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的底蘊原在于境界。有人憑借聰明，有人訴諸智慧，我相信我投之于文字的是生命�！鄙�命被作為一種治學的境界點出來，是關聯(lián)著切己的人生體驗的，它借一個飽經屈辱和波折的學人的心靈剖白，訴說著人文學術賴以存一線脈息的那點真諦。
　　一個人是否能成為教育家，這和他在教育系統(tǒng)里職位的高低是沒有關系的。我們中國這幾十年來也確實缺乏教育家，因為老是把希望寄托在一定位子上的人身上，其實我覺得，從事教育的人都有可能成為教育家，只要把許多的中間環(huán)節(jié)打掉，直撲教育的天職，有自己的真切體會，有自己的表達。我覺得這樣的人就是教育家。
　　一個人當然可以專事治學,他也完全可以以此從社會那里獲得一份相當?shù)某陝?但任何可折兌于錢幣的東西都只是可剝落于外的東西。學術有其超功利的內涵,這是它的重心所在,也是它的風骨所在，學術由此贏得的價值與功名利祿之間不存在略可相約的當量。
　　當一個學人借著學業(yè)所長待價而沽時，這并不意味著學術有了更高的尊嚴，而只是表明了學人的學品已經在怎樣的程度上轉換為可以明碼標價的商品——正像演藝明星們以出場費多少萬標榜其身價,并不說明藝術在人們心目中已經如何被看重,而只是道出了藝術在遺忘了它的本真后竟會退墮到怎樣的地步。
　　只有不趨附于任何世俗的勢利,學術才可能超越地俯瞰勢利得以所施的整個世俗;也只有在向著終極的眷注中拓出自己神圣的境地,學術才能以親切的自律的神圣感去體味并探悉那被他律地置諸信仰的神圣之域。學術有著不窮于詰問的懷疑的智慧,但它從不滯留或羈絆于懷疑。學術自有其神圣的終極眷注,這眷注卻只是引發(fā)了它對它在愈益拓展著的視域中所發(fā)見的問題的尋根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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