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起源

本書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思考自身、思考關系的新方法。在數(shù)十年的研究和臨床經(jīng)驗中，吸引著我們不斷探索的是這些基本問題：為什么有些人能擁有許多滿意的、親密的社會關系，而另一些人卻在忍受隔閡和孤獨的痛苦？為什么有些人感到悲傷、不愿社交、缺乏自尊，有些人暴躁易怒、難以集中注意力、很不自信，而有些人卻很快樂、富有好奇心、自信、心中充滿了愛？我們從他人那里獲得的歸屬感和依戀感，與我們個人的自我意識的發(fā)展有何關聯(lián)？也許重要的問題是，上述問題的答案將如何指引我們，在人人都會經(jīng)歷的失落與孤獨中找到聯(lián)結與親密感。在向你講述我們的發(fā)現(xiàn)之前，請讓我們先介紹一下自己，聊聊我們各自的故事，以及我們是如何開始共同創(chuàng)作本書的。

克勞迪婭的故事：從管理到傾聽

那是2004年的事了。在我居住的小鎮(zhèn)上有一家兒科診所，而我是診所里頗受認可的行為學專家。我越來越覺得，無論是我所受的兒科學培訓，還是我近20年來的執(zhí)業(yè)經(jīng)驗，都無法讓我很好地應對辦公室里出現(xiàn)的各種挑戰(zhàn)。提問、指導建議以及行為管理，常常會給我本人以及向我咨詢的家庭帶來挫敗感和失敗感。后來，有兩次來訪（一次是一個叛逆的青春期男孩，另一次是一個三個月大、患有腹絞痛的女嬰）改變了這一切。
我花了20分鐘與15歲的亞歷克斯單獨見面，通常完成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評估的時長為30分鐘。然后，我邀請他的父母里克和卡門加入我們的談話。亞歷克斯蜷縮在檢查臺的角落里，緊緊地裹著外套，默默地盯著地板。里克和卡門雙手交叉在胸前，站在離對方盡可能遠的地方。房間里的狹小空間幾乎無法容納他們表現(xiàn)出來的憤怒與疏離。
次與亞歷克斯和他父母見面的時候，我按照慣例，依照注意缺陷多動障礙的標準化診斷評估詢問了亞歷克斯的病史。根據(jù)注意缺陷多動障礙的評定量表，他們給我的回答似乎表明，亞歷克斯可能符合這種障礙的診斷標準。我們安排了一次隨訪，以便進一步評估和討論治療方案。
但在幾周后的第二次會面中，我的做法卻有所不同。我在那一年開始到新成立的伯克希爾精神分析研究所（Berkshire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學習。該研究所開設了一個旨在培訓精神分析師的項目，在這個項目中，研究所為那些不是心理健康臨床工作者但在相關領域工作的人提供了一個深造機會。彼時，我遇到了一系列兒科學培訓中沒有涉及的新理念。關于人際關系在個體成長與發(fā)展中的重要的基礎作用，兒科醫(yī)生所受的教育實在是少得驚人。
從那個時候起，由兒科醫(yī)生轉行為精神分析師的D. W. 溫尼科特（D. W. Winnicott）的著作，就成了對我影響的作品之一。溫尼科特的思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英格蘭發(fā)展起來的。在那時的英格蘭，和當時多數(shù)西方社會一樣，人們認為母親是家庭中提供基本照料的人喂養(yǎng)、洗澡、穿衣。不過，母子關系本身卻沒有多大價值。在二戰(zhàn)期間，倫敦的孩子經(jīng)常被帶離家庭，以免受到空襲的威脅，并且住院的孩子將長期與父母分離，但沒有人考慮過這樣做的后果。溫尼科特則是早開始引入不同思維方式的人之一。
