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為本書精裝插圖的新版。
如果說中國文化是一座宏大的宮殿,那先秦思想就是這座宮殿的基礎。
《中國思想之淵源(第二版)》是美國流傳已久的一本介紹中國早期思想的必讀書,以流暢明晰的筆法、高超的見識和深厚的文化比較的功力,對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的思想和代表人物進行了簡明精妙的介紹。同時又以宏觀的話題,如宇宙論、世界觀、知識論、政治哲學、人性論等貫穿在對這幾大學派的的介紹和分析中,既高屋建瓴,又曲盡其妙,是大家小書的典范。
封面設計:李佛君*彥辰設計
封面攝影:黃映華*映畫社
1 普林斯度東亞系奠基人,在中國思想研究領域與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費正清相媲美。
2 著名人文學者 陳來 張祥龍 陸揚 楊立華 誠摯推薦
3 該書被譽為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齊名的美國大學讀本。
花前又見燕歸遲(序一)
——追憶牟復禮先生
原本平靜地度過舊歷年,因突然傳來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先生去世的消息,而讓人倍感惆悵。牟先生于大年初二(二月十日)的晚上去世,享年八十四歲。今天在大陸及臺灣年輕一輩的學人可能對牟先生一生的成就所知有限,但任何熟悉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北美漢學及中國史研究變遷的人是不應該不知道牟先生的貢獻和地位的。我在過去十幾年中所見到西方的中國學專家亦可謂多不勝數(shù),但若以人品,學問和見識三者等量齊觀的話,能超越牟先生境界的恐怕是沒有的。他充滿創(chuàng)造力的學術生涯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的建立與成長有非常緊密的關系。這是紀念他的一生不能不特別強調的部分。
……
50年代中,普大還沒有獨立的東亞研究系,更談不上有全方位的中國文史研究,連牟先生自己都是隸屬于東方語言文學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的教授。該系以近東伊斯蘭研究為主導。1968 年東亞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的建立,以牟先生的推動最為關鍵,所以稱其為普大東亞系之父并不過分。我們今天可能已很難想象當時在美國人文學界的格局下東西方文化比重之懸殊。雖然牟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史家,但他對中國傳統(tǒng)的了解向來是采取文史不分家的態(tài)度。也正由于此,他和當時強調科學化的正統(tǒng)西洋史學取徑不同。比如與牟先生同時在普大任教而執(zhí)西洋史牛耳的大師史東(Lawrence Stone)雖然對牟先生很尊敬,但對人提到牟先生時總稱他為 expert in Chinese literature,而不稱其為 historian。因為在史東看來,像詩人高青丘這樣的課題僅屬于文學研究的范疇,算不得是真正嚴肅的史學題目。這種區(qū)分在當今西方人文界已不再具有說服力了,但這一詞之差卻恰恰體現(xiàn)出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牟先生為中國文史研究創(chuàng)出一片天地,需要何等的自信和從容不迫的態(tài)度……但牟先生對普大東亞研究的影響并不止此。他對普大東亞研究資源的積累作出的貢獻同樣地意義深遠。首先是他對普大葛斯德圖書館發(fā)展的關注。雖然葛斯德圖書館在牟先生來之前就已是收藏中國文史珍本善本最有名的中心之一,但整體的圖書收藏尚遠不及哈佛燕京等其他老牌東亞圖書館。這種情況在牟先生任教期間就完全改觀了,葛斯德的中國文史方面書籍的收藏可以說是突飛猛進,到他榮退之時,藏書的完整和豐富都已舉世公認了。……
