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1618 年 4 月，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從里斯本出發(fā)，第二次前往中國，次年7 月抵達澳門。同行的有新招募的二十余名傳教士，其中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傅汎際等人都是飽學之士，日后成為傳播西學的棟梁。艱苦的旅行使七名傳教士染病去世，但幸運的是，船上的圖書完好無損。值得指出的是，這些書中就有兩本《天體運行論》：羅雅谷私人攜帶的第二版（巴塞爾，1566）和金尼閣所募集的大批圖書中的第三版（阿姆斯特丹，1617）。

秉承學術(shù)傳教精神的金尼閣此行為中國帶來了整整一個圖書館，圖書七千余部，重復者不入，纖細者不入即使在當時的歐洲，這樣的規(guī)模也可以算是大型圖書館。當金尼閣把利瑪竇的意大利文回憶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中譯本取名為《利瑪竇中國札記》）譯成拉丁文后，該書在歐洲引起巨大轟動，掀起了到中國傳教的熱潮。教皇保羅五世向中國耶穌會贈送了五百多部圖書，其余部分，則由金尼閣和同伴鄧玉函精心挑揀，從各國收集而來，堪稱各個領(lǐng)域的經(jīng)典之作。

這些圖書首先落腳澳門，然后有一部分被帶到北京耶穌會圖書館，1773 年耶穌會遭羅馬教皇解散，1785 年法國政府委派遣使會來京取代其工作，同時將圖書劃歸北堂（1703 年建成于中海西畔，1887 年改遷，即今日的西什庫堂）圖書館收藏。1938 年，北堂在整理藏書樓時發(fā)現(xiàn)了七千部中殘余的數(shù)百部。解放后，北堂藏書并入中國國家圖書館。

如今這兩部《天體運行論》靜靜地躺在國家圖書館的善本特藏部里，藍布函套，柔軟的犢皮封面。第二版的扉頁上有羅雅谷的拉丁名字Jacobus Rhaudensis，還有耶穌會圖書館的圓形紅色圖章：Bibliotheca Domus S.S. Salvatoris Peking，后面有作為附錄重印的雷蒂庫斯的《首次報告》，雷蒂庫斯作為路德宗的教徒其名字被畫掉了，但書還在。第三版的扉頁上寫著：MissonisSinensis（中國傳教團），和它裝訂在一起的還有尼古拉·穆萊里烏斯（Nicolaus Mulerius，15641630）的《弗里西星表》（TabulaeFrisicae，阿姆斯特丹，1611），里面題寫著羅雅谷父親的名字Alex[and]ri Rhaud[ensi]s。羅馬教廷 1616 年宣布審查哥白尼的著作，但 1620 年審查方案才出臺，而此時兩本書已經(jīng)上路了。所以第二版中沒有評注也未經(jīng)過審查，第三版中只是在第一卷第八章《駁地心說》前面寫著non legatur hoc cap（不要閱讀這一章），這很可能是金尼閣憑直覺加上去的。

這兩本《天體運行論》是幸運的，經(jīng)過長途顛沛和數(shù)百年的時局動蕩依然保存完好。但也是不幸的，它們靜靜地沉睡在函中，真的成為一本沒人讀的書。這不禁令人想起金尼閣的初衷，來華之初，他擬定了一個龐大的翻譯計劃，聯(lián)絡(luò)了艾儒略、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經(jīng)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如果這七千部書全被翻譯過來，中國文化會呈現(xiàn)出什么面貌，將超乎我們的想象。但是由于金尼閣在杭州的早逝，以及康熙年間朝廷對天主教的禁制，最終除了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徵等人翻譯成中文外，大部分書籍蒙上塵埃，下落不明。

那么，其他的《天體運行論》會遭受怎樣的命運呢，會成為沒人讀過的書嗎？著名作家阿瑟·克斯特勒在其《夢游者們》一書中想當然地將《天體運行論》稱為無人讀過的書。別人也許一笑了之，但金格里奇教授卻較起了真兒。

歐文·金格里奇（Owen Gingerich， 1930　）是哈佛史密森天文臺退休高級天文學家，哈佛大學天文學及科學史雙料教授。他曾任哈佛科學史系的主任、美國哲學協(xié)會的副主席和國際天文學聯(lián)合會美國委員會的主席。他的研究興趣包括恒星光譜的分析、哥白尼著作的研究和 16 世紀宇宙學家的研究。除了近六百篇專業(yè)論文和評論外，他的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大追尋與其他天文學史探索》（The Great Copernicus Cha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Astronomical History）、《天眼：托勒密、哥白尼和開普勒》（The Eye of Heaven: Ptolemy，Copernicus，Kepler）和《上帝的宇宙》（Gods Universe）。

