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 年至2016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暴發(fā)期間，我們提出

了撰寫此書的計劃。在寨卡病毒暴發(fā)，從太平洋諸島傳播到美國北

部和南部地區(qū)期間，我們完成了此書的撰寫。在寫作過程中，我們

仍對2002 年始于東南亞后又蔓延到加拿大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

綜合征）冠狀病毒暴發(fā)記憶猶新，此外還有2009 年從墨西哥突然

暴發(fā)的H1N1 流感，以及2012 年席卷阿拉伯半島的另一種冠狀病

毒MERS（中東呼吸綜合征）。當我們撰寫這篇新版序言之時，我

們正面臨著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全球大流行，疫情

在2019 年底暴發(fā)。這種冠狀病毒大流行在某種程度上與流感傳播

類似，它通過呼吸道吸入被感染者的飛沫和充斥著病毒的微小氣溶

膠顆粒，來實現人與人的傳播，正如我們在本書第19 章所詳細描

述的一種流感大流行傳播過程一樣。所有此類傳染病的暴發(fā)到底有

何共同之處呢？

它們的暴發(fā)都具有突然性，但事情本不該如此。下一場疫情

也不該是突然暴發(fā)的；我們敢肯定，以后必定還會有疫情來臨，而

且不會只有一次。正如本書所述，未來將會暴發(fā)的疫情甚至會比

COVID-19 疫情更為嚴重，波及范圍更廣，影響更為深遠。更有可

能的是，正如我們在書中所寫，它將是一種新型流感病毒，其破壞

性影響將與1918—1919 年造成5 000 萬到1 億人口死亡的大流感相同，但它將會在一個人口三倍于當時的世界里暴發(fā)，在那時國際商業(yè)航空旅行更加頻繁，第三世界特大城市崛起，人類對自然棲息地的侵占已經把動物的疾病儲藏庫帶到了“自家門口”，數億人和攜帶病毒的宿主動物聚居在一起。此外還有一個全球的即時供應鏈，供應從電子產品、汽車零部件到救生藥品的所有用品，如果沒有這些用品的即時供應，世界上最先進的醫(yī)院就無法運轉。

我們不禁要問，人類用了一個世紀所實現的科學進步，足以讓我們做好準備來應對這場大災難了嗎？遺憾的是，正如本書第19章所描述的那樣，我們并未做好充分的準備。事實上，我們在撰寫《致命敵人》一書的初版時所做的那些分析，指出的那些當務之急，以及提出的一些預防建議，就目前來看仍是正確且值得借鑒的。我們并不因能有這種先見之明而自滿，但事實上，我們確實提出過警告。

我們再來看一下目前的實際情況。

試圖阻斷一種類似于流感的病毒的傳輸，如COVID-19 的傳播，就像是試圖阻斷風一樣困難。我們最多只能做到讓其傳播速度

減緩，如中國政府對數億公民實施強有力的限制措施，減緩了其擴散速度，再比如其他國家，像韓國和新加坡，為確診感染者和發(fā)現所有可能的接觸者做出了努力，這是美國極其缺乏的。唯一可以遏