在牟先生任教期間,普大的東亞系成立并發(fā)展為人才濟濟的一方雄鎮(zhèn)。光就中國史而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除了牟先生負責明清以外,隋唐方面有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大陸多誤譯為崔瑞德)先生,宋史則有劉子健先生,都是各自學門在西方的代表人物,所以一時間普大有中華帝國的稱譽。雖然于80年代后期牟、劉二先生相繼退休,余英時先生的到來又使這一盛況保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一個重要的研究機構往往有其所謂的傳奇(legend)故事。我90年代初才來到普大,所以無資格細數(shù)此間東亞研究創(chuàng)業(yè)期的人事掌故。但有一個和牟先生有關的小傳奇則是耳熟能詳?shù)摹D蚕壬姆蛉藰O多才多藝,制得一手好陶瓷。當年牟先生為了讓東亞系的研究生有一個討論研究心得的場合,特地創(chuàng)辦了一個每周一次的茶會。茶會的名字叫 Cracked Pot,字面的意思是“有裂縫的茶壺”。這當然是因為茶會所用的茶壺出于牟太太之手,上面的確有一道裂痕。但其名之所以起得很貼切是英文中“cracked pot”還有另一層意思,即是指癡狂之人。此名用來形容研究生初生之犢的無畏精神可謂妙語雙關,且富有禪意。這一茶會延續(xù)至今,可惜這一代的研究生中僅有極少數(shù)知其淵源了。
牟先生是我見過最熱愛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是中文說的最為標準典雅的西方人。這不僅是因為他本人有極高的語言天分,亦是由他特定的學術背景所致。牟先生在二戰(zhàn)期間參加了由趙元任先生所主持的美軍漢語培訓班。擔任趙先生助教的是楊聯(lián)升先生。這一班為后代培養(yǎng)了許多極重要的中國學家,而牟先生在班上是第一名。美國治日本史的大家,后來也是普大東亞系的創(chuàng)系人之一的 Marius Jansen,當時也正在日語班接受訓練。牟先生在抗戰(zhàn)后期到中國,從成都到南京,再到北平,所接觸到的都是當時第一流的中國學者。他先后在金陵大學和燕京大學學習,聽過包括向達、啟功等先生們的課,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學者是明史專家王崇武。據(jù)牟先生自己的回憶,當年他到中國求學,曾和顧頡剛先生等很多知名學者圍在飯桌邊一起聊天。當時顧先生問各位在座的先生們有誰愿意來指導這位年輕的美國學生。在場的都是飽學之士,但可能都覺得這不是一件有多大意義的事情,所以就一個推一個,直到最后王崇武先生因為喝得有些醉了,沒能推托成功,便收下了這個洋徒弟,也因此指導牟先生走上研究明史的道路。這當然是一則令人莞爾的故事,讓人認識到歷史的偶然性在一個學者的身上所能發(fā)生的作用。但回顧牟先生的一生,我們可以想見他當年的可塑性之強。
……牟先生在明史方面的工作以主持兩大本《劍橋明代史》的編寫而達到高潮。我不治明史,且這部著作的影響已有公論,這里就從略了。值得一提的是牟復禮先生著作中最廣為人知的一本書 ——《中國思想之淵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這是給本科生讀的先秦諸子思想介紹,在一百多頁的短短篇幅中,對儒法名墨的特色和交互關系的闡述既清楚又觀點獨到。其筆鋒帶著同情的幽默,真是高手所為,到現(xiàn)在都是西方大學里中國思想史課的基本讀物之一。據(jù)牟先生自己說,他到普大開的第一門課就是中國早期思想。除了這一本小書之外,他對西方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另一重大貢獻就是翻譯蕭公權先生的杰作《中國政治思想史》。這部書篇幅龐大,且微言大義,引用文獻無數(shù),英譯者所面臨的挑戰(zhàn)自不言而喻。更何況以牟先生的學術標準,他是決不肯草率從事的。他當時的學術地位已高,按理不必要作此種吃力又未必討好的事。但他出于對蕭公權先生的尊敬和對這部著作的價值的重視,間斷花了許多時間,并特地為此休假一年,到蕭先生執(zhí)教的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專心從事此書的翻譯。雖然最后僅完成并出版全書翻譯的一半,這已經是繼 Derk Bodde 翻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之后西方對中文學術著作介紹的里程碑。好像在牟先生之后西方學界就無人成就類似規(guī)模的工作了。譯文的質量如何,讀者只需比較一下原文就可判斷,這里也不需我多說。牟先生寫作的文筆一向練達而幽默,和他為人的風格很接近。不知為什么,我總覺得在風格上它與顧頡剛先生的史學文字有相似之處!
