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成立于1981年的中華日本哲學會（Chinese Society for Studying Japanese Philosophies）作為研究日本哲學、思想與文化的全國性學術團體，成立近40年來，積極開展對日本哲學與思想、文化方面的學術研究，并促進中日兩國在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術交流，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為了宣傳和展示會員的研究成果，中華日本哲學會自2015年起創(chuàng)辦了學會會刊《日本哲學與思想研究》（以書代刊形式）。繼林美茂、郭連友主編《日本哲學與思想研究(2015)》之后，本書是會刊第二輯。
綜觀本輯稿件，令人欣喜的是我們的研究正不斷地取得新的突破。本會會員的構成以日語院系師生為主，因所受學術訓練和知識結構側重點的關系，我們以往的研究主題多關注近代以前，較少涉及反映現(xiàn)實社會的現(xiàn)當代問題；研究方法以梳理和總結為主，不擅長問題分析和邏輯推理；研究內容多以思想和文化為對象，而追索關于人類、宇宙的終極性根源性“哲學”問題的研究成果還比較少。但本輯鄧習議和日本學者嘉指信雄的兩篇論文均以日本戰(zhàn)后的哲學與思想為主題，拓寬了我們的研究范圍。鄧習議的《關于廣松哲學的意趣、結構與評價》在對廣松哲學的“三大轉換”——政治上從“脫亞入歐”到“脫歐入亞”的轉換、經濟倫理上從“消費主義”到“生態(tài)主義”的轉換、哲學上從“實體主義”到“關系主義”的轉換——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指出廣松哲學的理論目標就是克服與超越西方哲學主客二分的實體性思維方式，將其推進到東方式主客統(tǒng)一的關系性思維方式。嘉指信雄《從原點重新思考：反核與和平思想——平冢雷鳥、丸山真男、森瀧市郎》一文通過多角度梳理和呈現(xiàn)日本戰(zhàn)后反核與和平思想領域三位知識領袖所提出的思想的意義及遺留問題，重新思考核與世界和平。這兩篇文章對于我們在21世紀從東西方哲學融合的高度思考世界與人類的未來非常富于啟發(fā)意義。
對于日本近代哲學與思想的研究，我們的學術積累比較深厚，下面的論文以日本近代代表性哲學家福澤諭吉、西周、吉野作造等為考察對象，進一步深化了以往的研究。趙曉靚的《論吉野作造思想的哲學基礎》和朱坤容的《塵心與道緣之間——以圣嚴法師的日平佛教研究為中心》分別關注東方思想文化的因素對自由民主主義者吉野作造和圣嚴法師的思想的影響。劉岳兵的《近代日本思想家西晉一郎的中國儒學論》和張慧的《西周的啟蒙思想活動與儒學思想》則深入剖析了近代日本思想史上力圖將儒學與西方近代思想相互融通的西晉一郎和“日本近代哲學之父”西周的啟蒙思想如何對中國儒學思想進行批判性吸收，這種研究不僅有利于我們認清近代日本對中國儒學的攝取方式，而且對于思考儒學的現(xiàn)代性問題也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
如果說以上論文都致力于探討中國思想對于近代日本的影響，郭連友的《梁啟超與吉田松陰》和葛奇磎的《梁啟超與進化論》則重點考察了吉田松陰的學說以及日本的進化論是如何反哺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中國近代思想家，并對晚清以來的政治改革運動產生影響的。王鑫的《日本“妖怪”研究的歷史回顧》一文也是從中日思想文化交流的視角出發(fā)，對日本的妖怪研究進行了詳細介紹，并期待日本的妖怪研究史能對我國今后的“妖怪學”提供可資借鑒的研究方法。
日本近世思想文化研究一直是我國日本研究學界的熱點。陳化北的《朱子的理氣說與安藤昌益的真氣說》探討了中國朱子學和江戶時代安藤昌益的思想之間的關聯(lián)，邢永鳳的《日朝知識人之視線——以〈兩好余話〉為中心》通過分析1764年朝鮮通信使與日本知識人的筆談史料《兩好余話》，考察那一時代中、日、朝三國的關系和秩序。韓立紅《石田梅巖思想的公共性》一文論證了梅巖思想中包含公共哲學的“共媒、共動、共福”，即相互尊重、相互協(xié)助、共同幸福的特點，從一個嶄新的視角對石門心學進行了詮釋。
中華日本哲學會有一個很好的傳統(tǒng)，就是注重“傳幫帶”，努力培育新生力量，以期學會薪火相傳，興旺發(fā)展。本輯也設置了“青年論壇”，專門刊發(fā)碩士生和博士生的論文，引導他們積極參與學術研究。幾位青年才俊的論題，涉及日本近世到近現(xiàn)代的哲學、思想和文化，雖然行文立論還稍顯稚嫩，但已初具科研潛力，假以時日，必能“雛鳳清于老鳳聲”。
當然我們的研究還有尚待深化之處，追究起來主要是“日本哲學”與“日本思想”的界限模糊，我們對于“日本哲學”的研究往往停留于對“日本思想史”的梳理和總結上。對這一問題，本輯開篇林美茂的《中日關于“哲學”之理解的差異與趨同傾向——以峻別“哲學”與“思想”的不同為線索》一文非常值得深思。該文指出：“哲學”與“思想”之根本區(qū)別在于兩者對于“知”的理解存在根本的差異。日本近代以來嚴格區(qū)別“近代哲學”與“日本思想”的學術領域，并把“知的探索”作為理解“哲學”的本質標準，但近年來日本學界也出現(xiàn)了在傳統(tǒng)思想中尋覓哲學因素，從而向中國式哲學觀趨近的傾向。然而如果不充分反思日本及中國等東亞傳統(tǒng)知識論的基礎和邏輯結構與西方究竟有何不同，而只是通過無界限地擴大西方意義的哲學范疇來尋求自身擁有哲學的理論依據，必然會遭到與“中國哲學”同樣的對“日本哲學合法性”的質疑與困惑。
本輯特邀的四位日本學者圍繞日本近代哲學展開的論述無論從研究視角還是研究方法上，都給我們以啟示。藤田正勝的《三木清的〈構想力的邏輯〉》闡述了三木清哲學中理性與感性的“辯證統(tǒng)一”問題，上原麻由子的《西田哲學的再解釋——作為行為的直觀的面部表情》以面部表情為切入點，闡釋了西田哲學關于行為的直觀理論中“從被制作的事物向制作的事物”即從被動向主動的轉變。水野友晴的《明治中葉的宗教感覺——以〈善的研究〉的執(zhí)筆期為中心》和杉本耕一的《西田幾多郎的“宗教哲學”與清澤滿之的“宗教哲學”》都圍繞西田幾多郎與清澤滿之等同時代人的“宗教哲學”中共同的一些問題進行比較和考察。與日本學者的學術交流啟發(fā)我們今后應在“日本哲學”研究方面加強力量，更多地展示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獨到見解和豐富成果。
本輯會刊的出版承蒙北京工業(yè)大學刁榴老師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在此謹向北京工業(yè)大學和刁榴老師表示衷心感謝！

中華日本哲學會會長　王青
2017年2月8日

王青，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東方哲學研究室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日本哲學、日本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