提起自己學術(shù)興趣的轉(zhuǎn)移，金格里奇總是會告訴你：這都是周年紀念惹的禍！1973 年的哥白尼誕辰五百周年慶典是世界性的盛事（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天文學會也于 1973 年 6 月 22 日舉行了紀念哥白尼誕辰五百周年座談會）。從 20 世紀 60 年代起，天文學界和科學史界就開始醞釀這次慶典（同時還有 1971 年的開普勒誕辰四百周年紀念），考慮到自己屆時將無法避免地要做一場演講，這種困擾和期待成為金格里奇尋找突破口的動力。但是他沒有想到，權(quán)宜之計竟使他成為哥白尼研究的權(quán)威，他在天文學史上的發(fā)展由此便一發(fā)而不可收。

從 1970 年在愛丁堡圖書館偶然發(fā)現(xiàn)了一本《天體運行論》的詳盡批注本開始，金格里奇對克斯特勒的質(zhì)疑之火被點燃了。在前后三十余年間，金格里奇行程數(shù)十萬英里，親自閱讀了《天體運行論》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幾乎所有現(xiàn)存本，為六百余本《天體運行論》拷貝記錄了圖書的物理描述、傳承淵源和評注考察，最終他匯編而成了《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評注普查》（An Annotated Census of CopernicusDe revolutionibus Nurumberg，1543 and Basel，1566］）一書，有趣的是，這本《普查》在尺寸、頁數(shù)和印數(shù)上都與《天體運行論》原書相仿，作者原本估計它也像原書一樣要花二十年才能賣完，但意想不到的是，書一出來就幾乎脫銷了。

于是，精明的紐約沃克出版公司隨即意識到這數(shù)十年的追蹤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精彩的故事，于是，金格里奇教授用扣人心弦的偵探小說式的語言，憑借他作為杰出歷史學家的無比熱忱，以完美流暢的文筆講述了一個個長達四百五十年之久的謎團。這本《無人讀過的書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追尋記》一經(jīng)問世，就廣受好評，成為當年亞馬遜網(wǎng)絡(luò)書店的科學類圖書十大暢銷書之一，兩年間幾經(jīng)再版并譯成多種語言行銷于世。

乍看起來，金格里奇的工作似乎都是些瑣碎的細節(jié)問題。其實不然，正是經(jīng)過系統(tǒng)的追蹤才能取得用其他方法所無法取得的重要成果，正是經(jīng)過對細枝末節(jié)的刨根問底才會揭示大量以其他方法根本無從發(fā)現(xiàn)的重要事實。書中揭示了《天體運行論》出版前后的一些重要內(nèi)幕；揭示了幾個重要的被稱為無形學院的研讀群組；揭示了本輪上疊加本輪的說法只不過是謬種流傳；揭示了哥白尼的小本輪思想很可能源自阿拉伯天文學家之手；揭示了布魯諾并未真正讀過哥白尼的著作，只是對他的思想進行了不切實際的宣揚。此外，他還從四本批注本中發(fā)現(xiàn)了一位不留著述、不見經(jīng)傳的天文學家保羅 · 維蒂希，此人極有可能是所謂第谷體系的原創(chuàng)者，因為第谷長期將維蒂希挽留在文島，并在他死后四處打聽其三本《天體運行論》批注本的下落，而那些批注在第谷發(fā)表其體系的十多年前，就寫有一種極為類似的假說并為第谷所知。而對數(shù)思想最早也是由這位天才的維蒂希提出的，并通過他的批注本輾轉(zhuǎn)傳入蘇格蘭，為數(shù)學家約翰 · 內(nèi)皮爾所知，并加以系統(tǒng)地發(fā)展。

當然，這種種發(fā)現(xiàn)說來容易，但在當時往往并不是僅僅靠勤奮就能夠成就的，除了作為一名高水準學者所具備的理論水平、專業(yè)素養(yǎng)以及敏銳的眼光與洞察力外，最需要的就是機遇。有時候事情就是那樣無止境地擱置下來，然后忽然某本書或某件事就浮出水面，成為解決問題的關(guān)鍵，這就是妙手加偶得了。但是沒有智慧、膽量和熱忱，有機會也未必能把握住，畢竟這機會在同行面前是大致平等的。金格里奇數(shù)次提心吊膽地穿越冷戰(zhàn)的邊界線去創(chuàng)造機會，又數(shù)次卷入珍本書失竊的調(diào)查案成為偵探。他所與之打交道的人既有歷史學家、藏書家和圖書館工作人員，又有古書商、造假者、竊書賊，甚至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和國際刑警組織的官員。