制這種病毒傳播的方法是使用一種有效的疫苗，而這種疫苗尚未被

開發(fā)。從零開始研發(fā)疫苗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

在任何傳染病全球性大流行的情形下，有效的領導力都是關

鍵，一國首腦的首要職責就是提供準確的最新信息，這些信息應該

由公共衛(wèi)生領域的專家來提供，而不是由有政策傾向性的政府工作

人員來提供。我們寧愿聽到“我們還不清楚，但我們在努力獲取信

息”這樣的實話，也不愿聽到一些盲目樂觀，還很可能被下一條新

聞“打臉”的言論。如果一國總統(tǒng)舍棄了他的信譽，公眾將不知道

該向何處求助。而研究一再表明，如果政府對公眾開誠布公，提

供真實信息，隨之而來的就不會是恐慌，而是我們都學會了團結

一致。

明尼蘇達大學的傳染病研究與政策中心（CIDRAP）在2020 年

1 月20 日就發(fā)布聲明，基于此類病毒的明顯傳播特征，COVID-19

將會導致全球大流行。為什么世界衛(wèi)生組織直到3 月11 日才宣布

全球大流行？我們認為，這導致了許多領導人和組織的盲目自信，

以為仍有很大把握控制疫情，這不幸地成了一種不必要的干擾，阻

礙了我們研究如何緩和病毒的威脅和適應病毒的重要規(guī)劃過程。這

種混亂和爭執(zhí)應該使我們認識到，當我們的世界面臨新的致命敵人

時，我們需要一種更有效的方法來評估其威脅。

我們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是：我們是如何被卷入這場危機之中

的？如同大多數災難事件一樣，這場危機也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

結果。自SARS 疫情以來的近20 年里，全世界對中國的制造業(yè)資源

產生了更為嚴重的依賴。

今天的我們生活在一個能夠提供即時生產（just-in-time）的制

造業(yè)、供應鏈和配送方式的時代。如果我們因位于湖北省或廣東省

的一家工廠在疾病暴發(fā)期間關閉，而不能買到想要的最新款電視機

或智能手機，那還是小事。但如果我們得不到儲備在醫(yī)院急救車中

的救命藥物，無法維持數百萬慢性病患者或其他健康狀況不佳的人

的日常生活，或者那些直接接觸COVID-19 患者的醫(yī)護人員得不到

個人防護設備的重點保護，那就是有嚴重影響的大事了。

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這些令人警醒的統(tǒng)計數字：在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前不久，CIDRAP 開展了一次針對醫(yī)院藥劑師、

重癥監(jiān)護室和急診科醫(yī)生的全國性調查，我們在本書第18 章中對

此進行了詳細說明。這項調查的最新結果表明，在美國有150 多種

用于治療各類疾病的極其重要的救命藥物，是經常使用的，如果沒

有這些藥物，許多病人將在數小時內死亡。這些藥物都是仿制藥，

其中很多藥物或藥物中的活性成分主要在中國或印度制造生產。在

COVID-19 暴發(fā)之初，美國就有63 家藥店在短期內暫停營業(yè)，或

在正常營業(yè)的情況下出現資源短缺—就這么一個例子，便能體現

出我們有多么不堪一擊。此外，由于疫情影響和隔離政策，中國工

廠被迫停產，運輸航線被迫中斷或關閉，不論美國西部的大城市中

有多么先進的現代醫(yī)院，如果急救車上運送藥物的瓶瓶罐罐空空如

也，再好的醫(yī)院也無濟于事。我們大量地依賴中國廉價而高效的制

造業(yè)生產的藥物與器材，若因為疫情阻隔而無法滿足這些需求，可

能會讓很多人得不到救治，這也是COVID-19 病毒和未來全球性大

流行病暴發(fā)的次生影響。

此外，現代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經濟狀況導致大多數醫(yī)院的個人防護用品庫存極其有限，包括呼吸器和N-95 口罩。如果我們連醫(yī)護