在我第二次見亞歷克斯和他父母的那段時間前后，我正在讀一篇溫尼科特關于真我2的論文。他談到，父母自身的問題可能會影響他們看待孩子的方式，以至于他們不能看清孩子真實的樣子，無法理解孩子的行為到底傳達了什么信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另外一位母親很好地例證了這個觀點。她的大兒子事事都要爭先，她為此十分煩惱。想要帶著一個5歲的孩子和一個2歲的孩子出門，開始變得越來越困難。見過幾面之后，這位母親在向我講述她哥哥在她小的時候就去世時哭了。為了逃離這個傷心之地，她們一家搬去了很遠的地方，但從來沒有面對過喪失的哀傷。養(yǎng)育這兩個年齡相仿的孩子的經(jīng)歷，讓她所有的哀傷都涌上了心頭。在她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她的兒子一直在地板上靜靜地畫畫，然后兒子爬上了媽媽的膝蓋，遞給了媽媽一幅畫，畫里有一個在原野之中的人。他說：這是你，不是我。這恰恰是童言無忌的完美體現(xiàn)。兒子的行為源于典型的手足之爭，但母親心中未經(jīng)處理的哀傷蒙蔽了她的雙眼，而且她的過激反應讓情況變得更糟。當在我辦公室的安全環(huán)境下講完這個故事之后，她就能對兒子的真我做出回應了，這樣一來，她便能平靜地管教兒子的行為了。手足之間的激烈競爭也隨之消失了。
我不曾有意改變自己的工作方法（這種改變更多的是出于偶然），但我的學習經(jīng)歷的確為我提供了新的思維框架，幫助我更好地理解那些開始出現(xiàn)的轉變，比如接下來發(fā)生在亞歷克斯和他家人身上的事情。后來，我就可以從容地應用自己發(fā)現(xiàn)的規(guī)律了。我早邁出的這幾步，讓我改變了我工作中的主要目標，走上了從管理到傾聽的轉變之路。我開始注意到，當父母出于各種原因與孩子失去聯(lián)結的時候，孩子就會出現(xiàn)行為問題后來，借助埃德的話，我將這種情況理解為錯位（mismatch）。
當我傾聽父母的心聲時（孩子也在旁邊），父母能夠發(fā)現(xiàn)，他們的某些感受讓他們難以看到孩子的真我，這些感受往往是羞恥、憤怒和哀傷的組合。我嘗試帶著好奇心去傾聽，而不是直接從診斷跳到治療。我不再思索這是什么問題以及我們該怎么做，我轉而詢問一些開放式的問題，例如你孕期的情況如何你孩子在嬰兒期是什么樣的以及她是否讓你想起了原生家庭里的某個人。用這種方式邀請父母談話，他們就能打開話匣子，分享的故事也會越來越多。我將從溫尼科特等人那里學到的東西牢記在心，希望通過傾聽捕捉到一些線索，從而幫助我們找尋問題行為背后的含義。我們怎樣才能理解孩子所傳達的信息？就在家庭成員與我一同分享那些重建聯(lián)結的動人故事的同時，他們的關系與行為也開始出現(xiàn)了巨大的轉變。這就是接下來我與亞歷克斯和他的家人一起工作時所發(fā)生的事情。
在第二次來訪的幾分鐘后，亞歷克斯的母親被她丈夫說的一句話惹火了，怒氣沖沖地沖出了辦公室，到候診室去了。在她摔門而出之后，里克幾乎不為所動，反而發(fā)了一通關于兒子的牢騷：他太懶了，從來不聽話。他除了自己以外，誰都不關心。為了確認里克的痛苦體驗，同時保護亞歷克斯不受他暴怒的傷害，我改變了談話的方向，轉而詢問一些關于里克日常生活的簡單問題，從而化解了此刻的困境。我問了他的工作，他通常什么時候回家，他與家人一起相處的時間有多少。有了講述自己故事的機會，里克平靜下來，開始了傾訴。辦公室的安靜空間里不再充斥著評定量表里的問題，而是終于有了傾聽。我觀察到父親和兒子明顯放松下來了，他們的身體姿勢也逐漸舒展開來。他們次有了眼神交流。在我保持安靜的時候，他們開始了直接的、面對面的交流。里克不再攻擊亞歷克斯了，他似乎感覺更加安全了，也愿意談到他因家庭裂痕不斷擴大而感到悲傷，以及他渴望與亞歷克斯建立聯(lián)結時的無助了因為亞歷克斯已經(jīng)進入青春期。亞歷克斯告訴父親，他害怕聽到父母吵架，而且害怕經(jīng)常聽見他們?yōu)樗麪幊�，此時他臉上露出了渴望與寬慰的神情。由于總是被這些令人不安的經(jīng)歷所困擾，亞歷克斯覺得自己難以在學校里集中注意力。我現(xiàn)在意識到，眼前的困境正是由彼此間的誤解與溝通不暢導致的一種惡性循環(huán)�？ㄩT和里克把亞歷克斯看作一個懶惰、叛逆的男孩，而亞歷克斯眼中的父母，卻一直在發(fā)脾氣，對他感到失望。亞歷克斯的行為成了父母爭吵的主題，讓整個家庭不斷地陷入更深的隔閡。
