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記

我敢故我在：

瑪格麗特杜拉斯與媒體

呂絲佩羅： 變得自由，是什么意思？

瑪格麗特杜拉斯： 就是成為我自己。我有名氣，他們對我無計可施。因為我寫作。我太有名了，他們不能把我關起來。

作品之外

呂絲佩羅，法國電視1臺，1988年7月

杜拉斯，過度曝光？

作為書寫內心的作家，杜拉斯同樣也是書寫外部的作家，通過《外界》和《外面的世界》，她把在媒體上發(fā)表的文本、文章和訪談輯錄成了書。她還不厭其煩地把某些最初是口述的對話結集出版；在她去世后，一些訪談也相繼出版。本書是這類出版物的一個延續(xù)，作者在書中打破了創(chuàng)作的孤獨，與讀者交流。

通過這部收錄1962年至1991年期間杜拉斯在紙媒、廣播和電視上所作的訪談的選集，我們可以打一個賭，堅信這部作品之外的選集可以道出一些本質的東西。作者關于其工作說過的話與藝術創(chuàng)作相比，其語言是非文學的、未經(jīng)修飾的、不加雕琢的，甚至有些貧瘠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因為過于外露而不被重視，過于暴露于陽光之下而沒有成為探究之源。一般來說，人們更容易關注自己所認為的作品的陰暗面。使我們盲目的，正是這些訪談過度暴露的特征嗎？在某個階段杜拉斯在媒體上無處不在，她和名聲的關系經(jīng)常被認為是過分自戀，她的直言不諱被當作厚顏無恥，使我們無法看到、聽到這些歷時三十年、關于正在完成的作品和正在自我建設的作家的話語要表達的東西？

因此我們希望讓讀者讀到杜拉斯的這些談話，當然不是作為作品本身的一個部分來閱讀，而是作為一個過于暴露于陽光之下而不會被真正觀察到的一面來閱讀。同時，也是提供一個在行進和摸索過程中有意義的俯瞰全局的視角。因為幾乎只從一個視角出發(fā)，很難涵蓋一位重要藝術家在三十年間所作的關于自身創(chuàng)作的講話；還有重復、矛盾、含混之處和新的發(fā)現(xiàn)。也就是說，這部訪談錄的目的不只是提供信息：盡管有時候，在某些訪談中，杜拉斯似乎是在重復自己說過的話或者說是在推翻自己說過的話，我們覺得應該側耳傾聽在談話過程中正在形成的思想，傾聽正在積極醞釀中的風格，傾聽一位在記者的眼睛中審視自我，從而更好地定位自我，然后，為文學而改變的作家。

因此，我們希望提供的是一種處于變動中的自畫像的形式，可以通過其連續(xù)性讀到對媒體、藝術和人類進步的敘述，但這種敘述同時也提供了按時間順序隨處挖掘的可能性，以及在看待世界的某個特殊時刻與杜拉斯某部作品之間的默契。

從自我評論到自我慶祝，有時還會稍稍繞道進行自我批評……人們經(jīng)常認為自己已經(jīng)完全知曉并理解了媒體上的杜拉斯最好的一面和最壞的一面；就像人們因為德普羅日說過一句有名的話就殘忍對她下定論，說她不僅說了一堆蠢話，還把它們拍成了電影，她的蠢話主要是在媒體上說的，人們經(jīng)常因為這一點而指責她。還要理解蠢話的定義：在杜拉斯的作品中，人們經(jīng)常將它斷章取義，而脫離語境之后，就體會不到細微的差別，也無從反駁了。我們在此提供的這部作品不是一部圣徒傳記，我們的目的也不是把這位偉大作家說過的每一個詞都神圣化；如果說里面有蠢話，我們既不會審查也不會掩飾，會讓已經(jīng)去世的作者自己承擔。但是，我們一方面只限于選擇涉及作品和創(chuàng)作的訪談，摒棄了那些主題更加寬泛的；另一方面，組織文集是為了重新進行背景分析，這樣就可以讀者可以做出評判使每個句子避免陷入套話，使其意義相對化，融入更加寬泛的話語中，處于特定的時間中。

