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叢書是教育*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師大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的重大項目的結項成果，代表了目前價值哲學研究的較高水平。價值哲學經(jīng)典讀本以人物為主線，收集整理西方價值哲學經(jīng)典人物的經(jīng)典文本，闡述其代表性思想，詳細介紹了現(xiàn)代西方價值哲學中的熱點、難點和重點問題，反映了西方價值哲學研究的主要理論觀點和思想精華，集思想性、理論性、資料性為一體，標志著我國價值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本書是價值哲學經(jīng)典讀本之劉易斯卷。

倡導回歸古典政治哲學的施特勞斯與法國新黑格爾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科耶夫，兩人關于色諾芬《希耶羅》一書的“哲學對話”，無疑是一場古典政治哲學與現(xiàn)代哲學在現(xiàn)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舉足輕重的思想交鋒，至今于學界經(jīng)久不衰，鮮有哲學的或學術的討論能夠如此。本書將批判性地重審整個論爭，所錄文章作者皆為政治科學、哲學和古典研究領域的資深專家或青年學者。編者力求囊括論證中最精彩的部分，包括整個背景、誰是贏家(如果非要從二人之中選出一人)，以及這場論爭更為宏闊的哲學關聯(lián)。

語言哲學思想是杜威實用主義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杜威將其和哲學緊密結合，認為哲學作為理論必須具有實踐性。為此，杜威將其教育哲學思想與實用主義的經(jīng)驗主義連為一體，把它看成是一種”經(jīng)驗的改造”。本文試圖從杜威哲學所要解決的問題入手，選擇從經(jīng)驗論的視角來解讀杜威的語言哲學，通過考察其語言哲學建立的基礎，即實用主義的經(jīng)驗論，并通過闡發(fā)杜威對于人性的理解，進而闡明其語言哲學理論，以期實現(xiàn)對杜威語言哲學基本命題的新的詮釋。

本書通過書信、日記的形式描寫了愛默生的一生，詳盡敘述了愛默生的生活背景，大學生涯，怎樣成為作家、哲學家和牧師，婚姻狀況，他在歐洲旅行的見聞以及晚年光景等，書寫了個不為人知的愛默生�？撇�特是愛默生的報道記者，也是愛默生的學生和朋友，而且他在人生的大部分時間跟老師同住一處，他在整理愛默生晚年及去世后的信件和作品全集中做出了巨大貢獻。正因與老師的長期相處和共事，科伯特的這本傳記成為其代表作及后世了解愛默生先生的一生無法繞開的一部經(jīng)典。

本書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前八章為一部分，首先按照時間順序對羅蒂的經(jīng)歷進行了介紹，包括其父母的生活經(jīng)歷和羅蒂本，人的求學經(jīng)歷。后兩章為第二部分，從社會學的視角重新審視了羅蒂的思想和職業(yè)發(fā)展。但與傳統(tǒng)人物傳記不同的是，原作者格羅斯的切入點不是平鋪直敘地描述人物生活軼事，而是更多地著眼于世俗的社會和制度環(huán)境，通過對其所生活的環(huán)境的描述反襯羅蒂的思想歷程。

本書全面系統(tǒng)地分析、評價和總結了費耶阿本德的哲學思想，這在國內(nèi)外哲學界還是首次。其內(nèi)容包括：導論；第一章，思想淵源；第二章，物理學哲學；第三章，科學知識論；第四章，古希臘哲學；尾聲。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比較全面地收集了相關的中外文資料，細致地研究了主要的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本書一切從文本出發(fā)，不預設觀點，不硬貼標簽，不強入框架。

杜威提出西方哲學最大的危機是無法建立統(tǒng)一的規(guī)范性基礎,源于傳統(tǒng)理智主義哲學從一個錯誤的起點出發(fā),把世界當成一幅處于認知者對面的靜態(tài)圖像,人成為矗立在圖像旁的靜觀者,認知與實踐的二分成為西方哲學的一條主線。杜威認為康德的先驗觀念論正是此種路線的典型代表,認知和實踐的規(guī)范來自不同領域,兩者之間截然分立,這會讓人變得無所適從,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杜威提出實驗觀念論的目的之一,便是顛覆以康德為代表的傳統(tǒng)理智主義哲學路線,提出人與世界之間的源始關系是實踐關系,而非認知關系,認知的結果只能在實踐關系的網(wǎng)

本書以施特勞斯的思想研究為專題策劃了這期輯刊，收集國內(nèi)外學者對他的研究和評述，以期再次與這位大思想家進行精神和思想交流。所選文章有來自施派代表人物的，有來自接近施特勞斯學說之學者的，還有的甚至來自反對施特勞斯的學者。

梭羅在《瓦爾登湖》中這樣寫道：“我借來一把斧頭，走到瓦爾登湖邊的森林里，預備造我的房子，我砍下一些箭一樣高聳入云的年幼白松……我時常沿著鐵軌走到村里，好像我是由這個鎖鏈和社會相互聯(lián)絡�！弊匀恢兴�有的事物都是彼此對立的戀人，也是相互為鄰的朋友。人只有返回自然、觀看自然、體驗自然，才能認識自然，也只有認識到自然的殘酷和恐怖，才能冷靜細膩地抽象出自然的秩序、宇宙的原理，最終找到人自身的位置。這就是梭羅去瓦爾登湖畔生活的本質(zhì)，也是他畢生的事業(yè)。本書爬梳梭羅14卷日記與全部作品，從生態(tài)批評的視角，重現(xiàn)梭羅

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中闡述的自由至上主義被看作能夠與羅爾斯所構建的“作為公平的正義”分庭抗禮的政治哲學，自其誕生以來，一直統(tǒng)治著當代西方政治哲學領域。但是，國內(nèi)外學者往往熱衷于討論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第二部分提出的持有正義論，卻忽視了諾齊克在該著作其他部分為最低限度國家之正當性提供的各種辯護。本書的目的是揭露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三個部分為最低限度國家之正當性辯護的各種方式均存在種種缺陷，他所倡導的最低限度國家既非道德上唯一能夠接受的政治制度，亦非唯一能夠實現(xiàn)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