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語言哲學論稿》選取“西方哲學——分析哲學——后語言哲學”鏈條中的后一段,以十篇論文具體展示:在中國發(fā)生的后語哲到底是個什么模樣?怎樣利用漢語語料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怎樣利用分析哲學的營養(yǎng)與智慧?怎樣把西方的哲學本土化?怎樣學習外國而又有中國本土的創(chuàng)造?《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及其符號化》《“馬”給不出馬的概念》《論反合及其語言蹤跡》及《模糊指稱:無窮遞增和無窮遞減的跨界狀》這四篇論文幫助讀者對上面五個問題獲得一個明晰的了解。其他六篇與上述四篇幫助讀者全面把握后語哲的基本概念:在漢語語料那里找到入口,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說明世界一束的道理,就是出口。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好;好書的典范;這就是一本教你怎樣捕魚的書,看后如“醍醐灌頂,打通任督二脈”。
錢冠連,1939年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沙湖鎮(zhèn),1962年畢業(yè)于華中師范大學外語系本科。1989年春調(diào)入廣州外國語學院(現(xiàn)為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2000年起受聘為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并被授予該校西方語言哲學與語用學兩個方向的博士生導師資格。曾任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副會長、全國語言文字標準化技*委員會外語分委委員、中西語言哲學研究會會長,F(xiàn)任中西語言哲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中西語言哲學研究會會刊《語言哲學研究》主編。曾受中國70余所大學之邀講學,并應邀在30多次國際、學*研討會作主題報告。
西方哲學、語言哲學和后語哲三個關鍵詞詞*的價值1
西方哲學該怎么回應量子理論的挑戰(zhàn)?
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及其符號化
'馬'給不出馬的概念:謂項與述謂的哲學意蘊
從西方的分析哲學到中國的后語言哲學
后語言哲學參與二次哲學啟蒙
論反合及其語言蹤跡
模糊指稱:無窮遞增和無窮遞減的跨界狀
人自稱與物被稱的數(shù)目的巨大不對稱
論工具性語言擴展式
附錄:夾縫中的學問也是真學問
代跋:舍不得那點'無用的'美麗——我學習語言哲學的故事
錢冠連年譜
《后語言哲學論稿》:
1.理論背景
1.1 中國哲學向分析哲學的方上的轉(zhuǎn)變
分析哲學在中國的傳播,濫觴于20世紀30年代。近十年來,我們見證了分析哲學急劇發(fā)展甚至可以說是繁榮的局面。
我們有必要就中國哲學家的研究方法來一個簡要的反思,因為過去的研究方法深深影響著現(xiàn)在對分析哲學的研究方法。江怡指出,種傳統(tǒng)方法可標簽為引進與梳理,已故哲學家胡適使用的就是此法。此類哲學家的行動綱領事實上是“我注六經(jīng)”。循此路徑,現(xiàn)代哲學家涂紀亮、江怡與朱志方等人對分析哲學遵循著引進與梳理的模式。二類策略可標之以分析與批評,已故的深有影響的哲學家馮友蘭常用此法。循此路徑的現(xiàn)代哲學家有張志林、陳嘉映以及徐友漁等等,對分析哲學采取了分析與批評之法。三類可表述為“深入闡發(fā)”。事實上,三派哲學家的綱領是“六經(jīng)注我”。諸如葉秀山、周國等當代哲學家遵循此法。他們主張,哲學是為哲學家服務的。他們抓住西方哲學的話題,專注于發(fā)揮自己的思想。有時,他們的發(fā)揮甚至超出了西方思想的本身。更有甚者,他們“故意地誤解”(不是貶義)西方哲學。本文作者提到這三類方法,本意不在分出優(yōu)劣,我們不能阻止任何人從上三者中選擇其一。比如江怡擇其一與二,因為他認為前兩者是真正地研究西方哲學。我們相信,此話不虛,但誰也不能否認三類是啟發(fā)思考,雖然有時這種思想的引發(fā)有點偏離了西方哲學的軌道。
中國哲學家并不認為對分析哲學具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他們直到目前為止所采用的西方哲學的方主要還是來自西方。也就是說,他們不得不用分析哲學所特有的方法來處理分析哲學。在中國,一直流行著所謂的“跟著說”,然后是“接著說”。江怡認為,這一路子是引進分析哲學的方法,不是研究分析哲學的方法。我深以為然。
江怡(1999)指出,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實證原則與科學精神的缺乏,毫無疑問會使分析哲學的研究跟著別人走。這就是為何我們過去的分析哲學主要是引進與介紹而無原創(chuàng)、為何我們不能直接與西方分析哲學家對話的原因。但是,近十年情況起了很大的變化。本文作者提請讀者注意“不能直接與西方分析哲學家對話”這一措辭。正是為了擴大這種直接對話,本文作者才在本文詳細地介紹今日之中國出現(xiàn)的“后語哲”的情況——一種嘗試性的對待經(jīng)典分析哲學的進路。
有一種意見認為,如果說中國搞分析哲學的哲學家有自己的方法的話,那么這便是強調(diào)概念分析,而不是邏輯分析。精細地梳理一個概念的意義,真正地弄清一個命題,是分析哲學之為分析哲學的真諦。概念分析的代表人物是張岱年,其代表作是《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1989),而邏輯分析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江天驥,其代表作是《當代西方科學哲學》(1984)。
在嚴謹?shù)赜^察了概念分析與邏輯分析的結合之后,江怡在他的論文集《思想的鏡像》中提出了他所謂的“哲學拓撲學”(PhilosophicalTopology)。“哲學拓撲學”奠基于邏輯分析而不是概念分析。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把思想本身從邏輯上搞得更為清晰,更為有效。江怡認為,概念分析要求的是表達明晰,而邏輯分析要求的是表達的有效性。另外,他說,我們要特別注意以西方哲學中的某些方法,特別是分析哲學中的分析方法,來處理中國哲學問題。這樣,我們才能夠取得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思想。
我們都知道,只是在不久以前,哲學僅僅是大學哲學系或哲學家的事情、與外語界教師無關的狀況才開始改觀。
1.2 中國:從分析哲學的特別范式到后語哲
在我看來,分析哲學與語言哲學幾乎是一回事。我這樣說的依據(jù)是,《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Bunnin&Yu,2001:755)說:“近代語言哲學由哲學的語言性轉(zhuǎn)向引起,其基礎是這樣一種假設,即所有的哲學分析都可歸結為語言分析。廣義上而言,語言哲學幾乎是分析哲學的同義詞!彼麄兊目捶ㄅc我的觀點合拍。
同時,“語言哲學”(philosophy of language)可以與“語言的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互換,后者強調(diào)的是分析傳統(tǒng)。
一般地說,“語言哲學”涵蓋了英美傳統(tǒng)的“語言的分析哲學”與歐陸闡釋傳統(tǒng)的語言哲學。
現(xiàn)在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分析哲學的特殊范式,即,一部分人偏向分析哲學,另一部分人偏愛語言哲學。這種區(qū)分看起來真是有點奇怪,但自有其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