的宿舍里,過著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一天在街上,有人向我問
路。這是我在南京最驕傲的一刻!這個人不把我視為外人。
在南京的幾個月里,我有幸和兩位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見面長談。這兩位老者向我敘述六十二年前的慘事,講述中不免流淚。我的妻子志潔當時在旁,也頻頻以手帕拭淚。
《南京不哭》里面的許多故事是真人真事的演繹。例如,陳梅家庭遇害的許多情節(jié),是兩位幸存者的親身經歷。任克文許多奇特的個性是我從幾位師友身上觀察到的。魏特琳女士被掌摑的故事源于《拉貝日記》。帕奈號炮艇事件的信息可以在網上找到,其中包括一部環(huán)球影片公司的現場紀錄片。
感謝至今不識的苗德歲教授的熱心,把這本小說的消息傳給江蘇譯林出版社的宋旸女士。感謝宋女士立刻和我聯絡,此書始得和國內讀者見面。
我謝謝汪柄業(yè)博士,把《南京不哭》仔細地讀了一遍,給了很多建議。王凡和張連紅兩位教授,為我牽線與有關人士認識。孫宅巍教授給我提供了歷史資料。張鑫博士帶我領略了南京的不少風光。
我感謝伊麗莎白·
查迪斯女士將本書的英文稿Nanjing Never Cries 送到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社長艾倫· 法蘭最初一口拒絕,理由是他們不出版文學作品。法蘭女士又說,她愿意在閑暇時翻一翻此書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看后給我一些意見。兩個月后,她寫了電子郵件給我,說她沒翻此書,而是一字一句地把第一章讀完,后又繼續(xù)讀了下去。讀完全書后,又從頭再讀一遍。她告訴我一個想法,愿意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體制內創(chuàng)一個Killian Press 子公司(Killian 為麻省理工一位前校長的名字),接受文學作品及其他的作品,問我是否愿意把英文版交她出版。我考慮后答應了,由此Nanjing Never Cries 始得面世。
鄭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