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在對科學大眾化的考察過程中，我們從文獻中大抵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隨著科學的專業(yè)化和科學家的職業(yè)化，科學家借助于當時可資利用的各種渠道和平臺向公眾傳播科學變得不受重視了，甚至還有可能被“反噬”，因為那些不做科普的科學家會譏諷做科普的科學家，說他們是為了博眼球、出風頭，于是便有了做不好科研的人才去做科普、科普是小兒科等說法。但現實果真如此嗎？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傳播：為新觀眾“設計”自然》（姜虹譯）一書中，作者伯納德·萊特曼其實駁斥了這種刻板印象。而現在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的《主動出擊：20 世紀早期英國的科學普及》也可以算是對這種刻板印象的一種修正，至少從字面意義上理解，中文版的譯名并沒有采用直譯的方式，而是用了“主動出擊”這個詞語。 這本書的作者鮑勒是英國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歷史與人類學學院教授，著名的科學史專家，不列顛學會及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員，在2004 年到2006 年間曾擔任英國科學史協會主席，他于20世紀80 年代開拓了“非達爾文革命”的研究領域，在國際科學史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書則是他對20 世紀早期英國的科學和宗教進行研究的一個項目的成果。 早在2016 年，我偶然間查閱外文文獻，發(fā)現了鮑勒的這本書，于是通過在國外求學的朋友獲得了該書的電子版。在閱讀和學習的過程中，我發(fā)現它更新了我之前的一些錯誤觀念，比如科學建制化之后科學家撤出了科普領域，或者用約翰·C. 伯納姆（John C. Burnham）的話來說就是“科學人”的退場，這樣導致的后果就是科普的“二傳手”成為銜接科學與大眾之間的橋梁。閱讀到一半，我突然冒出個想法，為何不一邊看一邊把這本書翻譯過來？當然，那個時候人工智能大模型還沒有現在這么火熱，如今人們可能簡單地通過復制粘貼就可以大體上了解一本外文書的基本內容了。就這樣，我利用業(yè)余時間開始了這本書的翻譯工作。 作者在書中認為，傳統(tǒng)上關于科普方面的著述，對1900 年后幾十年的持續(xù)發(fā)展存在著明顯的輕描淡寫。而對大眾科學而言，20 世紀初英國社會和科學界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幫助塑造了21 世紀后期二者之間不那么順暢的關系，并造成了我們今天仍然需要去適應的張力。第一代真正專業(yè)化的科學家是如何解決與公眾溝通的問題的，如果我們搞明白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為后期的發(fā)展提供什么啟示的話，那么這項研究將不僅僅具有純粹的歷史意義。正是在這個目的的驅使下，作者開始了條分縷析的研究和考察，并且通過最終的結果證明了，在1900 年后的幾十年里，很大一部分英國科學家嘗試了非專業(yè)寫作，其中一些人已經養(yǎng)成了寫作的習慣。 當然，對于從事科普研究的人來說，要考察國外的相關文獻，英國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國家。單拿我們經常提到的《公眾理解科學》和《科學與社會》兩個報告來說，相信絕大多數學者都在自己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參考和引用過其中的部分觀點。而本書走得更遠，它在對大量歷史資料進行收集整理的基礎上，深入考察了1900 年之后幾十年里英國的科普狀況，讓我們能夠更透徹地了解英國的科普發(fā)展史。 作者從宏觀層面上探討了大眾科學的話題和主題，比如科學上存在著的對立的意識形態(tài)——為了說明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系，亞瑟·愛丁頓（Arthur Eddington）和詹姆斯·金斯（JamesJeans）寫了宇宙學和物理學的最新進展，而達爾文主義和唯物主義生物學的概述往往旨在促進理性主義。同時他還闡釋了當時科學領域的重大進展，比如原子物理學、宇宙學、相對論、進化論和人類的起源，等等。