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

我撰寫這本書是為了對我們時代的神經癥病人進行精準地刻畫，也是為了對他們內心的矛盾、焦慮、痛苦和他們在人際交往及個人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種各樣的阻礙進行精準地刻畫。我無意于在這本書中對任何一種類型的神經癥進行探討，而只是想對存在于我們時代中的每一個神經癥病人以不同的形式所表現(xiàn)出的性格方面的共性進行探討。

存在于現(xiàn)實中的種種矛盾及神經癥病人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所做的嘗試，現(xiàn)實生活中神經癥病人的焦慮和他們在與焦慮的對抗過程中所構建的防御機制，是我重點關注的內容。但關注現(xiàn)實處境，并不代表我對從本質上來講神經癥都形成于幼年這一觀點的否定。不過不同于其他許多精神分析學家的是，我對將注意力片面地集中于童年并不贊同，對視病人的后期反應為早期經驗本質上的再演繹也不贊同。我想要說明的是：病人的童年經歷與后期矛盾之間的關系遠比普通精神分析學家所做的假設復雜。這些精神分析學方面的專家們所關注的因果一般都極為簡單，但事實上：雖然童年的經歷是神經癥病發(fā)的決定性條件，但病人后期所產生的種種心理方面的障礙卻并非全都是因它而生。

當我們將現(xiàn)實的精神障礙視為關注焦點時，不難發(fā)現(xiàn)：神經癥的病發(fā)不單單緣于個人的偶然經歷，還緣于我們身處的與眾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實際上，文化環(huán)境不但能為個人經驗增色，還對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譬如說，一個人的母親是極富犧牲精神還是頗為獨裁，這都源于命運，可無論是獨裁還是極富犧牲精神，都是文化環(huán)境特定時才會出現(xiàn)在母親身上的特征。同樣地，也正是由于這種文化環(huán)境的存在，這個人日后的生活才會被這類經驗所影響。

在我們對文化環(huán)境給神經癥造成的重大影響有了充分的認知以后，生物與生理因素立馬就會以背景的形式出現(xiàn)在神經癥領域中，再不會如弗洛伊德所堅持的那樣，被認為是神經癥的根源。而且唯有以大量的、精準的事實為依據(jù)，這些次要因素所造成的影響才會被重新納入考慮范圍之內。

以這種思想傾向為基礎，我們重新對存在于神經癥領域的眾多基本問題做了詮釋。雖然在詮釋過程中有很多不同的問題被涉及（譬如受虐傾向、病態(tài)的愛之內涵、犯罪的病態(tài)感等），但它們所具有的基礎卻是相同的，也就是在病態(tài)性格傾向的產生過程中，焦慮起到的作用極具決定性。

因為我所做的詮釋有很多都與弗洛伊德的觀點存在巨大分歧，部分讀者或許會對這到底是不是精神分析產生疑問，而是與不是則取決于你所認同的精神分析的根本究竟是什么。假如在你看來弗洛伊德的理論才是精神分析的整體根基，那么，我在此談及的所有便與精神分析無干。但假如在你看來精神分析從本質上來講只是一種對無意識過程的作用及表現(xiàn)形式進行考察，并將其意識化為一種心理治療形式的基礎思路，那么，我在此談及的一切就都隸屬于精神分析的范疇。在我看來，將思想局限于弗洛伊德的理論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如果是這樣，我們在神經癥領域中的所有發(fā)現(xiàn)很有可能便全都是弗洛伊德希望我們從他的理論之中發(fā)現(xiàn)的。這是一種食古不化的頑固。我相信對弗洛伊德的理論基礎進行進一步的鞏固才是對他偉大成就的最大尊敬，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攜手實現(xiàn)精神分析的未來使命，才能實現(xiàn)精神分析領域理論與治療的雙重實踐。

與此同時，另一種可能會出現(xiàn)的疑問，即我的思想是不是與阿德勒(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奧地利心理學家，創(chuàng)立了個體心理學派。他的一個廣為人知的論點是：個人行為是不是具有社會意義，主要體現(xiàn)在：對社會的責任性，在工作中與他人有怎樣的聯(lián)系，以及是否能夠很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原注)理論類似，也得到了答案。的確，我的思想中有一部分與阿德勒過去所強調的觀點類似，但從本質上來講，弗洛伊德理論才是我的思想構建的基礎。實際上，最好的證明恰恰是阿德勒的理論，它表明：如果探索的方向是片面的，如果不以弗洛伊德的發(fā)現(xiàn)為基礎，哪怕是極富創(chuàng)新性的心理洞察也將索然無味。

因為本書并不是以界定我與其他精神分析學家的觀點異同為主要目的的，所以從整體上來說我所做的爭辯多集中在我與弗洛伊德的理論中存在極大分歧的問題上。

我在此談及的一切，都是在對神經癥漫長的分析過程中，我所斬獲的各種印象。若需要對我構建自身理論所依據(jù)的事實進行闡述，我就必須在本書中對諸多具體的病例進行描述，而這種描述對于一本以對神經癥進行概括性介紹為主旨的書籍而言無疑是冗長且不當?shù)�。并且，就算這些材料沒被提供，無論是行內精英還是外行者也都能對我的理論正確性進行檢視。如果他擅長觀察，他便能用他的經驗、觀察結果與我的設想相對照，并以此為根據(jù)，或認同或否定或修正或支持我所闡述的一切。

本書語言淺顯、條理清晰，并未過多地關注細枝末節(jié)；在文中，我也很少使用那些常能導致人無法理性思考的技術性術語。所以，絕大多數(shù)讀者，尤其是外行人，大概會認為神經癥人格這一問題原本就淺顯易懂，但這一結論明顯是不正確的，甚至是危險的。我得承認，所有的心理問題都是繁雜與微妙的。若有人不愿認同這一事實，那么他完全沒必要閱讀本書，否則他會更加迷糊，還會因為無法尋覓到現(xiàn)成的公式而失望至極。

本書不僅是寫給那些對神經癥饒有興趣的外行人看的，也是寫給那些和神經癥患者因職業(yè)原因有過一些接觸，因而對書中所述的各種問題頗為熟悉的內行人看的。這部分人既有神經癥方面的專家、社會工作者，也有教師及部分已經意識到心理因素在文化研究領域意義之重大的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另外，我希望神經癥病人本身也能因本書而有所收獲。若從原則的角度上來講，神經癥病人并不視心理學為對其個人的一種侵犯而排斥的話，他便常能以自身的苦痛為根據(jù)，更敏銳、更深入地了解人心的復雜與多變，這些，是那些身心健康的人無法做到的。但是很遺憾，他無法通過閱讀而治愈疾病，也無法通過閱讀而從自身的處境之中擺脫出來；通過閱讀，他看得最多的多半都不是自己的影子，而是他人的影子。

我希望能借此表達我對伊麗莎白托德女士的由衷感激，托德女士是本書的編輯。在本書的正文中，我也提到了部分作家，我也必須要向他們致以謝意。但我最想要感謝的還是給我的工作以根基與工具的弗洛伊德先生，與此同時，我還要將謝意送給我的病人，因為我對他們的了解正是源于我們之間的協(xi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