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說明
　　自1898年建校以來，北京大學作為中國第一所國立大學，當仁不讓地成為一座重鎮(zhèn)。我們很難在“重鎮(zhèn)”的前面加上合適的定語，如果掛一漏萬地勉強做一下嘗試，那么，如下關鍵詞應該無法忽略：教育、學術、思想、文化傳承；如果再在這些嚴肅的字眼前做個補充，我們應該謹慎地加上——心目中。
　　因此，這句話完整地表述出來，或許是這個樣子的——北大是我們心目中一座教育、學術、思想和文化傳承的重鎮(zhèn)。
　　從語法的角度來看，離中心詞越遠的形容詞，它的定語功能越弱，因此，這個“心目中”的限定作用其實很讓人懷疑——難道事實不是這樣嗎？難道北大只是無數(shù)人在心中塑造的神圣殿堂嗎？
　　確實如此，在我們沒有條件走入北大的課堂，在我們沒有聆聽教授們的傳道、授業(yè)、解惑，甚至在我們沒有閱讀這套《老北大講義》之前，它只不過存在于我們渴求學業(yè)、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如今的我們很難跨越時空觸摸“五四”時期的紅樓，也再無可能聽到黃侃擠兌胡適的精彩言辭——但好在，校址課堂可以變換，教授先生可以逝去，但這套《老北大講義》，仍然使這座學術思想的重鎮(zhèn)觸手可及般呈現(xiàn)在我們的面前，而不僅僅再讓我們于心目中憧憬和描摹。事實上，又有什么比文字著述能流傳得更遠更久，同時又能連綴百年與今日、先賢與遺產(chǎn)呢？
　　這套《老北大講義》，就是這樣與我們“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它來自于塑造這座重鎮(zhèn)所需的基石——現(xiàn)在我們依然無法用準確的詞匯總結出給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后的大洋彼岸，美國斯坦福大學明確拒絕了國務卿賴斯重回母校任職的申請。一位教授這樣闡述他的理由：賴斯為之服務的政府破壞了正義、科學、專業(yè)、正直等基本的學術價值觀，斯坦福不應該再讓她回來。美國人在現(xiàn)代文明中體會到“學�！钡谋举|(zhì)精神，而早在百年前社會思想紛雜的亂世中，北大的學者便在這個基礎上加上了“勇氣”二字，因為，他們面對的是啟蒙。
　　正是基于勇氣之下的正義、科學、專業(yè)、正直，老北大的講義直到如今，依然在現(xiàn)代學術和思想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原因似乎很簡單：它只為良知負責，而不摻雜任何功利；原因卻也很復雜：能夠做到這一點，并不是僅有愿望和堅持那么容易。因此，我們很難想象，這套《老北大講義》，是如何能夠穿越百年風云，在思想的多次變革和社會的動蕩過后，依然能夠熠熠閃光。
　　或許所有的答案早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話中：“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之義�！边@是北大的立校之基，是北大的教育準繩。但是，如果我們拋開了學校與教育的因素，就會清晰地看到現(xiàn)代學術與思想發(fā)軔的源頭。正是本著這種精神，這套《老北大講義》呈現(xiàn)出大多數(shù)人意想不到的面貌：
　　其一，它涵蓋了文學、史學、藝術、哲學甚至更多的邊緣學科。而我們大概很難想到那些目前幾近符號化定格的先賢竟會如此“跨學科”，在某個非專項的細小考證上侃侃而談；
　　其二，在同類學術問題的思考上，各教授的觀點未必一致甚或相左。課堂上也經(jīng)常有明譏暗諷、互相貶低之類的掌故。但這并不妨礙落了下風的一方以獨立的精神和學術的品格堅守自己；
　　其三，在當時的情況下，教授們對西方現(xiàn)代哲學思想或歷史觀念的了解并不很深，哪怕對本國正在發(fā)生的白話文運動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但這并不妨礙以客觀踏實的精神大膽探求；
　　其四，即或放在今天，我們依然看到著述中鮮活的思路和治學原則�；蛟S其所述內(nèi)容業(yè)已陳舊，但其字里行間跳動的思想?yún)s是今天的某些所謂巨著中缺少的靈魂。