牟先生一生最后一部大書是長達一千頁的《帝制中國:900-1800》(Imperial China: 900-1800),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這是他多年積累的學識和見解的綜合,也是我見到的有關這九百年中國史的西文通史性著作中最詳盡的一部!瓡膬r值自然也不需我多贊一詞,但我一直特別欣賞其中論及周邊民族政權和蒙元史的部分,并折服于他對歷朝和周邊關系的那種明晰而平允的討論。我曾在此書出版之后寫信給牟先生,表示希望能有中譯本在中國大陸出版。牟先生很謙遜地回復說,這書里沒有什么特別的高見,他同時亦表示出版中譯本的時機或許尚未成熟。但我總希望不久的將來他這部論著能有譯本與在中國的讀者見面。
我對牟先生的了解是從進普大開始的,而且是從讀他那本《中國思想之淵源》開始的。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93年,那是我作普大博士生的第二年。當時他已退休多年,且已移居到景色瑰麗、空氣清新的科羅拉多山中,但每年還是到普林斯頓來小住兩三個月以便查閱圖書和做研究。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一個溫潤如玉的君子,而且說話很平和風趣,決看不出是個經常要和病癥抗爭的人。他當時正在和杜希德先生合編《劍橋中國史·明代史》的第二冊,所以當他知道我?guī)煆亩畔5孪壬鷷r,就和我談起了他的這項工作,并用中文說“我在山上隨時聽他指揮”,這個“他”當然指的是杜希德先生。但他用標準的京片子來講,聽來好玩極了,讓我頓時覺得和他親近了許多。我最后一次見到牟先生應該是在1995年的春天,那也是牟先生最后一次回普林斯頓來。在他離開前的某一天,突然說要送我一樣東西。等我收到贈品時才知道這是他所藏大慧宗杲的《宗門武庫》,是光緒七年常熟刻經處刊印的版本。尤其珍貴的是全書有楊聯(lián)升先生的標點和批校。當時牟先生知道我開始任教,所以特別以此來對我加以鼓勵。我一直要到最近才體悟到他大概是要我像接受禪門的衣缽那樣繼承前輩先生的學風!
附錄:剛收到余英時先生挽牟復禮詩二首,特抄錄于此。我上面的文字正好給余先生的詩句作注腳。
近世論文史,公居最上游
都城記白下,詩賦解青丘
蕭譯傳瀛海,趙門取狀頭
暮年成巨秩,一卷足千秋
漢學開新頁,普城創(chuàng)業(yè)時
攬才真有術,禮士更無私
授道恃身教,關情托酒卮
從公深自喜,微恨十年遲
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1922年-2005年)
美國著名漢學家、中國史學家。牟復禮的中文名得自《論語》中的 “克己復禮”。他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的奠基人,并將其發(fā)展成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的中心之一。
其主要著作:《帝制中國:900﹣1800》(Imperial China: 900-1800),主持編寫《劍橋中國史?明代史》,翻譯蕭公權的名作《中國政治思想史》等。
目錄
花前又見燕歸遲 (序一) 陸 揚
融入其中,方能觀乎其外 (序二) 張祥龍
自 序
導 論 走向真正的世界史
第一章 歷史的開端——尋找『中國』
何為『中國性』 環(huán)境決定論視角下的中國特質
崇尚農業(yè)的價值 崇尚文字和書寫傳統(tǒng)
商朝最早最明確地體現(xiàn)了中國特質:青銅,甲骨文,農業(yè)
周朝由巫鬼崇拜轉向禮樂制度 商與周奠定中國文化的基石
第二章 世界觀的開始——沒有創(chuàng)世與造物主
《易經》與中國人的心智
有機的世界觀
中國式宇宙觀的社會效果
泛神論 非制度性的宗教 惡與罪的非本質性
威權在父在君不在神 和諧的塵世 兩種時間觀
