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維新思想的形成
　　甲午戰(zhàn)爭的失利以及《馬關條約》的簽訂，給予了一向對中國的文化和制度有著堅定信心的譚嗣同巨大的觸動。他的思想經此重創(chuàng)之后，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雖然平時時常討論中外之間的關系，關心中外事務，但長期以來一直不得要領。經過了甲午戰(zhàn)爭失敗的巨大刺激，他才真正開始用心去思考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問題。通過仔細研究中外幾十年來的社會變化，探討這些變化的原因及相關因素。他再也不敢像原來那樣一味地肯定自己而否定西方，不敢再忌諱談起自己的短處而貶低外國的長處，不敢再固守一己之見，做井底之蛙而泥古不化，再也不敢不擯棄自己的舊說而向西方國家學習，以期取長補短來改善自身。此時的譚嗣同，開始堅決反對守舊，主張向西方學習，進行變法。
　　譚嗣同的“隨時而變”的哲學思想在《石菊影廬筆識》中已經形成。面對甲午戰(zhàn)爭失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這一思想進一步發(fā)展，開始相信并宣傳西方的進化論，形成了自己的“日新說”，認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處于競爭當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人類不能回避的公理。如果不能在競爭中取勝，就會導致亡國滅種的危險。而各類競爭中，中國和外國是一種競爭，商務和貿易是一種競爭。中國和西方國家間的競爭在今天已經形成了勢不兩立之勢，中國必須努力發(fā)展，同西方國家力戰(zhàn)，才有可能獲得一線生機。要想在競爭中獲勝，則中國就必須變法維新，適應時代發(fā)展的形勢。因為宇宙萬物都在發(fā)展變化，新陳代謝是宇宙間不可抗拒的規(guī)律，所以要不斷求變求新。只有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只有新才能使中國跟上時代的腳步。譚嗣同指出，宇宙間萬物以新作為存在的方式，人以新為生命的根本，而新又是一種暫時的狀態(tài)，早晨強盛的，晚上可能就變成了衰弱；今天的神奇，明天就有可能化為腐朽。只有不斷地更新，才能免于被淘汰和滅亡的命運。為此，譚嗣同提出了自己的主張，那就是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實行全面的變法。他在反對守舊派散布的反對向西方學習的種種謬論時指出，只有“盡變西法”，中國才有出路。
　　守舊派所堅持的謬論之一是“君子謀道不謀食”，也就是說正人君子只需要考慮形而上的能夠正人心的倫理道德，而不必去考慮和民眾之生計息息相關的各種具體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生產，西方的科學技術不過是些形而下的“奇技淫巧”，根本不用學習。對此，譚嗣同不無諷刺地說，正是這些不被中國人看得上的“奇技淫巧”，將中國打得一敗涂地。如果中國不掌握這些“奇技淫巧”，將永遠處在被動挨打的局面。他嚴肅地告訴人們，西方的天算、歷法、氣學、電學、水學、火學、光學、聲學、航海繪圖、動重、靜重諸學，都是先進而實用的，都是中國人必須學習掌握的。這些就是中國自古倡導和講求的“實學”。倘若中國人不去掌握這些實用的科學技術，只知道空談古人之道，是不會給中國帶來改變的。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那些守舊頑固的所謂的飽學之士無知無用，說這些人的床頭案邊堆滿了書籍，但如果你問他這些書籍有什么用處，他只能回答“不知道”。他們能夠寫出華麗的文章，寫出優(yōu)美的書法，但要問他們何為救國之道，他們只能回答“氣和精誠”足以御敵。這已經到了愚蠢至極的地步，照這樣下去，敵人發(fā)上數(shù)萬炮，恐怕我四萬萬同胞不會再有活著的人了。他痛斥那些守舊頑固派尋找各種各樣的借口，處處阻撓中國向西方學習。你要是造機器，他們就指責你與民爭利；你要辦商務，他們就指責你違背了圣人“謀道不謀食”的古訓；你要修鐵路，他們就指責你搞異端。這些守舊頑固派徒尚空談，不務實事。只知道講求虛妄的“道”，以此沽名釣譽，害怕學習西方導致社會形成講求實務的風氣，那樣他們的舊知識、舊學問就沒有了用武之地，也就會讓自己落到一種無人理睬的處境，再也不能身居名士之位對社會指手畫腳了。