我們在此希望做的，并不是讓杜拉斯的話語自由流淌就像人們所說的騎著飛輪；恰恰相反，我們是想展示她在別人眼中的投射是如何影響了她自己的看法，最終如何引導她登上舞臺。不是提供一條通往受到廣泛評論的杜拉斯的自戀的皇家大道，而是觀察這種自戀是如何出現(xiàn)，如何受到外界影響，如何前進以避免這些影響，還可以說是如何直接糅合了她自己的自傳契約。

最后，人們可能會覺得這樣聽一位拒絕分析、希望遠離理論的作家談論自己的作品有些奇怪。但這是因為杜拉斯表現(xiàn)出了（尤其要感謝采訪者的才華，他們通常也是作家或電影界人士）一種非常獨特的探討關于文學理論、從事寫作或導演等問題的方法；在我們看來，這種獨一無二而又清新自然的形式具有雙重優(yōu)勢，既可以動搖專業(yè)人士的習慣，又可以與外行人探討。

這是杜拉斯的風格嗎？

訪談記錄是一種混雜、缺點很多的文體，其中最微不足道的并不是把一開始變幻不定、漂浮、轉瞬即逝的話語固定在印刷制版上。我們的選集也免不了顯得冗長累贅；這些在談話過程中、在電臺錄音棚或簡短的電視節(jié)目中說出的詞語從此確定了下來，固定在了書頁中間。對于杜拉斯這樣的人物來說這或許并不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她引起的很大一部分興趣就建立在她獨特的聲音，她的目光，她富有感染力的笑聲，她著名的沉默之上。人們愿意相信，這一切都存在于讀者的思維中；他們需要重新自己構建作家在每次交談時的獨特氛圍。我們想讓我們的記錄盡可能地透明，希望不會成為這種思維構建的障礙。杜拉斯的獨特表達可以使這種構建更加便利：在她身上，話語和寫作的聯(lián)系之緊密令人驚嘆。自1967年開始，于貝爾尼桑指出她的話語和寫作之間具有明顯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后來更加突出，使得弗雷德里克費爾內在1985年《痛苦》出版時說道：我們經(jīng)常諷刺這位懷疑時代的拉法耶特夫人。抒情的杜拉斯，簡練的杜拉斯，因為過于世故而又極其簡單的杜拉斯，以至于沒有什么能把杜拉斯的一本小說、一部戲劇或一場訪談與她本人分開，因為這一切都具有相同的實質。

她的訪談和她的小說，她的戲劇和她的電影，具有相同的實質嗎？無論如何，這種在說出來的東西和寫出來或拍出來的東西之間深層的混雜性，這種個人與文學之間密不可分的默契，正是杜拉斯強大的人格魅力使然。

杜拉斯，舞臺上的怪獸

在二十世紀文學界，瑪格麗特杜拉斯與媒體的關系或許是獨一無二的；不僅僅是狂熱的特征獨一無二，這種關系對作品閱讀的影響也是獨一無二的，以至于直到今天，在其去世二十年之后，留存在很多人記憶之中的仍然是她的人格，超越了其作品。

實際上，杜拉斯作品的接受有點失度，時而敵對時而著迷，時而謹慎時而狂熱。我們這本書開始于1962年，當時杜拉斯剛剛獲得了新的聲譽，不是因為文學，而是因為電影： 阿蘭雷乃的電影《廣島之戀》于1959年上映，杜拉斯的劇本于次年出版。預感到即將在好萊塢獲得最佳原創(chuàng)劇本奧斯卡獎，她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贏得了前所未有的名聲。隨著《勞兒之劫》（1964）和《副領事》（1966）的出版，她在被公眾和媒體認可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一步，與此同時還兩次參加皮埃爾杜馬耶的電視節(jié)目全民閱讀。無疑就是在這兩部在杜拉斯的創(chuàng)作中占據(jù)著重要位置的小說中，凝結著貫穿始終的杜拉斯作品批評的主要特征：確定會有敵對的兩個極端，即狂熱的愛好者和過激的詆毀者。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杜拉斯已經(jīng)被視作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作家，她的寫作是獨一無二的、特別的：人們開始談論一種杜拉斯風格。她以極左派身份介入政治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政治介入在她的工作中占據(jù)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和突出；這種介入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其作品的接受。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進一步打亂了她的形象：她拍攝的電影數(shù)量超過了她出版的小說，她的電影作品使她遠離了剛剛開始接觸的大眾。某些記者承認了自己的困惑：人們不太清楚您是誰了，讓-路易艾齊納在1974年對她說。同樣也是在這個階段，杜拉斯面對媒體的語氣越來越堅定，不再像以前那樣模糊和順從，甚至有時還有些挑釁：我希望您打破的，就是某種提問習慣，這種習慣有點像是既定的，有點機械。您在……方面有什么意圖？您通過……想表達什么？您想不想稍稍談論一下？……仿佛我們真的可以稍稍談論一下。我們要么談論，要么閉嘴�？梢愿杏X到，她經(jīng)常惹人生氣，把記者向她提出的問題再拋回給記者：這是什么意思，我是誰？您是誰，您呢，嗯，您是誰？來，回答我！嗯？是的，但您是誰呢，您，向我提問的人？