三十多年來四處追蹤哥白尼的斬獲不僅使金格里奇成為近代天文學史的權(quán)威，而且使他與妻子米里亞姆（Miriam）成為旅游愛好者，成為古書鑒賞家與收藏家。他擁有豐富的古籍知識，在本書中他將娓娓道來：從紙張的制作到印刷機的開工，從書籍貿(mào)易的歷史到不同時代和地區(qū)的書籍裝幀工藝，從書籍保存的蟲害火災(zāi)到圖書館的變遷倒賣，從古書的生意到古籍的拍賣等等，讓你在不經(jīng)意間學到不少西文古籍的文獻學知識。為了使讀者能更好地理解這些內(nèi)容，下面我結(jié)合譯名做一些補充。

在 1453 年，德意志人古騰堡在美因茨制造出使用合金活字的印刷機，并研制出油墨和鑄字的字模，從此圖書告別了效率低下、往往費力不討好的手抄本時代，數(shù)量迅速激增起來。但直到 17 世紀，印刷者自己用便宜的紙封皮進行裝訂的做法才盛行起來。此前二百年間，印刷和裝訂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職業(yè)，印刷者印出一摞摞的書頁，然后購買者根據(jù)自己的品位，請裝訂匠或自己動手制作出形態(tài)各異的裝訂，因此作者對這些書的調(diào)查之旅顯得豐富多彩，而不像西語莢中之豆般千篇一律。對于每個印刷本，中譯本仍然采用拷貝（copy）來稱呼，這樣做可以使這個內(nèi)涵豐富的詞語保持與原文相當，并且顯得更為醒目。

在裝訂時，有時候幾本比較薄的書就裝訂在一起，因此就會出現(xiàn)一卷（volume，源自拉丁語 volūmen，意為紙張等的卷，其詞根vol 來自拉丁語 volvere，意為滾動）包含幾本著作（title）的情況，例如雷蒂庫斯就把帶給哥白尼的五本書裝訂成三卷。而有時一本較大的著作也被裝訂為幾卷，例如赫維留斯的《天文儀器》就分為上下卷裝訂。

《天體運行論》全書雖然大多裝訂在一起，但其內(nèi)容可以分為六個部分，因為彼此間獨立性較強，所以稱之為六部書（拉丁語libri，意為書）也無妨。但我們?nèi)匀粚⒅�譯為六卷，這主要是因為傳統(tǒng)的影響，印刷術(shù)出現(xiàn)之前書卷容量較小，現(xiàn)在的一卷書當時往往要抄成多卷。我國的古籍經(jīng)歷了竹簡絲帛的卷軸階段， 而volume在西方歷史上也曾指草紙、羊皮紙等書寫的書卷或卷軸，這在雙方是共通的，因此譯成卷 更符合中國讀者的理解習慣。此外，《天體運行論》原書約 400 頁，共分六卷181 章（chapter，本意指小的開頭），考慮到其中有大量星表和插圖，因此每章其實很短，同時它們也就不另起一頁，而是接著排印了，這同樣有些類似于我國古籍中短小并接排的章。

《天體運行論》的初版采用平版印刷，印刷商把書印在長 40 厘米、寬 28 厘米的紙張上，就是當時壺紙（pot paper，最初產(chǎn)自荷蘭，因有壺形水印而得名）的標準尺寸上，當然，經(jīng)過裝訂剪裁后，每本書大致有今天的 A4 紙大小。每版只印兩個頁面（page），反面再印兩個，然后對折，兩張一組地插起來，每組就是一個書帖（signature），于是每個書帖包含四張書頁（leaf，包括正反兩個頁面，如書之葉）。每個書帖上都有相同的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標記以便于整理，這些記號稱為折標（signature），事實上，書帖的含義正是由折標引申而來的。

由于《天體運行論》頁面大小只有印張大小的一半，因此可以稱為對開本（folio）。每面所印的兩個頁面均為左邊的頁眉印有作者全名（NICOLAI COPERNICI），右邊的頁眉印有書名、卷數(shù)和頁數(shù)（如REVOLUTIONUM LIB. Ⅳ. 118），因此對折起來，就形成了每兩面一個頁碼的情況，我們稱之為對開頁（folio，也稱雙面頁），頁碼位于書頁的正面，該頁面可稱為右頁（recto，正面之意），反面則稱為左頁（verso，翻轉(zhuǎn)之意），因此書中會有第81對開頁左頁的說法。