人員都無法保護，卻還要依賴他們來治療所有病人，這些病人很容

易就會讓我們已經負擔過重的醫(yī)療機構超負荷運轉，那么這種狀況

下我們該如何應對？從某種非常真實的意義上講，發(fā)生在我們醫(yī)護

人員身上的事情將成為一種歷史標準，用來衡量我們該如何應對這

場危機和未來的危機。不管在何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不竭盡所能地

保護這些醫(yī)護人員，他們將迅速從提供護理的人員變成患者，并進

一步加重已經超負荷運轉的醫(yī)療體系的負擔。

世界各國都未曾想到，疫情影響下，中國的制造和出口會受影

響，于是我們無法獲得充足的緊急物資。以當下的現實狀況來說，

這并不是我們當前物資匱乏的充分理由。如果我們要在未來真正避

免這種威脅，各國政府就必須做出國際承諾，擴大重點藥品、用品

和設備的生產，并使生產渠道多樣化。我們需要從保險模式的角度

來考慮這個問題。保險公司并不致力于預防災難，而是力圖減輕災

難的影響。

這樣做成本會更高嗎？毫無疑問，但這是唯一能夠確保在全球

性傳染病災難暴發(fā)時，我們能夠做出強有力回應的方法。當停產、

貿易中斷和隔離成為常規(guī)的時候，我們必須有辦法保持藥品和其他

重要物資（如針頭、注射器，甚至生理鹽水袋等基本物品）的生產

和分銷鏈的運作。

我們不僅需要在世界范圍內發(fā)展醫(yī)療設施生產力，擁有更多醫(yī)