第三章 先秦儒家——百代正脈
儒的傳統(tǒng)與起源
孔子 儒士合一 三項創(chuàng)造 實踐家而非理論家
務實的宗教觀 學說的主要范疇 重倫理輕法律的政治學
孟子 性善論 民本的政治學 神秘主義
荀子 性惡論 禮樂制欲的文化哲學 自然主義
第四章 先秦道家——高蹈的支流
與儒家的主流-別脈模式
老子是誰
高深莫測的《道德經》
莊子 養(yǎng)生之辨 對文明的批判 超越差異與道合一
第五章 墨家——哲人、軍人、教徒
出于儒而批儒 崇尚粗儉 天志與自然 追求功利的社會哲學
反常情的兼愛 卓越的知識論
第六章 何為真知——墨名道儒的論戰(zhàn)
墨家的知識論
惠施與公孫龍的詭辯術
莊子善辯而不好辯
荀子對儒家名實論的總結
中國知識論的意義 重內容輕形式的邏輯 強烈的現(xiàn)實倫理指向
第七章 帝國的締造——法家的成與敗
法家的肇始 秦在中國歷史上的合法性之爭 去道德化的國家主義
管仲、商鞅、韓非、李斯 追求『有效』的政治哲學
法家的實行 英雄與暴君 中國是帝國嗎
參考文獻
年 表
索 引
譯后記
孔 子
周朝的繁榮被公元前771年到公元前770年中亞蠻族(犬戎)的入侵終止了。周王將都城東遷到黃河岸邊的洛邑(今洛陽)。從此周王所轄的范圍便淪為一個小國,周圍環(huán)伺的是不斷相互吞并減少的侯強。這些諸侯雖然實質上已然獨立,但長期以來一直奉周為宗主。周已經完全文治了(civilized),換句話說就是非軍事化了。周的力量已經完全禮儀化——神權取代了現(xiàn)實的權力。儒在這兩個過程中都起了巨大的
作用。
隨著周王國社會的非軍事化,儒作為臣僚,其重要性超過了日益沉淪的士。士是周朝級別最低的世襲貴族,這個曾經跟儒形同水火的競爭階層最后逐漸和儒融合為一了。* 此時,戰(zhàn)爭技術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車戰(zhàn)終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軍團,騎兵也被運用到戰(zhàn)爭中,這一切導致了士階層幾乎無所致用。他們開始對儒的傳統(tǒng)和作用非常認同,以至于儒和士成了同義詞。在后來的漢語中,士也可解作“文人”,仕則尤指“文官”。
正像士是先前周朝軍事上的保衛(wèi)者一樣,儒從中周以后取代了士的軍事力量,成了周王神權正統(tǒng)的捍衛(wèi)者。儒者們運用其知識成功地維持周的宗主權力,讓周的國祚又延續(xù)了五百年。周朝的統(tǒng)治竟然能延續(xù)到公元前256年,這足以證明儒者的成功:他們樹立正統(tǒng)的典范,并在這些典范早已失去現(xiàn)實力量之后仍賦予其豐富的意義。
孔子雖然自稱是殷人后裔、專精典籍授學,但他又有很多舊周士人的質直性格。他在精神上同時承嗣了儒和士,他本身就是儒士合流的明證。* 他畢生所為的結果就是完成了這個融合的過程。他給“圣人”理想賦予了一個新的普遍化的詮釋,它保留了先前儒與士兩種理想之間的內部張力,但又將其整合在一個一致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里?鬃由畹臅r代是歷史的分水嶺,時局動蕩、變化劇烈、上下失序,在這分崩離析的時代中卻發(fā)生著最關鍵的轉變。這種時勢激發(fā)了對這些劇變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回應,產生了對人的各種問題的系統(tǒng)反思——或者稱之為哲學,入世的風險也催生了對生命的終極思考。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我們所知的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自覺的哲學家。他之后很快就出現(xiàn)了更多的哲人,他們跟孔子的哲學觀點或遠或近,為后世的思想初辟了全部疆域和藍圖?鬃雍退膶W派引領著這個思想領域的一端,并且以尚古和保守為特征。* 儒家的各派大多具有強烈的道德感(ethical sense)、社會責任以及對同時代問題的建設性、理性的解決方案。