　　守舊派所堅持的另一謬論是，學習西方仿效西法會導致“壞天下之人心”的惡果。中國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者和理論家，向來注重“人心”問題，認為“人心”之正與不正，是天下治亂的根本。他們把社會上出現(xiàn)的一切亂象都歸結為人心變壞，很少去追究統(tǒng)治階級的腐敗和無能。所以抽象的“人心”是統(tǒng)治階級掩蓋自己各種罪惡和腐敗無能的遮羞布。在是否學習西方的問題上，守舊派同樣打出“人心”的遮羞布， 認為“盡變西法”會影響中國“人心”的純正，會讓中國民眾純樸和善的心理受到西方只重利益不顧道德的影響。提出“不先正天下之人心，變猶不變也”的論調。譚嗣同針對守舊派提出的人心問題，尖銳地指出，人心的正與不正，在于“法的良與不良”。有良法則中人以下猶可自勉，沒有良法即便是中人以上也難以靠得住。有了良法就不會給蠢蠢欲動的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機，沒有良法就算是堯舜也難免犯錯誤。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強盛有秩序，中國之所以腐敗昏暗變亂叢生，并不是西方國家的人心天生就比中國的人心正，只是法不同導致的結果。譚嗣同的這些論斷頗有一些幽暗意識的感覺，也就是相信人都有惡的一面，有了良好的法律，人的惡的一面就無從發(fā)作，沒有良好的法律，任憑什么樣的人都有可能受到罪惡的誘惑而犯錯誤。所以要想正天下人心，只能依靠良好的法治，只靠空言提倡來正人心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即便是圣人，也講“衣食足，然后禮讓興”，可見正人心首先必須讓國強民富，必須講求那些有關國計民生的具體措施和技術。
　　守舊派所堅持的謬論之三，就是認為學習西方會導致中國社會“倫常俱喪”。譚嗣同的看法恰好相反。譚嗣同認為，中國學習西方同時包含著學習西方的“倫常”，而就目前的局勢，西方的“倫常”較之于中國的“倫�！庇泻芏嚅L處。比如中國的“君為臣綱”就遠遠落后于西方的“民主”；西方的“大公至正”就優(yōu)于中國的獨斷專行。至于有人認為中國人講究孝道，西方人不尊重父母，譚嗣同舉例進行了批駁。他以自己認識的一名英國醫(yī)生為例，講述了他如何照顧自己母親的衣食住行，如何對她關懷備至。而至于西方人講求個人獨立，人人追求自強，以致舉國上下沒有懶惰之人，同中國的很多兒女過分依賴父母，成為父母的負擔相比，更不知高強多少。譚嗣同認為，講求個人獨立，不依賴父母，不成為父母和社會的負擔，這才是最大的孝。至于男女婚姻關系，在西方講求男女平等，婚姻出于兩相情愿，自由結合，較之中國的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的倫常更是優(yōu)越得多了。在談到中國和西方社會有關風俗、禮儀、服飾等方面的差異，譚嗣同承認各國的民族文化不同，風俗習慣等也就不同，它是客觀歷史造成的，不應成為相互看不起并進而閉關自守的理由。無論是中國的服飾、禮儀，還是中國的風俗習慣，較之西方實在沒有多少值得驕傲的地方。至于指責西方國家沒有倫常的論調，稍有常識之人都會察覺到它的荒謬。譚嗣同反問說，假使西方沒有倫常，則相互之間就不會相愛，不相愛就會導致相互吞噬、人心渙散而爭斗不止，則民族也會滅亡，怎么還能舉國一心，勵精圖治，達到今天遠較中國富強繁榮的局面呢？譚嗣同甚至認為中國在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等方面無一可及西方國家，所以譚嗣同主張應該“盡變西法”。
　　有關如何“盡變西法”，譚嗣同列舉了如下內容：
　�。�1） 開議院，凡是有官有邑的地方就設一議院，這樣就可以通民氣。讓那些能夠改革、辦實事并有成效的人進入議院成為議員。
　�。�2） 變科舉，興學校。廢除空洞無用的八股考試，講求能夠有益國計民生的實學。這樣一來，科舉的考試內容變更，而又有考試的依據(jù)，不至于讓鄉(xiāng)舉里選成為一部分人實現(xiàn)私欲的工具。而在形式上，仿效西方，辦理初學院、中學院、上學院和大學院，每鄉(xiāng)每村都設有學校，這樣不愁變法沒有人才。
　　（3） 改官制。下級官吏以實際業(yè)績?yōu)榭荚u晉升的依據(jù)，上級官吏用實際業(yè)績和學識來考評下級，不分內外，不別文武，按照個人的專業(yè)而各司其職，減少層級結構，提高官吏的級別，增加他們的俸祿，所有衙吏都必須是學習法律的士人。
　�。�4） 設立商部，成立商會、商總會，開辦公司，召集民間股份，興辦保險事業(yè)，讓整個經濟走向工商業(yè)軌道，以此來學習西方的經濟。
　　（5） 練兵。練鄉(xiāng)兵，用之代替征兵役，保衛(wèi)地方的安全；練近代化的海陸軍，以此則或戰(zhàn)或守，不至于受制于西人。
　　（6） 開礦山、修鐵路、辦工廠、造輪船、廣貿易、改漕務，全面發(fā)展資本主義的工商業(yè)。
　�。�7） 辦銀行、改稅率、收回海關自主權以及各種利權，通過出口免稅、入口重稅來保護自身經濟的發(fā)展。
　�。�8） 改定刑律，學習和仿效西方國家的法律，并同西方國家接軌，務必使法律簡明易懂。同時清理刑獄，要求官吏秉公辦事。
　�。�9） 開辦醫(yī)院、修建花園、建立自來水、推廣電氣煤氣燈，以利民用。
　　（10） 創(chuàng)辦報刊，開設譯書局，鼓勵四出游歷，以此來增長見識，擴充學問，并通過實地考察，研究各國得失成敗的原因。
　　譚嗣同列舉的變法內容極為廣泛，除了上面列舉的十條之外，還有講求科學、興辦水利、改革錢幣、建立女學、發(fā)展手工藝品、廣修道路等等。按照譚嗣同的說法就是“凡利必興，凡害必除”。
　　毫無疑問，譚嗣同的維新變法思想涉及的內容非常全面。在他的思想里，我們能夠感受到譚嗣同的激進以及變法之心的熱切。同樣也能看到譚嗣同思想中一味模仿西方的簡單和生硬，但作為居于那個時代的一名士大夫，譚嗣同的思想已屬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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