最后，應(yīng)該指出，《天體運行論》的原書并沒有書名，現(xiàn)在的全名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libri sex是印刷商當時所加的，它的字面意思是論天球運行的六卷本集，這是因為哥白尼繼承古希臘人的思想，認為天體是鑲嵌在透明天球?qū)由想S天球一起運轉(zhuǎn)的，因此該書應(yīng)譯作《天球運行論》，或像早期譯法一樣籠統(tǒng)地稱之為《天旋論》，但金格里奇此書并非十分專業(yè)的學術(shù)著作，故仍取此譯以照顧廣大讀者的習慣，同時希望讀者明鑒其本來的含義。

此外，《天體運行論》出版時的種種不完善狀態(tài)以及哥白尼手稿直到出版的前兩年還在刪改的情況表明，哥白尼自稱花費了他不是九年的時間，而是四個九年的時間絕非虛言和戲言。哥白尼的一生（14731543）既可以說是時逢盛世，也可以說是時逢亂世。《無人讀過的書》也為我們展現(xiàn)了那個中世紀行將結(jié)束，民族、宗教、社會矛盾激流蕩滌的歐洲。

在波蘭的光輝年代，波蘭和立陶宛組立了聯(lián)合王國，首都克拉科夫的大學成為波蘭的最高學府和歐洲重要的學術(shù)中心之一，哥白尼在此學習之后，又赴文藝復興的中心意大利繼續(xù)深造。他先后在博洛尼亞大學、帕多瓦大學和費拉拉大學學習，并獲得教會法學博士。前后近十三年的學習使他得以成為日后的博學者，因精湛的醫(yī)術(shù)被教區(qū)的民眾稱為阿卡拉斯（希臘神醫(yī)）第二，因最先發(fā)現(xiàn)劣幣驅(qū)逐良幣的規(guī)律而使該規(guī)律被后人命名為哥白尼格雷欣定律。但與此同時，條頓騎士團打著教皇的旗幟在波羅的海沿岸開疆拓土，與波蘭王國連年征戰(zhàn)，哥白尼所在的瓦爾米亞教區(qū)處于普魯士公國的三面包圍之中，成為雙方爭奪的重點，在戰(zhàn)情緊急的時候，哥白尼甚至曾在弗勞恩堡和奧爾什丁披掛上陣，親自指揮應(yīng)戰(zhàn)，成為了戰(zhàn)斗英雄。

所以，哥白尼并不是養(yǎng)尊處優(yōu)地在一個象牙塔的頂層逍遙自在，與此相反，他的成年時代都是在繁忙的行政生涯中度過的，而一大幫兇惡騎士的蹂躪更是讓他疲于奔命�！短祗w運行論》也并不是在哲學家所鐘愛的那種不受干擾的平和寧靜的環(huán)境中寫出來的，而是一個供職于大教堂的時常擔心被人非議和噓下臺的忠于職守者利用點滴的時間間隙寫成的。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干涉，哥白尼還使用了很多縮寫和天文學、數(shù)學符號以使外行望而卻步，最終雷蒂庫斯決定將其全部轉(zhuǎn)換為通俗語言。

1973 年波蘭科學院決定首次出版三卷本的《哥白尼全集》，第一卷是《天體運行論》手稿的摹寫本，第二卷是拉丁文版《天體運行論》的訂正本，第三卷則收錄哥白尼的短篇天文學論文和其他學科的著作。本書中多次提到的細節(jié)大師愛德華·羅森翻譯出了第二卷的英譯本，此書曾成為中譯本的藍本，為我們一睹天文學家的風采提供了便利。希望今天作為經(jīng)典的《天體運行論》能有更多中國讀者領(lǐng)略其風采，不致成為沒人閱讀的書。

本書由王今譯出第一稿，我在此基礎(chǔ)上經(jīng)大量修訂和潤色（如將譯詩按原韻處理）而完成第二稿。在此過程中，我訂正了原書的個別錯誤，為全書酌情增補了全部四十六條譯者注和四幅插圖，并起草了本篇譯者序。對于一些疑難問題，我的導師方在慶先生和我的朋友李石博士均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在此謹表示感謝。譯本保留了原書的附錄Ⅰ和附錄Ⅱ，并將后者按漢語音序進行了重排，而延伸閱讀和索引部分均略去，有興趣進一步研讀的讀者可以翻閱原書，另外，作為追蹤成果的《普查》一書則可以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借閱到。限于水平，錯誤在所難免，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徐國強2007年1月于北京朝內(nèi)

此次再版由我對譯文進行了修訂，改正了若干錯誤。我還寫信向作者詢問修訂意見，并請他專門為中文版補寫了后續(xù)進展。正文插圖采用外方出版社提供的電子文件替換掃描文件，以求更加清晰；并盡可能減少裁切，以展現(xiàn)更多原貌。原書延伸閱讀部分則作為附錄 III 影印出版，以滿足部分讀者的需求。

徐國強2016年7月于北京美術(shù)館東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