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楊共樂

本卷是《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7年上卷（總第16卷）。本卷設立“人文學科與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影像史學研究”“口述史學研究”“清華簡研究”“中國古代史學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研究”“歷史文獻學”“書評”“會議綜述”九個欄目，刊發(fā)29篇文章。內容豐富，特色鮮明，既彰顯了當前人文學科發(fā)展所面臨的形勢，又反映了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的新進展。
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是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戰(zhàn)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國務院公布了《統(tǒng)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教育部等部委聯(lián)合出臺了《統(tǒng)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科作為國家重點學科，在“雙一流”建設中自覺承擔自己的使命，探索人文學科在“雙一流”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與歷史學院于2017年4月7日聯(lián)合召開的“人文學科與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端學術論壇”，就是這種使命擔當?shù)闹匾�表現(xiàn)。在此次論壇上，本校領導及兄弟院校領導，都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科的輝煌成就、名家云集深表敬佩，對歷史學科的未來發(fā)展寄予厚望。劉家和、瞿林東、鄭師渠、晁福林、陳其泰、楊共樂、高岱、李國英等先生從人文學科的特點、人文學科在國家發(fā)展和社會進步中的作用等方面，指出了人文學科對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重大意義，認為人文學科既與理工科有別，又與社會科學有異，需要國家長期的支持，不可被忽視。他們的發(fā)言語重心長，鞭辟入里，發(fā)人深思。
影像史學和口述史學是有別于常規(guī)史學的新興史學門類，二者有著堅實的發(fā)展基礎和廣泛的社會需求，前景值得期待。但它們要成為史學大家庭的正式成員，必須從理論上完成自我構建。吳瓊的《從歷史影像實驗到“影像史學”研究——兼論“影像史學”的學術內涵與研究路徑》和陳全黎的《見證的危機：口述歷史的證據(jù)問題》可謂影像史學、口述史學的理論探討之作。前者認為，影像史學是傳統(tǒng)歷史學研究和影視傳播學實踐在數(shù)字技術條件下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傳統(tǒng)史料學思想在圖像信息時代的延續(xù)和發(fā)展，有自身顯著的專業(yè)性和應用性，需要建立相應的學術評價辦法；歷史學的語言學轉向是其理論研究的重要問題；影像史學拓展了歷史學社會化的功能。后者認為，口述歷史的證據(jù)要遵循證據(jù)學的基本規(guī)則，口述歷史的問題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歷時維度上，只有活著的目擊者提供的口述證據(jù)才能稱為“口述史料”，否則只能視為“口頭傳說”或“傳聞證據(jù)”；二是在共時維度上，兩個沒有“串證”而且“誠實”的證人，就其見證的事實做出的相互吻合的陳述，才能證明該事實的真實性；三是在取證方法上，采用“酒后吐真言”、催眠誘導、偷錄等欺騙方法套取他人的口述證據(jù)，不僅違背口述史學家的職業(yè)道德，而且存在一定的法律風險。
清華簡屬于戰(zhàn)國時期的典籍，問世以來一直是先秦史研究的熱點。張利軍的《清華簡〈厚父〉與夏代服制》和張朋兵的《清華簡〈殷高宗問于三壽〉與先秦“訪問”制度》可謂清華簡研究的新成果。前文討論了《厚父》簡的史料價值，認為它對商湯及夏遺民厚父將夏代臣子職事稱“服”的記載表明夏代存在服制的可能性很大。后文認為，《殷高宗問于三壽》源自可靠的戰(zhàn)國問對文獻，其中所言商王咨政之事為研究先秦“訪問”制度提供了新的證據(jù)，一定意義上反映了先秦大量語類文獻產生的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
