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此走上了文學史學的路”
胡適最初入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農(nóng)科。當時美國的農(nóng)科是不收學費的，胡適覺得這樣可以節(jié)省一部分由清政府提供的官費，寄回老家績溪補助生活拮據(jù)的母親。
一開始他學習還是很努力的，也夢想將來做個農(nóng)業(yè)科學家，以農(nóng)報國。在課堂上學了三個星期后，接到實驗系主任的實習通知，胡適去報到時實驗系主任問他：
“你有什么農(nóng)場經(jīng)驗？”
胡適老老實實回答說：“我不是種田的�！�
主任有些疑惑：“你作什么呢？”
胡適臉上一副誠懇的樣子：“我沒有做什么，我要虛心學習，請先生教我。”
主任又問道：“你洗過馬沒有？你先去洗馬�！�
胡適解釋說：“我們中國種田，是用牛不是用馬�！�
主任搖搖頭：“不行！”
在美國學習當然得遵照美國學校的規(guī)定。于是胡適就跟著實驗系主任洗馬了，往往是主任洗一半，胡適照葫蘆畫瓢洗另一半。洗完了馬學套車，也往往是主任套一半，胡適學著套一半。如此這般實習了一個星期，胡適覺得還挺好玩的。接著一個星期是為包谷（即玉米）選種，一共有一百多種，要一粒粒挑，一顆顆選，一個星期下來胡適的兩手都起了泡，不過他忍耐著，終于堅持到實習完畢。第一個學期，他的各門功課的成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第二年依然如此，胡適為了多得學分，又按照學校的規(guī)定增選了一門果樹學。起初是在果田里剪樹（枝）、接種、澆水、捉蟲……干的全是果農(nóng)的活，為時一個星期。第二個星期轉(zhuǎn)入課堂教學，其中一項是蘋果分類，一張桌子上放置了三十個不同種類的蘋果，給每個學生一把小刀、一本蘋果分類冊，讓學生們根據(jù)每個蘋果的長短大小、果皮的顏色、開花孔的深淺，對照蘋果分類冊分別辨明屬于哪一種類別。那時美國的蘋果有四百多類品種，美國的學生大多是農(nóng)家子弟，平日對蘋果就很了解，所以只需在蘋果分類冊上查對學名，不大一會兒工夫便可分類完畢，填表交卷。更有甚者將幾個蘋果偷偷塞進口袋里揚長而去，三三兩兩享受蘋果的美味。胡適可苦了，他需要一個一個的鑒別，花了兩個半小時才將二十個蘋果分類，而且大部分還分錯了。另一位姓郭的中國留學生和胡適的情況差不多。
胡適甭提有多懊喪了。晚上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心想：“我花了兩小時半的時間，究竟是在干什么？中國連蘋果種子都沒有，我學它有什么用處？自己的性情又不相近，干嘛學農(nóng)科？……”
于是他決定放棄已經(jīng)學了一年半時間的農(nóng)科，改學文科，并為此犧牲了兩年的官費。以后又轉(zhuǎn)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攻讀哲學。在人生的關(guān)鍵時刻，胡適把握住了自己未來的命運，“從此走上了文學史學的路”，終于成為了中國首屈一指、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的聲譽。以后胡適經(jīng)常舉自己的例子，告誡青年學生要以本人的興趣和稟賦作為選擇科系的標準，說“求學選科比娶太太更重要”──這雖然是一句半開玩笑的話，卻也是至理名言。
2.“偷聽，正式聽，都是我的學生”
初期北大校址挨著皇宮紫禁城北，在景山東街馬神廟一帶。由于校舍有限，文理本科全集中在馬神廟的“四公主府”，后來在沙灘蓋了一座紅樓，作為第一院院址。
那時北大是開放的，老師上課，本校本門（系）的學生可以聽，外校外系的學生也可以聽，甚至社會青年也都可以來聽。后一類人謂之曰“偷聽”。唯一不同的是本科生學校以后會發(fā)給肄業(yè)或畢業(yè)文憑，沒有注冊的“偷聽”生學校不會給予任何憑證。響當當?shù)谋贝螽厴I(yè)文憑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混一碗好飯吃；沒有憑證的“偷聽”生則對不起──自己想辦法謀生好了……
盡管如此，青年人渴求知識的欲望是阻擋不住的，到北大來“偷聽”的人還是很不少，尤其當胡適這樣的名教授講課的時候，“偷聽”生更是多乎哉，真多也！
走到課堂里，找個位子坐下來。沒有任何人干涉──學校不管，老師也不問。
中國最高學府北大，是向社會青年敞開校門的大學。這有些像是孔夫子的“有教無類”，許多青年人從中得益良多，而那些來“偷聽”的外地青年可以說是最早的“北漂一族”。
胡適有一次上課時，先拿出一張紙來對聽講的滿教室的青年人說：“你們誰是偷聽的？請給我留下個名字�！�
“偷聽”的人頓時緊張起來，以為胡適是要按名把他們一個一個趕出教室。胡適笑容可掬，態(tài)度溫和地接著說道：
“沒有關(guān)系，偷聽，正式聽，都是我的學生，我愿意知道一下我的學生的名字�！�
來偷聽的青年們見胡適對他們一視同仁，把他們都看作是“我的學生”，個個心里都異常感動，一一在胡適的那張紙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說真的，他們都巴不得胡適老師能記住他們的名字！
說實話，這些來“偷聽”的社會青年都是真想讀書的人，所以聽講特別專心、認真。他們和一般學生相比又多少有一定的社會經(jīng)驗，對于文史一類的課程往往理解得更深�！罢缴蝗缗月犐�，旁聽生不如偷聽生”，是那時流行且被公認的說法。
