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學工程起源于二戰(zhàn)期間的美國，目前已經(jīng)成為國家科學技術發(fā)展的重要基礎條件，而大科學實驗室則是基于大科學工程建立的實體機構。美國通過依托大學管理大科學實驗室而構建的大科學工程組織，被認為是美國許多世界一流大學崛起的一個關鍵因素。這種組織模式被稱為大學與大科學實驗室的“一體化模式”。
　　有鑒于美國的成功先例，自“十一五”規(guī)劃以來，中國開始借鑒美國的“一體化模式”構建大科學工程組織，作為提升大學核心競爭力、培養(yǎng)科研人才和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舉措”。然而，“新舉措”在實施過程中遭遇到兩個現(xiàn)實困境，一個是大學與大科學實驗室的組織制度沖突，另一個是大科學實驗室的資源被大學爭奪。我們曾以為，這會否是中國大學過度行政化的又一后果？然而，當觀察這種模式近年來在美國發(fā)生的轉變，我們發(fā)現(xiàn)，美國不少著名的大學結束了對大科學實驗室的“長期獨家占有權”，一種新的大科學工程組織模式正在形成，這使得我們對“一體化模式”本身產(chǎn)生了疑惑：如果說“一體化模式”是成功的，作為起源地的美國為什么要試圖結束這種模式？更重要的是，正在形成的新模式對于中國“新舉措”及其困境而言，是否能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示？
　　為此，我們在國內(nèi)外現(xiàn)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交易成本理論為核心，導入科層制理論、資源基礎觀、演化理論以及社會運動有關理論，綜合運用理想類型分析、博弈分析、基于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的定量分析以及歷史分析等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了大科學工程組織的治理結構。一方面，這個研究揭示出，導致“新舉措”現(xiàn)實困境的重要原因，在于“一體化模式”下的大科學工程組織缺少內(nèi)在治理結構邊界，造成大學與大科學實驗室的治理結構沖突，并在大學的資源吸納機制下，導致了大科學實驗室資源趨同于大學的后果。另一方面，通過追溯大科學工程組織在美國的演化史，我們確實得到了一些有益啟示，即需要通過創(chuàng)建治理結構邊界和創(chuàng)建橋接機制來創(chuàng)新大科學工程組織“混合模式”，而要成功實現(xiàn)這樣的方案，則涉及更為廣泛的社會結構轉變和制度變革。在整個演化過程中，可以清晰看到的是，特定的歷史因素是“一體化模式”在美國獲得成功的一個原因，而路徑依賴則使得轉變前后的模式在當下共存，解除了人們對“一體化模式”的質疑�；�于上述分析，本書立足于中國的制度背景，分析了中國構建大科學工程組織的體制局限與歷史局限，給出了四個方面的治理策略，即基于新歷史特定性推進治理結構演化、基于獨立行政法人創(chuàng)建治理結構邊界、基于增量改革創(chuàng)建治理結構橋接機制，以及基于社會工程推動社會結構轉變和制度生成。
　　本書是建立在現(xiàn)有研究基礎上的，是這些研究啟發(fā)了我們的思路，為我們提供理論和方法上的支撐。雖然我們在書中盡可能地說明了這些啟發(fā)的來源，但難免存在疏忽與遺漏之處，還請讀者不吝指正。同時，在本書的寫作與出版過程中，我們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大科學設施專項預研課題”提供基金資助、多位學者前輩的不吝賜教、負責本書編輯與校稿工作的哈工大出版社的編輯部老師，等等，我們在這里也一并致謝。
　　本書面向大學與政府的科技管理人員，同時，面向從事大學治理、科技政策與科技管理等領域的教學和研究人員。通過本書中的分析，我們希望能夠引起關于科研組織邊界與科研組織間合作的一些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