我意識到，無論事情變得多么糟糕，父母都愛自己的孩子，希望對他們好。之前里克對兒子的敵意讓我產(chǎn)生了一些批判的情緒，而我把這種情緒轉化成了好奇心。這種心態(tài)讓我得以與里克站在一起。對于里克來說，與我建立起聯(lián)結，似乎也讓他得以用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兒子的行為，從而與兒子也重建了聯(lián)結。
當卡門從候診室回來的時候，她對氣氛的巨大轉變感到驚訝。我表示，我希望對我與亞歷克斯見面的情況保密，并提出在幾周之后再與卡門和里克單獨見面。在下次見面的時候，卡門和里克告訴我，他們之前稱為叛逆的行為問題，現(xiàn)在在他們看來，已經(jīng)成了兒子面對家里的緊張氣氛和學校里的壓力而產(chǎn)生的反應，而且現(xiàn)在這種反應也顯著減少了。他們把兒子的行為看作一種交流的形式。他們承認他們的婚姻關系有些緊張，但緊張的程度已經(jīng)有所下降。卡門和里克告訴我，他們與兒子的關系發(fā)生了變化，他們?yōu)榇烁械较矏偱c欣慰。與此同時，他們并排坐在一起，轉過身看向彼此，開始有了直接的交流。父子間裂痕的彌合，讓亞歷克斯的父母重新建立了聯(lián)結。從失去聯(lián)結到重建聯(lián)結的過程，為整個家庭帶來了成長與改變。我無須再做什么解釋。我只是為他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平靜的空間，讓他們?nèi)ニ伎�，為所發(fā)生的事情感到好奇。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我在伯克希爾精神分析研究所學習時讀到了精神分析與兒童發(fā)展領域里的其他偉大思想家的著作。倫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Anna Freud Centre）的精神分析師（現(xiàn)在也是我的親密同事）彼得·福納吉（Peter Fonagy）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見解，它們改變了我對自身臨床經(jīng)驗的理解。福納吉提出，認識到他人與自己有著不同動機和意圖的能力，也就是他所說的心智化（mentalization），是一種發(fā)展成就，其根源就在于童年早期的人際關系。當我首次接觸埃德·特羅尼克（Ed Tronick）的研究時，我發(fā)現(xiàn)，他為溫尼科特從臨床工作中提煉出來的深刻見解提供了科學證據(jù)，而溫尼科特的理念對我的思想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
我逐漸認識到，信任關系的發(fā)展，與里克和亞歷克斯的關系轉變過程是一致的。從不理解到理解修復隔閡的過程，能讓我們在更廣闊的社交世界中形成更加深刻的依戀。在第二次與里克見面時，我與里克向?qū)Ψ匠ㄩ_了心扉，我沒有因為他的憤怒情緒而評判他，也沒有試圖改變他的行為，我只是確認了他的體驗。反過來，他敞開心扉，理解了自己的兒子。我們都從憤怒與評判轉變成了簡單的傾聽。
在我的工作中，這種動態(tài)的發(fā)展是很常見的。我逐漸意識到，一旦父母和我一同發(fā)現(xiàn)了行為背后的含義，父母通常就知道該怎么做了。行為問題也會迎刃而解。
與亞歷克斯和他父母的工作令我茅塞頓開，也讓我渴望更大的進步。由于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與兒童雙相情感障礙（一種新發(fā)現(xiàn)的疾�。┑拇_診人數(shù)在兒科領域里呈爆炸式的增長，我嘗試為家庭創(chuàng)造一個空間，讓他們重建聯(lián)結。在某些方面，我所做出的改變是具體的。我開始為預約的家庭留出50分鐘的時間，而不是標準的30分鐘，并且會在一間更大、更舒適的辦公室里與這些家庭見面。我認識到，充裕的會談時間和寬闊舒適的物理空間給人的安全感，能夠發(fā)揮重要的作用。我的工作方式從提問、提供建議，轉變?yōu)楹唵蔚膬A聽，并且時常和年幼的孩子一起坐在地板上。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許多家庭從開始的憤怒與隔閡，逐漸地發(fā)生轉變，后重新建立起了聯(lián)結中途有時還要經(jīng)歷深深的悲傷。年幼的孩子會不由自主地跑到媽媽的懷里。看到這些家庭重新找回了喜悅和愛意，我的雙臂經(jīng)常因激動而微微發(fā)麻，我的眼睛里也時常飽含淚水。這些動人的時刻讓我想要分享自己的發(fā)現(xiàn)，既要分享給父母，也要分享給我的兒科同事，于是我開始了寫作。這些經(jīng)歷孕育了我的本書《把孩子放在心上》3（Keeping Your Child in Mind），這本書是寫給家長和專業(yè)人士的。
