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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黃文化研究》第十六輯是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黃帝陵基金會、炎帝陵基金會聯(lián)合主辦的綜合性學術(shù)文化叢刊。本輯設“專論”、“炎黃二帝及其時代”、“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思潮與學派”、“文化叢談”、“文物與考古”、“文獻整理與研究”、“探索與爭鳴”、“中華學人”、“學術(shù)訪談”、“書評”等多個欄目，共收入30余篇論文，圍繞中華文化這個主題，深入探討了中華文化的性質(zhì)、作用及其當代價值，當代炎黃文化研究及有關(guān)問題，歷代的思潮與學派等。

　　《炎黃文化研究（大象版套裝共8冊）》：
　　一、儒家禮樂本原追尋之發(fā)生
　　華夏禮樂文化傳統(tǒng)并非近代以來才身陷困境。遠在春秋戰(zhàn)國之際，上古禮樂典制就曾一度衰敝而成為道、墨、法諸家集矢之的。而在近乎舉世皆然的時，樂文教的責難聲中，儒家對禮樂典制及其文化精神的堅守也格外令人矚目孔子堅持“為國以禮”的教化政治理想，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重建禮制國家。同時指出，禮亦是確立個體社會身份，培養(yǎng)自我德性人格的根本途徑，“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因此他對禮樂文化的未來命運充滿信心：“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
　　孔子曾說，自己的天命就是承繼“斯文”：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
　　“文”究竟標示怎樣的文化精神和生命信念，使孔子窮畢生之力存亡繼絕，于造次顛沛之際仍念念不忘？朱子云：“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論語集注》卷五）傳續(xù)斯文，實在是承擔起一個文化生命延續(xù)的歷史責任。而道家堅決的自然主義，法家僵硬的法制秩序及墨家刻苦的實用主義皆不及此義。
　　但禮樂文化之存亡繼絕，卻絕非徒然堅守固執(zhí)所能達成三代文化極盛時，禮樂及其所憑依的傳統(tǒng)社會結(jié)構(gòu)與價值秩序的合理性在人們心日中是毋庸置疑的。而在春秋戰(zhàn)國之際禮壞樂崩的形勢下、無論維護還是建構(gòu)一種政治-社會生活理則，都必須重新為其尋找終極的合法性理據(jù)。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對禮樂典制之存在合理性的辯護已不能僅僅立足于其社會政治效能，而需要進一步探求其是否能獲得終授支持。因此對儒家而言，最急迫的課題莫過于”達于禮樂之原”，以為禮樂文教傳統(tǒng)之延續(xù)奠立根基�？鬃油辞械匾庾R到，禮樂之衰退，實導源于其制度精神之流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因而當林放對”禮之本’進行探問時，孔子對之贊賞有加。這一姿態(tài)勢必激發(fā)此后儒者的禮樂本原探索熱情。
　　儒家禮樂本原探索主要沿大道與性命兩尢路向進行。與以往大多思想史或?qū)W術(shù)史之論調(diào)不同，本文認為，天道性命問題的發(fā)生和展開與孔子及早期儒家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自古以來厭棄玄談的學者都以《論語》中子貢“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一語為口實，而近世鄙薄懦家學術(shù)的人則以此為孔子對所謂“形而上問題”、“超越性問題缺乏興趣的鐵證。但此語應作何理解自古便有爭議。且不論《論語》是否研究孔于思想的唯一文本根據(jù)，即便在《論語》中，也不乏關(guān)于“性與天道”問題的論說首先，“性”字在《論語》中兩度出現(xiàn)，而在同期或稍后的《老子》和《墨子》中都未見提及。考慮到《中庸》、孟子、茍子、郭店楚簡及上博簡中儒家文獻對此問題的熱烈討論，可以認為孔子與早期儒家才是最早關(guān)注并推動先秦性命問題探討的核心力量。其次，前引子貢之語將“性與天道”問題相提并論，視為同一類型的話題。這或許意味著，早在孔子或七十子時代，儒家已意識到了性與天道二者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而這一識度的發(fā)生，得益于孔子對古老的“天命”思想的理論扭轉(zhuǎn)。在此之前，“天命”僅指王朝受之于天的政治權(quán)命�？鬃友蕴烀�，則多與人之修身成德相關(guān)聯(lián)，“知天命”是成為君子的前提條件。通過下學而上達，實現(xiàn)性與天道的貫通。這不但是儒家修身理論的終極歸趣，也對中國思想史上的天道論說方式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此后《中庸》，《易傳》等儒家文獻中天降性命、性天相通、盡性知天的基本思路正是由此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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