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ury）把文學史上經常發(fā)生的變革、運動或思潮分為三個級度：第一級“是那些時尚的震動，它們似乎有規(guī)律地隨著時代的更迭而稍縱即逝”；第二級是“較大的轉移，其影響更深，更久，形成長時期的風格和感情”；第三級“則是那些劇烈的脫節(jié)，那些文化上災變性的大動亂，亦即人類創(chuàng)造精神的基本震動，這些震動顛覆了我們最堅實、最重要的信念和設想，把過去時代的廣大領域化為一片廢墟……使整個文明或文化受到懷疑，同時也激勵人們進行瘋狂的重建工作”①。布雷德伯里是在分析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的性質時作出這一判斷的，他認為現代主義文學屬于級度最高的一場“災變性的大動亂”。他所言“災變性的大動亂”，未必是負面的評價，意思只是說，現代主義文學與從文藝復興時期至19世紀晚期數百年間歐洲發(fā)生的文學運動、思潮，存在著本質的區(qū)別。這種區(qū)別之大，猶如中世紀文學之于古代文學，近代文學之于中世紀文學，因為它徹底顛覆了西方近代文學的思想基礎和藝術形態(tài)。其實不僅是現代主義文學，20世紀出現的其他類型的文學，都是以質疑整個西方文明的合法性為前提的。
　　20世紀西方文學不僅在內涵上發(fā)生了巨變，外延上也有了極大的拓展，并與其他區(qū)域文學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相互連通。在19世紀之前，世界文學的發(fā)展基本上是區(qū)域性的，如歐洲文學、東亞文學、南亞文學、中東文學等。區(qū)域內的文學間相互影響、交流、互動的情形非常普遍，但跨區(qū)域文學的互動是缺失的。盡管東西方文學之間，自古以來就不乏相互影響，但那是單向度的，沒有互動和聯通。到了20世紀，局面有了根本改觀。由于交通和交流帶來的便利，全世界文學的交流也有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來自全世界各個地域、各個國家的作家，把各自的文化帶入，融會貫通，引發(fā)了一場又一場世界范圍內的文學運動。與此同時，文學的疆域也變得前所未有的廣大，非洲文學、拉丁美洲文學、東亞文學，都經歷了各自的繁榮發(fā)展，且對其他區(qū)域的文學發(fā)生影響。而在此過程中，西方文學扮演了關鍵性角色。
　　20世紀西方文學發(fā)生巨變，是以西方社會經歷的前所未有的巨變?yōu)榍疤岬摹?0世紀是人類社會取得無與倫比的進步的世紀，又是經歷了史無前例的災難和動蕩的世紀。以量子力學、相對論和黑洞理論為代表的自然科學研究成果，改變了人類對于宇觀世界和微觀世界的認識。人造衛(wèi)星升空和登月成功，標志著人類活動開始從地球拓展到宇宙空間。飛機、汽車、電話的J‘泛使用，使得旅行和交流變得前所未有地便捷。空調、電影和多媒體的出現，極大地提高了人的生活質量。電腦及互聯網的使用，把個人、政府和全世界互相連通，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但與此同時，人類又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數千萬人失去生命，無數城市化為廢墟。蘇維埃政權在俄國的建立，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帶來巨大沖擊，并改變了世界力量的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剛一結束，冷戰(zhàn)就拉開了序幕。80年代末冷戰(zhàn)結束，人們還沒有來得及撤去歡宴上的殘羹冷炙，新的威脅又接踵而至：恐怖主義盛行，環(huán)境污染和全球變暖加劇，貧富分化愈演愈烈，宗教、民族沖突此起彼伏。因而，人類在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同時，危機感也不斷加深，面臨的問題和挑戰(zhàn)也比以往更加嚴峻。這一切，是20世紀西方文學發(fā)生巨變的物質基礎。
　　動蕩與變革交錯、發(fā)展與危機并存的20世紀，卻是西方文學大發(fā)展、大繁榮的世紀。與這個世紀發(fā)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相呼應，西方文學出現了許多新的形態(tài)和流派，呈現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其中有四種新形態(tài)的文學最為引人矚目：
　　其一是現代主義文學�，F代主義文學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前半期在歐美蓬勃發(fā)展，是思想上具有強烈反傳統(tǒng)傾向，藝術上刻意創(chuàng)新的各種先鋒文學流派和傾向的總稱，主要包括后期象征主義、未來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意識流、存在主義等先鋒文學流派，也包括一些不屬于任何特定流派的現代主義作家，產生了一批如卡夫卡、喬伊斯、普魯斯特、葉芝、T.S.艾略特、里爾克、福克納、奧尼爾這樣的文學巨匠�，F代主義文學是20世紀上半葉西方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的反映，其哲學基礎是以叔本華的生存意志論、尼采的權力意志論、柏格森的生命直覺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等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F代主義文學將表現的重心從外部的客觀物質世界轉向內在的主觀精神世界。其人物的內在自我不是由穩(wěn)定的性格因素構成的，而是匯聚了更多的直覺、本能、潛意識等非理性成分。這個自我是投射和過濾外部世界的鏡子，觀察和感受客觀世界的途徑，承載現代社會種種罪惡的淵藪；同時，現代主義作家熱衷于表現的人的異化、物化、機械化，以及精神危機，也都在人物的內在自我中得到反映。現代主義作家認為人類處在一個危機的時代，現代文明走到了盡頭。他們以具有強烈啟悟色彩的語言，描畫出現代文明崩潰的整體圖景，同時也在急切地探索著人類走出荒原的途徑。這種探索主要有兩個向度：一是轉向內心，通過激活其中被現代文明壓抑的人的直覺、本能和欲望等生命能量，使人類獲得拯救；二是轉向異國異域，在基督教文明之外的異文明，尤其是在東方文明或原始文明中尋求西方現代文明的拯救之路。
　　其二是在革命背景下產生的俄羅斯新文學。俄國蘇維埃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偉大創(chuàng)舉，它造就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帶動了其文學的繁榮。20世紀上半葉俄羅斯新文學的發(fā)展是從多元復雜到定于一尊的過程。在19、20世紀轉折時期，現實主義杰出代表契訶夫的戲劇創(chuàng)作中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現代因素，如淡化外部情節(jié)，烘托詩意氣氛，使用象征手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