下面講述的第二個故事，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工作方法以及我對工作的看法。那時，我剛剛見到三個月大的阿莉婭，這個孩子的問題是腹絞痛。我診所里的一位兒科醫(yī)生知道我正在用新的方法幫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家庭，于是她把這個家庭轉介給了我。她知道這個案例所涉及的并不僅僅是如何處理腹絞痛。對于嬰幼兒的父母來說，孩子腹絞痛是一個常見的問題，這不是一種疾病或障礙，而是一種對行為的描述，即過度的哭鬧。我們通常用三定律來定義腹絞痛：每天哭鬧超過三個小時，每周哭鬧超過三天，哭鬧的時間超過了三個星期。對阿莉婭來說，治療腹絞痛的各項標準治療技術（比如抱起來安撫，讓孩子聽白噪聲，使用各種治療腹絞痛的滴劑，改變母親的飲食）通通沒有效果。
阿莉婭的母親賈克琳近被診斷出患有產(chǎn)后抑郁癥。婦產(chǎn)科醫(yī)生建議給賈克琳增加抗抑郁藥的劑量，但是在目前的用藥劑量下，賈克琳已經(jīng)覺得自己狀態(tài)不佳了，她擔心加大劑量會妨礙她全身心地陪伴孩子，所以不愿加藥。
賈克琳是和她的妻子凱拉一起來的，凱拉已經(jīng)回到了全職工作的崗位上，她對賈克琳持續(xù)不斷、日益加深的悲傷一籌莫展。凱拉給我講了一個生動的故事，讓我深入地了解了她們的世界。在她們來見我的那天早上，賈克琳拿著一個從車里帶來的雜貨袋，突然有一個蘋果從袋里掉了出來，見狀，賈克琳就癱在地上哭了起來。
我沒有提供腹絞痛的標準治療建議，而是與賈克琳和凱拉一起坐在地板上，觀察嬰兒的行為。阿莉婭是所謂的晚期早產(chǎn)兒，在第36周的時候出生。在醫(yī)院的時候，她住的是普通的保育室，而不是提供特殊護理的保育室，醫(yī)生和護士也沒有告訴阿莉婭的兩位母親應該留意哪些特殊情況。然而，兒科醫(yī)生都知道，即使是早產(chǎn)一兩周的嬰兒，他們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也可能發(fā)育不成熟，這使得他們的行為信號更加難以解讀。我們?nèi)齻�坐在地板上觀察阿莉婭的時候，凱拉打了個噴嚏。阿莉婭的整個身體都開始亂動，兩條胳膊在頭頂上揮舞。頃刻間，原本安靜熟睡的她就開始歇斯底里地哭鬧。賈克琳立即抱起放聲大哭的嬰兒，開始在房間里來回走動，用力地搖晃阿莉婭。凱拉用懇求的目光看著我，似乎在問：看見了嗎？
嗯。我答道。我和她們感同身受，清晰地體會到了一個嬰兒剎那間從安靜變成哭泣是多么令人疲憊。我們坐著等了一分鐘左右之后，阿莉婭又安靜下來了。我分享了我的觀察結論，我認為阿莉婭的問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與她的早產(chǎn)有關。對于感官刺激的輸入，阿莉婭比大多數(shù)嬰兒都更為敏感，因此她需要父母給予更多的支持，尤其需要母親幫助她應對各種干擾、度過各種過渡階段。兩位母親認同地點了點頭�，F(xiàn)在，賈克琳對阿莉婭的行為有了新的了解，內(nèi)疚感和自責感開始減弱，她也不再認為阿莉婭的哭泣意味著她是個壞媽媽了，她覺得自己從焦慮和自我懷疑中解脫了出來。
讓我高興也讓我有些驚訝的是，我們下次見面的時候，賈克琳說她感覺比以前好多了。雖然我沒有增加任何治療腹絞痛的方法，然而創(chuàng)造傾聽與理解的時間和空間，似乎就能讓阿莉婭的行為、賈克琳的情緒以及她們之間的關系都發(fā)生了轉變。阿莉婭還會哭鬧，但賈克琳覺得她能夠應付。賈克琳當時只靠藥物治療抑郁癥，于是我給她介紹了一位心理治療師。不過她沒有選擇心理治療，而是更愿意花時間上瑜伽課。她增加了藥物劑量，但幾天之后又覺得不需要加藥，便回到了原來的低劑量。