“中國古代史學研究”欄目安排了6篇文章。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中國史教授吳淑惠的《前四史中的“隱形史家”》是一篇宏文，去年本刊已發(fā)表其前半部分，本卷刊發(fā)的是后半部分。該文對前四史的敘事手法做了新解讀，提出“隱形史家”的概念，是史學史研究的一個創(chuàng)新。姜海軍的《司馬遷對六經的推尊、詮釋與思想》，從司馬遷對“六經”的推重和定性，對“六經”歷史的梳理和考證，對“六經”的傳承和闡釋等方面，論述了司馬遷與“六經”的關系，對司馬遷在中國經學史上的地位給予了評述。竇祿軍的《唐代三史科名實考辨——兼答“傅璇琮之問”》認為，唐穆宗時諫議大夫殷侑奏請設置的三史科，實際上就是當時設置的一史科。一史科是真實存在的，三史科不過是一個虛名而已，并對出現(xiàn)這個現(xiàn)象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楊樹坤的《帝王心事：南宋御書石經政治意圖舉隅》，探尋了宋高宗書寫儒經行為背后的政治意圖：塑造一個“恭儉、好學、清心寡欲”的君主形象；傳達自己“崇儒重道”的政治理念和態(tài)度，以砥礪士風，重建道德秩序。喬治忠的《清朝〈四庫全書〉館隱沒圖書的另類手段——以三種史籍的遭際為例》指出，乾隆時期一方面纂修《四庫全書》，保存國家圖籍；一方面又公開禁毀、摒棄和修改了存世的典籍。此外，還有一種手段，那就是對違礙典籍暗中封殺、悄悄毀棄。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明代李東陽主修的《歷代通鑒纂要》、康熙朝官修的《孔宅志》，就是遭遇這種暗中封殺的典型。王記錄的《在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之間——從清代學者的活動看官、私史學的聯(lián)系與沖突》，從清代學者的活動，探析清代官私史學的聯(lián)系與沖突。有清一代，史無專官，參與官方史館修史活動的學者往往具有二重身份：入則史官，出則史家。這就造成了這些史官出身的學者在學術見識上的矛盾和精神人格上的分裂。在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不同史學觀念的相互滲透中，官方史學的強勢以及私家史學對官方史學的觀念趨同是清代史學的一個特點。
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研究方面，胡耀飛的《試論繆荃孫的五代史研究：以〈補五代史方鎮(zhèn)表〉為中心》，以繆氏的《補五代史方鎮(zhèn)表》為考察中心，探討這位著名文獻目錄學家的史學著述，豐富了繆荃孫研究。朱浩的《試論章太炎的“信史觀”》梳理章太炎提出的撰著信史的原則和方法，認為章氏是在主動嘗試一條中國史學近代轉型的獨特之路。周文玖的《章太炎研究相關史實辨析三題》，辨析了與章太炎研究相關的一些史實，歸為三個：一是關于朱希祖《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跡筆記》的寫作及其附記中的錯誤；二是魯迅批評的章氏《同門錄》；三是金毓黻與章太炎北京國學講習會的關系。文章運用可靠的史料進行細密的分析，糾正了與章太炎研究相關的諸多基本史實的錯誤。賈紅霞的《民國時期金毓黻在國史館的修史活動述論》，對金毓黻在國史館的修史活動和貢獻做了系統(tǒng)梳理，認為他的國史館建設思想和修史理念，具有重要的價值，值得后世集眾修史借鑒。陳光鑫的《“屯田”與“鄉(xiāng)遂”——試述于省吾、楊寬的史學論辯》系統(tǒng)梳理和評述了著名學者于省吾和楊寬在20世紀60年代的史學論辯，認為該論辯對推進西周相關制度的研究具有深遠影響。同時，兩位學者在論辯中所表現(xiàn)的修養(yǎng)和雅量，也值得后輩學習。
在歷史文獻學方面，娜日蘇的《蒙古文史著〈金念珠〉漢文史源考》認為，18世紀蒙古活佛莫日根葛根的歷史著作《金念珠》參考了眾多史料，包括漢文、藏文、蒙古文三大語種文獻；該文運用史源學和比較語言學的方法，考訂出《金念珠》參考和運用了《史記》《淮南子》《元史》《三國演義》等漢文文獻。
書評是史學批評的一種形式。本卷“書評”欄目刊出4篇文章，對史學研究之新著予以評介。2016年12月，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主辦了一次全國性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專業(yè)研究生學術論壇。通過論文篩選，來自全國24所高校及科研單位的60余名研究生參加了論壇。這是我們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專業(yè)研究生教育的一件大事，這次論壇開得很成功。馬新月的會議綜述對此做了介紹和評析。
本卷沒有設立“史學理論”和“外國史學研究”欄目，這將在本年的下卷得到彌補。本刊熱忱歡迎國內外同行一如既往地支持本刊，繼續(xù)踴躍向本刊投稿，使本刊越辦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