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史校注》序一

朝鮮半島漢文史料以其記錄年代久遠、規(guī)模宏大、品類眾多、真實性強而在域外漢籍中首屈一指。從官修正史《三國史記》《高麗史》《高麗史節(jié)要》，到官方記錄的《朝鮮王朝實錄》《承政院日記》《每日反省紀錄》《邊防司記錄》，再到朝天錄燕京行錄漂流海洋錄等各類記錄以及《三國遺事》《韓國文集叢刊》《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等私人著作中的相關文書，建構起朝鮮半島三千多年的歷史敘事，反映了遠古民族想像和社會文化現(xiàn)象以及經(jīng)濟、政治、軍事、外交狀況，不僅對掌握和研究朝鮮半島歷史文化具有重大的史料價值，而且，對於增補、考證中原史料以及日本列島史料也具有重大價值。
《高麗史》是其中的最為突出者，是現(xiàn)存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紀傳體全面系統(tǒng)記載高麗王朝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以及對外關係的歷史典籍，內(nèi)中大量史料內(nèi)容，為中國正史所未載。自太祖元年（1392）十月鄭道傳、鄭摠奉命編纂《高麗國史》，歷經(jīng)太宗時河崙等竄定，世宗時命柳寬、卞季良、尹淮等讎校至權踶等改撰《高麗史大全》，直到世宗三十一年（1449）元月，金宗瑞、鄭麟趾、李先齊、鄭昌孫等人改修《高麗史全文》，文宗元年（1451）八月二十五日，知春秋館事金宗瑞等進新撰《高麗史》，最後由鄭麟趾完成於端宗元年（1453）刊印，前後經(jīng)歷五王耗時六十年。全書共一百三十九卷，仿照中國正史體例，以紀傳體記述了高麗王朝的治亂興衰和典章文物，所保存的表箋、奏章等大量珍貴史料，全面系統(tǒng)地反映了10-14世紀高麗王朝的政治、軍事、外交和經(jīng)濟、社會、文化等歷史內(nèi)容，不僅對研究朝鮮半島高麗時代具有重大史料價值，而且可彌補中國《宋史》《遼史》《金史》《元史》等正史之不足，對研究宋遼金元及明初各朝代政權間之複雜關係，考證中國相關正史及日本史的內(nèi)容具有重大史料價值，對於全面揭示和正確認識高麗時代的中韓、日韓關係史以及東北亞區(qū)域史的演進和發(fā)展規(guī)律，具有極高史料價值。
魏志江教授專攻宋遼金元及朝鮮半島關係史研究，成果豐厚。又兼國際視野和當代意識，心心念念學界尚缺一部版本完善、點�？加喚�良且體例完備的《高麗史》校注本，於是申請立項了《〈高麗史〉點校、考釋與研究》國家社科基金專案，以對《高麗史》的版本源流、體例結構及其史料價值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校注、考證和研究，所得成果便是這部《高麗史校注》。它以收藏於韓國東亞大學博物館的以乙亥字本為藍本的木刻覆刻本為主要底本，並參以奎章閣所藏乙亥字殘本、光海君時代翻刻之木刻覆刻本，細加校勘，在充分吸收中國、韓國和日本以及英國收藏的有關《高麗史》各種版本和研究資料以及有關學術成果的基礎上，補正以《高麗史節(jié)要》《東國通鑒》《東國李相國集》《益齋亂稿》《東文選》《東國域地勝覽》《增補文獻備考》以及中國古籍《宋史》《遼史》《金史》《元史》等中外有關典籍加以校注和考證。由於高麗的政治制度、經(jīng)濟制度、軍事制度、刑法制度等各志內(nèi)容較為複雜，故凡涉及高麗職官、禮、樂、地理、五行、食貨、兵、刑等各志盡可能加以詳細注釋，並加以考異，以體現(xiàn)高麗王朝制度史之演進，並注意吸收國內(nèi)外學者對《高麗史》校注和研究的前沿性成果。對原東亞大學木刻覆刻本有脫漏、訛誤、異體字、通假字等，一律根據(jù)上、下文本意，並參校以《高麗史》乙亥字本殘本和《高麗史節(jié)要》甲寅字本等書加以改正，並有注釋說明。可以說這應該是迄今為止最為完善的校注本。
中韓同處漢字文化圈，以中國宗主國為圓心的同心圓中，韓國顯然比日本、越南等國都靠近圓心的位置。而且，自古除漢字外別無其他文字，即使在世宗大王命人創(chuàng)制了本國文字之後，朝鮮王朝的官方語文依然堅持漢文，所藏漢文文獻數(shù)量驚人。如實錄文獻中僅《承政院日記》一種，就達2億4000多萬字，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紀錄遺產(chǎn)。這就為中國學者對這批域外漢籍的直接利用，提供了母語便利條件。由於歷史原因，中韓兩國在中斷了將近半世紀後於1992年突然建交，且相互來往的便利程度甚至超越了國內(nèi)邊遠地區(qū)，這等於面對中國學界突然打開了一個史料富礦。今年正值中韓建交30周年，如今，韓流韓國熱韓國學雖然已不復往年盛況，但以中國漢字文化、典章制度、儒教佛教等為主流的東亞文化，歷史地形成了與西方文化相區(qū)別的東方傳承脈絡，這是東亞民族交流合作的基石。像魏志江教授這樣的一大批韓國和東亞研究專家，發(fā)掘、梳理、研究東亞自古以來歷史文化資源，古為今用，外為中用，這也是中國當代政治、經(jīng)濟、文化對外關係所需求的重要現(xiàn)實資源。
是為序。
金健人
2022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