有一次，賈克琳帶著阿莉婭走進了我的辦公室，她正對著阿莉婭微笑，而阿莉婭正坐在車用安全座椅上，用充滿愛意的目光看著賈克琳。我看得出她們真心為彼此的關系感到快樂。你認為是什么造成了這種變化？我問道。她解釋說，在我們上次見面的時候，她覺得我和凱拉都真正聽到了她的心聲。賈克琳覺得凱拉能夠理解她的感受，并且能夠用一種真實而不勉強的方式來支持她。賈克琳也明白，阿莉婭的哭鬧并不全是她的錯，也不代表她的失敗。她的自我懷疑減少了，再加上凱拉看到了她所面臨的困境，這些都給了賈克琳力量，讓她能夠更積極地回應阿莉婭。她說，這樣一來，阿莉婭似乎就更平靜了，激烈的哭鬧也更少了。
我覺得阿莉婭就像剛剛出生一樣。賈克琳告訴我。她向我描述了她們的關系所發(fā)生的徹底轉變。賈克琳一直在考慮回去工作，但現(xiàn)在又在重新考慮這種想法，因為她覺得她次與阿莉婭建立了真正的聯(lián)結。
在工作中，我不斷地接觸從嬰兒期到青春期的孩子，解決他們的各種情緒和行為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聽到了一個又一個故事，在這些故事里，孩子的人際關系在發(fā)展的早期就出現(xiàn)了問題。我開始意識到，即使問題的根源很深，只要我能保證給予傾聽與重建聯(lián)結的時間，無論孩子多大，他們關系的傷口都能愈合。我發(fā)現(xiàn)，孩子行為問題的根源，在于他們與生活中的重要他人的關系。當我把工作重點放在治愈關系而非改變行為上時，孩子的發(fā)展就會走上一條不同的道路。
不幸的是，雖然人們認識到了關系對行為的重要影響，但這種認識常常會轉化為對父母的指責。人們可能會想，孩子的行為是父母教養(yǎng)不當?shù)慕Y果。更具建設性的做法是接受這樣的事實：當關系出現(xiàn)問題時，人就會陷入困境。雖然特定的問題可能會出現(xiàn)在一個人的身上（例如，早產(chǎn)的阿莉婭難以安撫自己），但照料者對問題做出的反應也會影響他們與孩子的關系。在每一段關系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并且通過這個角色，每個人都會影響對方。如果我們能把困境放到人際關系的背景下加以審視，不加評判或指責，就能更好地幫助我們所有人建立聯(lián)結，使我們的關系走向成功不僅在孩提時代如此，而且在人的一生中都是如此。
在我見完阿莉婭之后不久，伯克希爾精神分析研究所的一位教員向我介紹了一個嬰兒心理健康的新項目。嬰兒心理健康是一個正在不斷發(fā)展的領域，將發(fā)展心理學、神經(jīng)科學和遺傳學的知識與研究結合在了一起，為預防、干預和治療提供了指導。當我看到這個項目的網(wǎng)站時4，我立刻意識到這就是我必須做的事情。這個項目模仿了美國西海岸一個類似的項目，那個項目是由埃德·特羅尼克和護理師克里斯蒂·勃蘭特（Kristie Brandt）聯(lián)合創(chuàng)辦的，而埃德也是我們東海岸這個項目的首席教員。我在幾年前就聽過他的講座，近也在伯克希爾精神分析研究所的一門課上了解過他的靜止臉實驗范式（still-face paradigm）。我于2010年秋天申請成為一名研究員。在一年的時間里，我每個月都會參加為期3天的周末活動。在那項活動中，我能直接向來自全世界的研究者學習。我與30多位來自世界各地不同領域的研究員（包括護理、精神病學、早期干預、社會工作、職業(yè)治療、物理治療和早期兒童教育）進行了親密而熱烈的討論，因而我對自己的觀察結論和臨床經(jīng)驗又有了新的理解。通過深入學習研究埃德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我了解了一種新的發(fā)展理論模型，并開啟了一段合作關系，終促成了本書的誕生。

埃德的故事：靜止臉實驗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