杜拉斯與評論界的關系明顯有一種沖撞，最終人們也不知道這是如何造成的：

雅克尚塞爾： 但您沒有想過，瑪格麗特杜拉斯，您是在以某種方式維持著這種尊重和這種恨嗎？

杜拉斯： 啊，我對這個感興趣……怎樣維持的，在您看來？

尚塞爾： 我不知道，您不會讓步，您幾乎樂于讓別人攻擊您。在內心深處，您可能有一點不快，但您在心底想：他們什么都沒搞懂，算了，這群笨蛋�；蛟S在這一點上，您有失公允。

杜拉斯： 不，我不會這么想……我心想，他們弄混了，例如……他們以為，因為他們不喜歡，所以那不是一部好電影。因此，我把他們視為沒有完全成年的人，您明白嗎？沒有鄙視的意思。

杜拉斯從此出名了，但是她真的被閱讀，或者被觀看了嗎？她的名聲還并不意味著成功，也不意味著她在公眾面前的形象是正面的。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交界點上，她的接受進程中出現(xiàn)了一個決定性的現(xiàn)象： 由于談話和文學作品、理論和日常生活自由混雜在一起的訪談錄的出版，由于她使得自傳在寫作中占據(jù)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最后還由于她對展現(xiàn)自我的興趣和她毋庸置疑的媒體魅力，杜拉斯越來越多地介入到書和讀者之間。作者似乎向公眾展示了她自己的身體，因此越來越吸引著，或者恰恰相反，激怒著評論界。1983年1月，當《薩瓦納灣》《大西洋人》和《死亡的疾病》幾乎同時上演時，媒體一同構建了作家的形象，其作用超過了作品。她成為了唯一的杜拉斯。

第二年，她獲得的是認可： 在《情人》獲得龔古爾獎之前，媒體一片贊美之聲，取得了巨大的商業(yè)成功。這一次，杜拉斯成功地收集到了苛刻的和流行的、知識分子的和大眾的評論，在一年之后《痛苦》出版時依然沒有中斷。杜拉斯的句法變成了一種熟悉的小音樂，人們開始注意到，在當時的媒體上和文學創(chuàng)作中，出現(xiàn)了某種模仿現(xiàn)象：人們開始創(chuàng)作杜拉斯風格。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瑪格麗特杜拉斯是一位明星，一位公認的大家。不會讓那些批評她自戀到讓人眩暈，甚至目瞪口呆的人不高興，公眾和評論界對她的認可一直持續(xù)到了最后幾篇文章。不是勉強得到的認可，而是靠作品嚴密的邏輯，她從先鋒作家之列躋身于明星之列并承擔了這種身份所帶來的一切煩惱、厭倦和戲仿。隨著1985年7月17日在《解放報》上發(fā)表的關于格里高利事件的文章，最后一步已經(jīng)邁出，這會讓一部分公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不會招惹她。在報紙主編賽爾日朱利（Serge July）推薦的這篇文章中，作家把克里斯蒂娜維爾曼寫成了一位杜拉斯式的女英雄，一位來自于人民的罪犯，一位淳樸的女性，殺害嬰兒只是在面對世俗男性壓迫時采取的一種解放和挑戰(zhàn)行為。只是：事件一時之間成為了所有媒體的頭條，還沒有宣判，沒有什么證明母親有罪她之后會被宣告無罪。反響極大，其激烈程度和數(shù)量之多，還有那些指責她侵入司法記錄、立場不合法、語氣如同神諭的人，讓杜拉斯感到震驚和難過。從此之后，這種形象一直與作者的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絲毫沒有玷污她的寫作具有的優(yōu)點：杜拉斯，必然是絕妙的，又必然讓人無法忍受。

索菲博加艾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