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親身經(jīng)歷了那一場經(jīng)濟浩劫。

許多店鋪的大門上都掛出了閉門歇業(yè)的牌子；出租車司機們喋喋不休地訴說著國家的巨大困境，用詞夸張，不吝阿根廷人添油加醋演繹渲染之能事；各大主流報紙的頭版都是飽受詬病的財政部長的大特寫，以漢尼拔萊克特的面具遮面，借用恐怖電影《沉默的羔羊》，意在質問在拯救一個國家之前，就必須要先把它拆解得支離破碎嗎。

在去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前，我剛從美洲開發(fā)銀行的年會上回來。在這次召開于鄰國智利的年會上，銀行家們、部長們、新聞記者們都對阿根廷的金融問題一籌莫展。毫無疑問，那些智利人是懷有某種竊喜的，因為兩國畢竟競爭多年。阿根廷的衰敗，可以讓智利人從這場曠日持久的競爭中不戰(zhàn)而勝。

阿根廷面臨的難題包括：外債飆升，美元撤離，外匯儲備驟降。此外，如果重建,那么不僅僅是費用驚人、難以承受，而且重建的費用只會流入銀行家的錢袋，于阿根廷脫困無任何益處可言。交易商們在大量拋售阿根廷的債券，相較歷史最低點而言，價格還不算低，1美元售價80美分。如果你看到了這些，你就能明白：阿根廷比索是無法釘住美元匯率的，因為單靠貶值貨幣很難實現(xiàn)對經(jīng)濟的助推。但即便是不看這些數(shù)據(jù)，也不難得出這一結論。

我是專門報道拉丁美洲金融問題的記者。幾周前，我報道了一項由著名學者和華爾街人士提出的議案。此項議案建議阿根廷政府和債權人削減30%的外債，以避免出現(xiàn)更嚴重的損失。文章刊登后，幾個華爾街的銀行家打電話給我，說削減債務是早就應該做的事了，但他們不能公開這樣說，否則很難保住自己的職位。雖然經(jīng)營者們在談論阿根廷的外債拖欠時，不是在議論拖欠能否發(fā)生，而是在議論拖欠何時發(fā)生，但是仍然沒有任何銀行建議它們的股東去主動放棄一些債權。9個月后，更嚴重的事情真的發(fā)生了：先前那些不愿意削減30%債權的人，最終損失了大約70%。

10年后的希臘也面臨了同樣的困境。和阿根廷一樣，希臘試圖用一系列的緊急財政援助來掩蓋外債危機，結果只是治標不治本。 歐洲其他國家雖然沒有像希臘那樣窮途末路，但也步履維艱。2011年春天，我為美洲新基金會寫了一篇論文，論證希臘應該從阿根廷的前車之鑒中吸取教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盡快進行外債重組，積極應對可能發(fā)生的經(jīng)濟危機。

在希臘問題上，人們的反應與2001年時截然不同。交易商們公開明確地表態(tài)，希臘現(xiàn)在必須做的事情，就是阿根廷在2001年時該做卻沒做的事情。早在2012年，希臘政府和非官方債權人就已經(jīng)達成共識，必須阻止希臘發(fā)生債務拖欠，以免希臘拖累歐洲甚至是全球的經(jīng)濟。但是那些官方債權人卻沒有采取相同的應對策略，結果使希臘和歐洲在2015年陷入了新的經(jīng)濟危機泥潭。

全球人力資源論壇是致力于研究人力資源難題的韓國機構。其組織者邀請我參加了2011年11月在首爾舉行的會議。會議期間，與會者曾討論世界是否面臨新一輪的經(jīng)濟危機。當然，我告訴他們：我們尚未從目前的經(jīng)濟危機困境中走出來。過去的這幾年，我們一直在面對同一難題。問題不僅僅出在希臘，歐洲其他各國的財政和貿(mào)易差額巨大，極有可能使歐盟解體，并拖累全球經(jīng)濟一同淪陷。在美洲人看來，歐洲的各國領導人在危機中毫無建樹，沒有做出政治上的積極努力。所以，面對全球經(jīng)濟問題，是該任其惡化，還是該力挽狂瀾，我們必須做出選擇：是要經(jīng)濟增長，還是要財政緊縮；長期，還是短期；是要財政政策，還是要貨幣政策；消費，還是投資；是要廉價勞動力，還是要人力資本；是要產(chǎn)品，還是要知識。