從社會經濟學的角度看,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中國正處于迅速發(fā)展之時。鐵已經廣泛用于制造農具和兵器,農具等技術的改進大大提高了農業(yè)的產量,農民也從中周之后擺脫了被桎梏在土地上的處境(如同中世紀歐洲的農奴),成了擁有土地的自由的農民。人們開始擁有固定的姓氏,這比世界上其他社會早一千五百年。舊時代的貴族失去了世襲的權利,尤其是在國家和地方世襲官爵的權利。社會下層有了很多躋身上層的機會。
諸侯國之間在經濟、戰(zhàn)爭、外交方面的競爭,為賢能之士提供了一個不再拘泥于家世出身的舞臺。
各國競相變法,政府迅速壟斷貿易和工商業(yè),統(tǒng)治形式越發(fā)高效,一國的壯大常以鄰國的損失為代價。社會道德方面,源遠流長的價值觀被棄如敝履,兵釁的荼毒日益頻繁殘酷,這些社會劇變的惡果如此常見,深深震撼了孔子。其實,他本人并沒有什么舊貴族的既得利益處于岌岌可危中,他對這些問題的回應也從不狹隘拘泥。相反,他的這些回應產生了深遠影響——不論他自己是否清楚——他為一個新的社會創(chuàng)造了意識形態(tài)的基礎。* 盡管他不可能預見到這個新社會,甚至也不會認同這個社會。正因如此,一些現(xiàn)代學者還在爭議:他到底是個復古派,還是革新派?是僅僅“祖述堯舜”,還是戮力維新?
公元前551年,孔子生于今山東西南的魯國,他姓孔,名丘!胺蜃印笔蔷捶Q,意為“哲人”。到16、17世紀,“孔夫子”被歐洲人拉丁化為“Confucius”。
魯是周公的封地,它呵護著周代最古遠高貴的文化傳統(tǒng),自矜于它和初周最近切純正的血緣紐帶?鬃拥淖娓冈铀,宋是商朝王室后裔的封地,而后亡宋奔周,并在那里過了一段小有起色的貴族生活。但到了遷居魯國時,這個家族已經沒落了,他們是政治動蕩、社會激變的犧牲品。
孔子立志靠自己贏得一條仕途,但他的確不適合作朝臣。在他的時代,做官必須要甘于諂媚逢迎,攀附權貴,為主人出謀劃策,不計道義原則。對于這種活法,孔子的性格過于贛直苛刻了,他成了讓當權者見而生厭的人。他堅守自己的原則,而且由于他的博學無與倫比,他總是能為他的原則找到知識來辯護。他在魯君那里當了一段小官,經過幾年求魯君垂青而不得,只好去周游列國,輾轉十年寄望于找到能采信他的明君。
公元前484年,失望的孔子回到魯國,五年后于魯溘然而逝。在他自己或同代人看來,他毫無建樹。一個門徒曾問過他如何評價自己,孔子的回答可說是他最貼切的墓志銘:“其為人也,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保ā墩撜Z·述而》)
孔子對自己的評價可謂謙遜有加,他可能是有意如此,不過的確沒有反映出他的創(chuàng)造力和巨大成就?鬃訉⒆约憾ㄎ粸橐粋先代文化的傳聲筒,但實際上,他至少有三項創(chuàng)造,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國文明中持久的特征。這三者和儒家思想一起開始被稱為儒者之學,我們稱之為儒家,我們視其為最能定義中國文明特質的成分之一。他對一個文明的塑造力度是舉世無雙的。
他的第一個創(chuàng)造就是私人講學,孔子畢生都是一個學者?鬃又畷r,人們已經把學識看做可以濟世的重要手段。盡管如此,周朝除了為預備官員和低層官員進行的任職培訓之外,并沒有設立專門的教育機構。這些人與生俱來就有世襲的特權,在出仕之前就已經受過了初步的家學熏陶。職業(yè)的教師和學校還沒有出現(xiàn)?鬃硬唤浺忾g成了第一個職業(yè)教師。作為魯國最淵博的人,孔子擔任著一個無足輕重的官,經常有人來向他請教,這狀況愈發(fā)頻繁,直到最后成了孔子的主業(yè)。他想來一定非常擅長,終于成了他的職業(yè)。
