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臨維也納,降臨到弗蘭茨·李特爾的房間,這位迷戀東方的音樂學家徒勞地搜尋著睡意而無從入眠,他在夢想與回憶、憂郁與狂熱之間漂流,回顧他的生活,他遇見的人,以及多次遠離奧地利的旅居:伊斯坦布爾、阿勒頗、大馬士革、巴爾米拉、德黑蘭……同時也思戀著他那位捉摸不定的理想戀人——法國女學者莎拉,而她著迷于追索西方歷險者、詩人、作家、藝術家在遙遠東方的足跡,漸行漸遠……由此展開了一幅東西方文學藝術互相影響、交匯的宏麗圖景。
榮獲2015年度龔古爾文學獎
一部博學而又詩意的鴻篇巨制
堪稱薩義德《東方學》小說版
這漫長的旅程始于維也納,并將我們帶到中國海濱;通過弗蘭茨的夢想和莎拉的流浪,我希望向所有癡迷于差異的人致敬,朝著日升之地或日落之處,他們沉浸于異域的語言、文化或音樂,有時直至迷失自己的肉身和靈魂。
——馬蒂亞斯·埃納爾
馬蒂亞斯·埃納爾(Mathias énard),法國作家和翻譯家,一九七二年出生于法國中西部的尼奧爾市,曾求學于盧浮宮學院,而后在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學習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他曾長期在中東地區(qū)生活,直到二〇〇〇年定居于巴塞羅那,主持多份文化雜志;十年后,他到巴塞羅那自治大學教授阿拉伯語。自二〇〇三年出版處女作以來,他出版了九部小說作品,翻譯了一部阿拉伯語作品和一部波斯語作品。二〇一五年,他的長篇小說《羅盤》榮獲龔古爾文學獎,二〇一七年該書英譯本入圍國際布克獎短名單。
走出了咖啡館,我繼續(xù)在巴黎的漫步。在塞納河河畔的落葉中拖著緩慢的腳步,我陷入長長的思索,自問我這樣浪費時間出席一個論文答辯和隨后的酒會,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巴黎四周燈火的光暈將一座座跨河大橋伸展著的博愛梁臂從傍晚的霧氣中扯出,如今在這燈光中,我隱約看見這次的行程只是一條流浪軌跡中的一個時間點,而這流浪的目的和意義可能在多年以后才得以顯現(xiàn),這條軌跡當然經過此地,經過維也納,這里格魯伯先生剛帶著那條臭烘烘的雜種狗散步回來:樓梯上傳來了沉重的腳步聲,狗叫聲,然后在我頭頂上,在我的天花板上,發(fā)出奔跑和扒地聲。格魯伯先生從來不知道何為輕聲,可卻是他先跑來抱怨我放的音樂,舒伯特還湊合,他說道,但那些老歌劇和那些,哼,外國音樂,可不是所有人都愛聽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知道音樂會打擾到您,格魯伯先生,您可以看出我很抱歉。但我還是要向您指出,我在您不在時對您愛犬的聽力進行了所有可以想象的試驗:我發(fā)現(xiàn)只有布魯克納(而且是在達到可接受音量極限的時候)能夠讓它平靜下來,停止撓地板和尖聲狂吠,因為它的這種行為已經令全樓的住戶怨聲載道,我可以寫一篇獸醫(yī)音樂治療的科學文章對此進行詳述,“銅管樂器對犬類性情的作用:發(fā)展與前景”,并一定會為我贏得同行們的贊許。
格魯伯很幸運,我現(xiàn)在累了,不然我會把音量旋鈕轉到底給他放上一段冬巴克,讓他和他的狗聽足了外國音樂。整整一天我都躲在回憶中以逃避——為什么要自欺欺人呢——疾病的慘淡前景,今早從醫(yī)院回來我打開了信箱,本以為絨布信封里裝的是實驗室應發(fā)給我的化驗結果:在猶豫良久是否要打開后才發(fā)現(xiàn)上面的郵戳不對。我一直以為莎拉是在大吉嶺和加爾各答之間的某個地方,現(xiàn)在看來她是在婆羅洲北部的綠色叢林中,在這個大肚子島嶼的前大英帝國領地上。文章恐怖的主題,凌厲的文風,一改她慣常的抒情筆法,令人不寒而栗;我們已經幾個星期沒有任何郵件聯(lián)系了,恰恰在我人生最艱難的時刻,她以這種特別的方式再次出現(xiàn)——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與她一起,重讀她的文章,使我不再去想,使我忘記自己,就在我說服自己開始修改一個學生的論文時,發(fā)現(xiàn)已經是睡覺時間了,恐怕要等到明天早上再將自己投入到這名學生的題為《格魯克的維也納歌劇中的東方》的論述中去了,因為我的雙眼已經疲倦得睜不開了,我不得不放下所有讀物,上床睡覺了。
我最后一次見到莎拉是她為了某個我不知道的學術原因來維也納停留三天。(我當然竭力邀請她過來住,但她拒絕了,理由是接待她的主辦方給她提供了一所極具維也納特色的華美酒店,她可不能為了睡在我“塌陷”的沙發(fā)上而錯過這個機會,必須承認,這讓我很惱火。)她當時精力充沛,把我約在第一區(qū)的一家咖啡館見面,她喜歡這里是因為與很多奢華建筑一樣,游客(觀光點的主人)的人潮帶給這里一絲沒落的味道。她很快就要求跟我,在小雨中,散步,這讓我有些不快,我一點不想在一個濕冷的秋日午后扮演觀光客的角色,但她活力四射并最終說服了我。她想要搭乘D線電車坐到總站,到努斯多爾夫那邊,然后沿貝多芬小徑走一會兒;我反駁說我們只會在泥地里散步,最好還是在這個街區(qū)活動——我們在格拉本大街上逛了一會兒,一直走到大教堂,我給她講了兩三段有關莫扎特淫穢歌曲的軼聞,她被逗得直笑。
“弗蘭茲你知道,”當我們沿著?吭谑ニ沟俜覐V場邊的四輪馬車隊伍前行時她對我說道,“那些認為維也納是東方大門的人身上有種很有意思的東西。”這回輪到我被她逗笑了。
“不,我沒開玩笑,我想我會就此寫一篇文章,一篇圍繞維也納被介紹為PortaOrientis(東方之門)的文章。”
馬匹的鼻孔冒出因寒冷凝結的蒸汽,安靜地將糞便排進系在它們尾巴下面的皮口袋里,以免弄臟維也納高貴的石板路。
“我想來想去也想不通,”我答道,“霍夫曼斯塔爾的這個提法,‘維也納,東方之門’對我來說是意識形態(tài)的產物,源于霍夫曼斯塔爾對奧匈帝國雄踞歐洲的欲望。這句話應該是一九一七年說的……當然,這里有切巴契契和辣椒粉,但除此以外,說是舒伯特、理查德·施特勞斯、勛伯格的城市才更合情理,而這一切在我看來都跟東方扯不上關系。即便是在維也納的藝術表象和形象中,除了新月形的羊角面包,我看不出維也納有一絲一毫能讓人聯(lián)想起東方的東西!
這是陳腔濫調。我蔑視地強迫她承認,這一老生常談的說法今天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不能因為奧斯曼帝國曾兩度兵臨城下,我們就變成東方之門了!
“問題不在這兒,問題不在于這一理念的真實性,我想要明白的是為什么眾多旅行家將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看作是最早的‘東方’之城,以及他們賦予這個詞的意義能夠讓我們了解的東西。如果維也納是東方之門,那么它是朝向哪個東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