療儲備，我們還必須在政府層面上投入巨資，開發(fā)新藥和抗生素，

而這些都不存在有效的商業(yè)模式。我們不能指望商業(yè)性質的制藥

公司為只有在突發(fā)情況下才有用處的藥物投資數十億美元。2014—2016 年埃博拉疫情暴發(fā)后，在政府的敦促下，出現了生產疫苗的熱

潮。流行病預防創(chuàng)新聯(lián)盟（CEPI）在一項國際倡議下誕生了，該

組織致力于促進和加速開發(fā)新傳染病的疫苗，讓人們能夠在疫情期

間獲得這些疫苗。雖然在多方努力下，埃博拉疫苗的研制取得了進

展，但是其他疫苗的研制所取得的進展非常有限。在感染原擴散之

前，這些疫苗幾乎沒有商業(yè)市場，等到疫情暴發(fā)則為時已晚。更何

況，許多此類疾病都易出現在世界上疫苗和其他藥物購買力最低的

地區(qū)，顯然我們需要用一種不同的模式來研究、開發(fā)和分銷特定類

別的藥物。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政府補貼和保障性購買。這樣做的成

本雖高，但從長遠來看，從挽救生命的角度來說，其帶來的好處將

遠遠超過成本。

目前的問題是，在公共衛(wèi)生方面，我們很少會從長計議，這一

點必須改變。我們需要的是國際合作，需要有一種地緣政治認識，

即無論我們有何種分歧，我們都應團結一致，抗擊疫情，這甚至可

能成為全球性疫情危機中我們能看到的一線希望。

這就是為什么應對疫情的所有決定都應該以證據為基礎。一

旦COVID-19 成為一種全球性流行病，限制從歐洲飛往美國的航

班是否能夠減緩疫情擴散或減少新增病例？也就是說，這樣做能

否使疫情的發(fā)展曲線趨于平緩？舉例來說，埃博拉或SARS 病毒在

患者出現感染癥狀的幾天后才開始傳播。然而，流感和COVID-19

病毒可在患者出現癥狀之前傳播，甚至還有無癥狀感染者。鑒于

COVID-19 病毒的特點，在日本橫濱港的“鉆石公主號”郵輪上對

乘客和船員采取的隔離措施，看起來像是對人體進行的殘酷實驗。

在隔離期間，健康的人也被迫與感染的同伴一起呼吸循環(huán)空氣。這營，哪怕我們很少會用到這些消防設施。

然而，當我們面對最致命的敵人時，在每一場防疫戰(zhàn)中，我們

都重復著同樣的做法：一旦威脅消退，我們似乎就忘了它，直到下

一次威脅來臨。政府、業(yè)界、媒體和公眾從未足夠重視未來出現另

一種微生物的潛在威脅。每個人都認為會有其他人來負責解決這個

問題。結果，由于投資、領導力和公眾意愿方面的匱乏，我們的準

備嚴重不足，不管我們是否留意到，整個世界都收到了一個警告，

并且我們都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

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我們吸取了SARS 疫情威脅時期的教

訓，就像我們在本書第13 章所描述的那樣，把它當作未來危機的

預兆，又會如何？

如果那樣，我們就會費盡心力地研制一種針對此類特殊冠狀

病毒的疫苗，這種疫苗或許能有效預防COVID-19 病毒，也可能無

效。但即使無效，我們也會在冠狀病毒的基礎研究和了解其傳播過

程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并且現在可能已經開發(fā)出了一個冠狀病毒疫

苗“平臺”。

當未知疾病X* 來襲時，我們并不總能準備好一種疫苗來應對，

但我們不能將其與未來可能發(fā)生、所有公共衛(wèi)生領域的官員也都害

怕發(fā)生的全球性大流行混為一談。未來的大流行病是我們料定必然

會出現的，并且必須為此做好準備。正如我們在本書第20 章中所概述的那樣，我們需要一種具有顛覆性意義的流感疫苗（有些人稱

之為通用疫苗），這種疫苗能有效對抗所有或大多數病毒株，并且

不依賴于有效性不同且需要每年注射的疫苗（這樣的疫苗主要靠推

測哪些病毒株將在接下來的季節(jié)中肆虐制成）。要完成這個任務，

可能需要一個像“曼哈頓計劃”那樣的大型規(guī)劃，需要做出規(guī)模化

的努力，包括付出所有隨之而來的成本，但我們想不出除此之外還

有什么辦法能夠拯救這么多人的生命，并將人類從一場需要數十年

時間才能恢復的醫(yī)療和經濟災難中拯救出來。

在西非埃博拉疫情危機之后，聯(lián)合國、世界衛(wèi)生組織、美國國

家醫(yī)學研究院等組織，以及哈佛全球衛(wèi)生研究所和倫敦衛(wèi)生與熱帶

醫(yī)學院等科研機構，通過共同努力，發(fā)表了大量經過充分研究和深

入分析的報告。這些報告都詳細記錄了最初我們對問題嚴重性的低

估和協(xié)調的不力，也都記載了處理類似情況的重要戰(zhàn)略以及下次如

何應對的程序性建議。然而，這些建議幾乎沒有被付諸實施，從那

之后，這些文件基本上就被束之高閣，積滿灰塵。因此，從那次疫

情暴發(fā)之初到現在，我們幾乎沒有取得什么進展。

應對任何潛在的流行病，我們都需要有創(chuàng)造性的想象力，預

測會發(fā)生什么，以及當疫情發(fā)生時我們需要做什么準備。這包括做

好維持醫(yī)療保健、政府和商業(yè)持續(xù)性運轉的規(guī)劃。我們需要進行國

際戰(zhàn)略性儲備，如為病人儲藏重要的救生藥物和呼吸機，以及為醫(yī)

護人員貯存?zhèn)�人防護設備。美國應該有自己的物資儲備，其數量應

與實際所需物資的數量相當，而不是像目前一樣，用儲備量嚴重不

足的物資來對抗COVID-19 病毒疫情。我們需要一個能夠讓醫(yī)院

和診所實現近乎即刻擴容的有力規(guī)劃，例如在停車場搭建帳篷，能讓新增的疑似病例得到隔離，并在必要時與求醫(yī)的非感染病人實現

隔離。

雖然COVID-19 病毒疫情造成了嚴重的傷亡、混亂和經濟損

失，但如果我們無視這場危機的教訓，不能從中獲取經驗，不為未

來做好準備，那才會釀成最大的悲劇。如果歷史經驗可以作為指引

的話，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接下來還會有某種微生物或病毒株引起

可以威脅人類生命的傳染病，它還會大范圍傳播，再一次讓我們感

到震驚。但是，如果我們仍舊不做好準備來應對它，不利用好我們

已知所需的計劃和資源，那將會是我們自己的恥辱，也是我們自己

的危險。

我們必須銘記，在當今的世界中，只要有一個危險的微生物存

在，在未來，它就有可能散播到世界各地。

這就是本書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