他作為一個預備官員,實際卻做了四十年的教師,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擔當大任,但卻無可作為,亦無所進展。在結束了十年的列國周游之后,他終于真切地明白了,他“真正的大任”永遠也不會降臨在他的肩頭,教師才是他的天職。不過他從來沒有真正甘心于此,他的教育總是有著現(xiàn)實指向,而不是超然世外。* 他建立了一種跟現(xiàn)實世界息息相關的“師—生”模式,這一模式是如此有效,竟很快成了垂范整個社會的標準,歷代沿襲,不可取代。
孔子的第二個創(chuàng)造和第一個緊密相關,它們的意義和持久性是互為解釋的?鬃哟_立了教育的內容、方法和理想。盡管作為一種公共服務,教育是十分專門的,但孔子堅信一種更全面開放的技藝的學習(liberal arts)。它包括研習經典,尤其是詩、書和禮等;對這些經典的研習既包括哲學層面,也包括實踐層面,換言之,不僅僅涉及語言和文學,還有歷史和倫理;但研習的重中之重則是什么才是為政的正途。除了研究經典之外,教育內容還有音樂和體育[ 此處體育實際指射和御!g注
]。* 這種非職業(yè)化且非專門化的教育跟十八九世紀英國紳士為服務政府所進行的培養(yǎng)是不一樣的,孔子確立的這些教育內容在此后中國兩千五百年間一直是所有知識分子所要接受的,以備用公濟世時的各種需要,如平叛、鑿渠、稅賦、書史等等。直到晚近,政府疲于應付社會現(xiàn)代化的復雜需要之時,這些教育仍能敷用。這種教育沒有無法完善的痼疾,而是一種理性的、開放的教育,它跟文明一起成長而不會變得貧瘠、僵化?鬃釉谄溆猩甏_立了這種教育的核心文本,傳授這些文本的方法,以及衡量個人進展的理想標準。
孔子的教育被忠實地傳承下來,不論朝代變遷、世易時移。然而原始儒家的精神內涵則在后世不斷更新,這恰離不開孔子教導的方法——對經典的仔細研讀?v觀中國歷史,革新的特點就是總是采取一種援古判今的形式來矯正當下的實踐和誤讀。每個人都有權力和責任給出孔子之教和經典習用的權威解釋。每個自許的革新者都可以將古代的觀點拿來做權威,這其間,自然有對有錯,有真心的、有利用的,對這些古代觀點,誰解讀的更具“權威性”,完全取決于智慧和學識的高低,對經典的詮釋就是這樣向前發(fā)展的。
孔子的第三個創(chuàng)造,也是最難評價亦最難解釋的一個創(chuàng)造就是孔子的學生有各種出身,并且他把這當成一條原則。在他的數(shù)十名可考為真實歷史人物的弟子中,只有兩個是貴族,其他都是庶民,很多甚至出身卑賤。盡管在某種程度上說,孔子希望恢復周初的那種社會標準,但他卻一直在破壞那種社會賴以維持的特權制度,這種制度保證特權者自動襲得官職,“君子”或者貴族子弟就是這樣的特權者。* 孔子堅稱:君子應該用來稱呼那些德行智慧卓然其上的“圣人”,任何人達到“圣人”的標準才能作“君子”。這一革命性的界說拋棄了舊的界定之后獲得了系統(tǒng)的表述。當然,也可以這樣爭論:孔子這樣說的目的是想以此挑戰(zhàn)貴族階層,激勵他們擔當自己的重任。不過他的確吸收各種出身、各個階層的人作為他的門徒,教導他們成為“圣人”;* 同時孔子把這一目的贊譽為教育的真正準則,這都讓我們對孔子的意圖有了不同的解釋。我們當然不能證明,孔子是從他的教育中尋求意識形態(tài)上的根據(jù),來理解和指望社會更迭變化的?鬃拥慕逃恢痹诔珜б环N規(guī)范和激勵社會流動的機制,他為這個開放社會的理想進行了辯護。然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嗎?這是一個訟議紛紜的話題,尤其是在當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