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和大的科學進展之下，當時的科學家才有了眾多議題的選擇，把這些前沿進展通過科普的方式，傳播給迫切渴望通過非正規(guī)學習實現自我提升的工人階級。 當然，與如今渠道和平臺豐富多元的現狀相比，彼時的知識傳播擴散渠道相對單一，尤以科普圖書（包括連載圖書和百科全書）和科普雜志的出版為首選。因而出版商在這個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會選擇那些既有專業(yè)知識，同時又擅長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翻譯”以及熟悉讀者需求的科學從業(yè)者。于是在出版商的主導之下，一系列科普圖書得以呈現在讀者的面前，其中不乏如今依然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科普作品。當然，作者也并沒有單純地把目光聚焦于科普圖書方面，而是拓展到了科普雜志這個層面，畢竟對于當時收入微薄的工人階級來說，花一點點錢就能讀到有大量科學內容的雜志是一件時髦的事情，也是一件值得投資的事情，因而出版商和作者都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正因為有著廣泛的市場需求，才有了一批在科普創(chuàng)作方面深耕的科學家，作者在書中將這些人視為“明星科學家”，比如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J. B. S. 霍爾丹（J. B. S. Haldane、亞瑟·基思（Arthur Keith）、J. 亞瑟·湯姆森（J. Arthur Thomson）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利安·赫胥黎算是少數幾個真正放棄學術生涯而投身寫作和其他形式社會活動的專業(yè)科學家之一，而且他還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種狀況與我們當今國內一大批職業(yè)科普人的興起也有可以比較的地方，同時也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再比如霍爾丹曾抱怨，媒體記者傾向于對任何科學家的評論進行聳人聽聞的報道，并且認為最好的補救辦法是自己撰寫作品。這與如今很多科學家抱怨媒體斷章取義、夸大其詞的做法有重合的地方。再比如，雖然J. 亞瑟·湯姆森沒有放棄自己的科研崗位，但是卻通過演講和寫作獲得了很高的公眾知名度，他越來越遠離科學界，也從未成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但在20 世紀的前30 年里，他可能是這個國家最著名的科學作家。當然，除了一些大人物，作者也選擇了金字塔尖以外的一些科普作家，比如職業(yè)科學家們鄙視的A. M. 洛（A. M. Low）“教授”，他們和那些大人物一起構成了當時英國科學普及的大圖景。據估計，在1911年，英國的科學家總數約為5000 人，其中包括統(tǒng)計學家和經濟學家。1921 年達到13 000 人，1931 年達到20 000 人。而作者通過梳理發(fā)現，在1900 年至1945 年間出版過作品的近550 名英國作家中，321 人（58%）可以通過學位或專業(yè)職位而確定他們擁有一些專業(yè)知識。在擁有學位的人中，81 人（25%）來自牛津或（更常見的）劍橋；149 人（27%）擁有更高的學位，或被授予了專業(yè)資格認證（包括少數工程師，對他們來說，大學不是正常的培訓形式）。作者認為，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的幾十年里，學術科學共同體中大約有10% 的人參與了非專業(yè)寫作。這樣的數據對于如今鼓勵更多的科研人員投入科普工作也有一定的啟示。 這是一本內容非常豐富的科普著作。對于研究人員來說，我們可以從中了解英國特定時期的科普發(fā)展史，尤其是其中提到的科學家和科普作品，我們需要把他們放到當時當地的情境下去考察。而對于普通讀者來說，我們也可以用讀史的方式去品味當時的科普氛圍。 當然，這本書的中文版能夠得以出版，還要感謝我的合作者周亞楠女士，她不僅協助完成了該書譯稿的后面幾個章節(jié)，還對全書的文字進行了通讀，修正了一些有礙理解的詞句。同時也要感謝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技術經濟分社的各位領導和編輯，他們在拿到版權后欣然接受了我們的譯稿，否則我們的譯稿很有可能就只能留在自己的電腦硬盤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