作為著名教授和著名教育家，胡適桃李滿天下，除了聽過他講課的正式生以外，旁聽和“偷聽”生還不知有多少。其數(shù)量肯定超過“弟子三千”的孔夫子，也有人說胡適是“現(xiàn)代中國的孔夫子”。
3.三十夜大月亮念七歲老新郎”
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后，應蔡元培聘請在北大任教。半年之后，即一九一七年寒假，便回到故鄉(xiāng)績溪與江冬秀完婚。
早在一九〇四年胡適離開績溪去上海求學時，就由母親做主，與比他大一歲的江冬秀訂婚。江冬秀是旌德江村人，旌德離績溪很近，這門婚約是由胡適一位執(zhí)教私塾的本家叔父介紹的，江冬秀的母親到胡家相親時見過，十分滿意。馮順弟也想早些為兒子定下婚事，以了卻做人母的一樁心愿，并告慰亡夫的在天之靈，所以便在送胡適到上海讀書之際與江冬秀的母親共同替兒女定了親，并許以待胡適成年后完婚。那一年胡適才十四歲，少不更事，情竇未開；江冬秀纏著一雙小小的腳，又認不了幾個字，可以說是一位典型的農(nóng)村姑娘。現(xiàn)在有些書里常常不無戲謔地稱她為“小腳村姑”。
婚禮定在十二月三十日，舊歷十一月十七日，胡適生日的那一天舉行。他親自撰寫了大紅喜聯(lián)：“三十夜大月亮念七歲老新郎”（是年胡適虛歲二十七）。胡適畢竟是新派人物，他帶頭示范，“文明結(jié)婚”，一不請算命先生擇定吉日，二不拜天地，三改舊日叩頭為鞠躬，想要以此來改變一下鄉(xiāng)間舊式的結(jié)婚陋習。但為了討母親喜歡，婚禮辦得相當熱鬧，賓客來得很多。胡適身著西服革履，儼然是一位留學美國的洋博士、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海歸教授。江冬秀也不像過去的新娘子那樣一身通紅，她穿的是胡適在北京為她定做的短褂和黑緞繡花裙子，這多少有些“咸與維新”的味道。伴娘是一位十五歲活潑健康的女孩──曹佩英，又叫誠英，她是胡適三嫂的妹妹，管胡適叫“穈哥”。鞭炮聲噼噼啪啪。當胡適偕冬秀依照新式禮儀向老母三鞠躬時，馮順弟樂得合不上嘴：多年來懸在她老人家心里的一塊石頭終于落地了！……
是夜新派教授與小腳村姑雙雙攜手入洞房：生米煮成了熟飯。
歲末年初，胡適在家中住了將近一個月。照新式的說法，這是他和冬秀的蜜月。胡適高興之際寫了好幾首《新婚雜詩》，其中有詩句云：“十三年沒見面的相思，于今完結(jié)。”“燈前絮語，全不管天上月圓月缺�！�
胡適一個人回到了北京，諸多朋友同事向他賀喜，胡適請了兩次客以表答謝。半年之后把冬秀接來同住，一個新派教授和一位小腳村姑就這樣過起日子來了，胡適在寫給母親的信中敘說道：“自冬秀來后，不曾有一夜在半夜后就寢。冬秀說她奉了母命，不許我晏睡。我要坐遲了，她就像一個蚊蟲來纏著我，討厭得很！”這些話讓外人聽了真有些忍俊不禁。
他們夫妻兩個人的距離之大，差異之懸殊，那是顯而易見的，有些人恭維胡適“不背舊婚約，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也有人將新派教授和小腳村姑的結(jié)合視為“民國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但很多人認為他們兩個很不般配，江冬秀遠遠配不上胡適之。還有傳說陳獨秀曾力勸胡適離婚，甚至拍桌罵胡適，但胡適終究不肯。胡適本人對這個“傳說”予以否認，不過他在日記中記載了同商務印書館老板高夢旦的一次談話，很能說明他對這件婚事的態(tài)度。
高夢旦說：“這是一件大犧牲。”
胡適說：“我生平做的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最討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犧牲？”
高夢旦問：“何以最討便宜？”
胡適回答道：“當初我并不曾準備什么犧牲，我不過心里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難受。其實我家庭里并沒有什么大過不去的地方。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會上對于此事的過分贊許；這種精神上的反應，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罵的，我也不曾求人贊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而竟得這種意外的過分報酬，豈不是最便宜的事嗎？若此事可算犧牲，誰不肯犧牲呢？”
話雖如此說，但胡適在給族叔胡近仁的一封信中，卻又透露出了難以言明的隱情：“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吾之所以極力表示閨房之愛者，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焙m正是為了不傷別人的心從而使自己心安，才與江冬秀結(jié)為夫婦的，但在他的內(nèi)心深處卻埋下了不安分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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