　　正因為如此，《老北大講義》不僅僅是小小課堂的教學工具，更是現(xiàn)代學術和思想發(fā)軔的第一媒介。因為有了李大釗的《史學要論》，才有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首次公開而正式的傳播；因為有了胡適的西方哲學講義，才有了國人對西方文明尤其是現(xiàn)代思潮的進一步了解；因為有了錢玄同和劉半農(nóng)的漢語研究，才有了推動白話文運動的基本依據(jù)……
　　當我們無法親臨北大課堂，當我們無法回到那個大師輩出的年代時，這套《老北大講義》像是一座橋梁溝通了時空，輕易地在我們腳下搭建了一條通往中國學養(yǎng)源頭的路。
　　然而，對這些珍貴思想文化遺產(chǎn)的整理和推廣，看似輕易簡單，實則困難重重。在首批推出的著述中，我們不得不仔細考慮作者的成就與影響，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書的內(nèi)容價值，甚至還得兼顧品種的豐富性和學科的完整性，因此，難免有遺珠之憾。
　　此外，有些影響較廣的著述，此前亦有各種單行本見于市面。編者雖然力求呈現(xiàn)出更多的新品種，填補文化傳承上的空白，但考慮到這是國內(nèi)首次完整地以“老北大講義”的概念進行編纂出版，所以，我們也在嚴謹衡量的基礎上推出了這類“舊作”。
　　以往，老北大講義有很多著述僅有存目，出版本十分罕見。但讓我們十分快慰的是，在此次編選的過程中找到了一些孤本，不日將陸續(xù)付梓——在興奮與欣喜之余，我們也不免懼怕，如果再不出版，它們，這些凝聚一流學者的畢生心血的思想學術經(jīng)典，恐怕后人再難讀到了。
　　正因如此，我們希望這套書的出版，能夠延續(xù)我們“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否則，很難說再過百年后，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樓閣，會不會只是個在口頭傳頌的一段傳奇。
　　關于本書與作者
　　姚永樸（1861—1939），字仲實，晚號蛻私老人，他早年治詩、文，后專讀經(jīng)，于注疏及宋元明清諸儒經(jīng)說無不融會貫通，旁及諸史、音韻，自成一家，是桐城派后期大師。當時學者評價他說：“先生根底盤深，流露于詩文者，蔚為大觀，自成一家之言。而義法謹嚴之中，饒有淵懿沖淡之致，此為先生之所獨絕也�！�
　　雖出名門，但他不求仕途，而傾心于教育，曾在多所高等學堂任教，最主要的是被安徽高等學堂監(jiān)督嚴復聘為倫理教習，任教六年，其間編講義多卷，有《倫理學》《諸子考略》《群經(jīng)考略》《群儒考略》《十三經(jīng)述要》《七經(jīng)問答》《大學古本解》等。再后任教京師法政學堂時又撰成《蛻思軒讀經(jīng)記》及《外國文學》兩書。
　　1914年，他應北京大學聘請任文科教授，四年后離去。其間著《史學研究法》一卷，《文學研究法》四卷二十五篇，是他于北大作為教材的講義。
　　《文學研究法》是在舊學與新學交替之際，桐城派作家系統(tǒng)闡述桐城派文論的唯一專著，對桐城派文論做了新的整理和闡述。楊福生先生對此書解釋說：“所謂‘文學研究法’，其實應是‘文章學概論’，重點強調(diào)文章寫作而非文學創(chuàng)作，更不是‘文學研究的方法’”，“其‘法’都作‘法度’解，意即‘研究文章寫作的法度’�！�
　　《文學研究法》在體例上模仿《文心雕龍》，內(nèi)容上強調(diào)文學和語言學的結合，強調(diào)文學風格存在于作品和創(chuàng)作主體之中，自覺不自覺地將桐城文論與時代接軌，開了中國傳統(tǒng)文論向現(xiàn)代文論轉向的先河。而其文資料豐富、行文嚴密、文字雅潔，確乎桐城風采，對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和語言學極有參考價值。
　　據(jù)說，在《文學研究法》編寫過程中，他“恒至日暑忘餐”，寫完一段就誦讀，家人朋友聽得入迷，“仆御皆環(huán)聽戶外”。而他在授課時，“危坐誦說，神采照人，諸生受其講授者，之于課業(yè)無不豁然貫通，造就成材者不可勝數(shù)”。
　　到了后來，胡適由美國歸來，任北大教授，他倡導文學革命，力排桐城派古文。此時恰好有徐樹錚創(chuàng)辦學校，延請姚永樸任教務長，所以他便離開北京南下。據(jù)他的學生回憶，有次他為桐城中學第十四屆學生講課，當時他已經(jīng)失明，由校工扶到課堂，但“先生憑記憶，邊誦邊講，縱橫捭闔，剖析入微，不僅課中正文無一字訛誤，文中各家注解，也嫻熟如數(shù)家珍，聽課學生無不欽佩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