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隸書較前一階段有很大改變，它們除個別字的筆畫中保留篆意外，基本筆畫樸實徑直，用筆無波挑，結體方正，充滿活潑之趣，全然不同于武帝以前那種篆隸相間的面貌；代表性作品有：《嘉峪關漢簡》、《敦煌漢簡》中的一部分，《楊量買山記》（前68年）、《五鳳刻石》（前56年）、《庶孝禹碑》（前26年），洛陽西郊漢墓和金谷園車站11號漢墓出土的陶器文字，河北興隆縣1953年出土的銅錠銘文，《萊子侯刻石》（16年）、《漁山刻石》，河北正定北莊漢墓出土的黃腸石刻字（56—88年），《三老諱字忌日碑》（52年）、《褒斜道刻石》（63年）、《大吉買山地記刻石》（76年）、《武威王杖詔書令簡》、《武威醫(yī)藥治百病膏藥方簡》，偃師鄭瑤出土的《買田約束石券刻字》，四川蘆山出土的《永元三年畫像磚題字》（91年）等，皆屬此一類型。其數(shù)量約占當時隸書的80%以上，是本階段的主要書法類型。
　　波挑筆畫是隸書的典型筆畫，因而可將具有這種筆畫的隸書稱作典型隸書。它濫觴較早，但在第一階段中，由于篆書筆意內含的時代特點束縛著它，波挑筆畫一直沒有太明顯的長進。進入本階段以后，這種筆畫逐漸發(fā)展起來。究其根源，乃是與本階段書法發(fā)展的總精神——豐富筆畫相聯(lián)系的。也就是說，是在這種時代特點的制約影響下發(fā)展起來的。公元前58年的《居延漢簡》，西漢晚期的《武威儀禮簡》，洛陽燒溝82號墓出土的王莽時期的陶倉文字等，充分反映了波挑筆畫豐富發(fā)展的勢態(tài)。尤其是公元27年的《居延漢簡》，波挑更加趨于成熟。這些作品，與第三階段以多姿多彩的波挑筆畫為特色的隸書，有直接的承繼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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