當希臘與非官方債權人的協(xié)議生效幾個月后，希臘與阿根廷的事件對比讓我不禁思考：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產(chǎn)生如此迥異的結局？為何希臘政府和非官方債權人能適時扭轉危局，使其自身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經(jīng)濟免于受損。正是這些疑問讓我萌生寫一部書《灰犀牛》的念頭。經(jīng)濟危機的陰影并未完全散去，悲劇極有可能重演。雖然希臘與銀行達成協(xié)議，削減了債務，為經(jīng)濟的復蘇贏得了喘息的時間，但是拖欠國際貨幣基金和歐洲聯(lián)合會的債務仍然十分巨大。那些官方債權人，由政府出資，靠納稅人生存，尤其是德國，并未像非官方債權人那樣削減其債務。

自從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出版后，低概率事件的巨大沖擊理論和他本人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先知先覺重倉做空，大賺特賺了一筆的傳奇事件，在金融市場和政策領域吸睛無數(shù)。時至今日，人們已經(jīng)把黑天鵝理論和肥尾效應奉為圭臬。但是，分析家和決策者甚至連那些可怕的、明顯的、高概率的事件都無法防范，對低概率事件就更束手無措了。其實，那些低概率的孤立事件聚成一體時，其發(fā)生概率就會遠遠超出人們的認知。在我看來，眾多黑天鵝背后是不斷匯聚的高概率的經(jīng)濟危機。

在為《灰犀�！穼ふ野咐臅r候，我發(fā)現(xiàn)過去的眾多危機都有明顯的先兆。不幸的是，這些先兆都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時至今日，預示危機的先兆仍然顯而易見，但還是未被當作一回事。在收集整理數(shù)據(jù)的過程中，我看到的問題令人觸目驚心。許多風險的存在已經(jīng)被發(fā)現(xiàn)，但沒有得到積極的防范和應對：從全球層面講，是涉及經(jīng)濟危機和氣候變化的各國政策；從科學技術角度講，是引發(fā)工業(yè)變革的科學技術，例如數(shù)碼科技的發(fā)展對傳統(tǒng)媒體的巨大沖擊，造成工廠倒閉，工人失業(yè)，但同時為數(shù)碼公司創(chuàng)立者帶來了幾十億美元的收益；從個人層面講，是為數(shù)眾多的個體事件，雖然不足以觸發(fā)全球范圍的危機，但對相關個體的影響卻是致命的�？v觀人類的歷史進程，曾經(jīng)有那么多次，我們在處理危機問題時，本可以做得更好：卡特里娜颶風、2008年金融危機、2007年明尼蘇達州大橋坍塌、網(wǎng)絡黑客攻擊事件、野生生物保護事件、水資源匱乏等各種災難問題的探討都將在本書中一一呈現(xiàn)。

2012年10月，當颶風桑迪在東海岸肆虐時，我深入研究了那里的風暴預警體系。正是這套預警體系，使美國紐約能提前數(shù)日為風暴的到來做好準備。事后發(fā)現(xiàn)，盡管緊急事件應急處的官員們從卡特里娜颶風事件中吸取了經(jīng)驗教訓，但仍然有一些地方做得不盡如人意。例如，一些個人、公司、民間組織和政府機構等竟然未做任何防范。颶風之后，人們并不清楚那些相關責任人是否會在未來進行變革并積極行動、保護紐約。

恰在此時，達沃斯經(jīng)濟論壇年會的組織者邀我做演講。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可以深入思考探討一下，為什么我們對迫在眉睫的危機不能先知先覺，提早預防呢？在2013年1月的達沃斯經(jīng)濟論壇年會上，我首次提出了灰犀牛這個概念。當時的會議上，日本作家和危機理論家威廉齋藤正針對紅天鵝事件發(fā)表演講。所謂紅天鵝事件，就是指那些由于整體的預見缺失而造成的災難性事件。在事后看來，災難發(fā)生前的預警信號早就已經(jīng)清清楚楚了。我們的演講內(nèi)容有個共同的主題所有災難的發(fā)生，不是因為發(fā)生之前的征兆過于隱蔽，而是因為我們的疏忽大意和應對措施不力。這些事前征兆早就明白無誤地呈現(xiàn)在絕大多數(shù)人的面前，但他們不僅視而不見，而且不愿適時采取應對措施加以防范。

當我的代理人第一次就《灰犀�！返某霭鎲栴}同出版社的編輯進行協(xié)商時，他們當中竟然有人回復說，要人們警惕風險的存在是多此一舉，因為人們已經(jīng)意識到了風險的存在并且正在不遺余力地積極應對。這件事讓我明白了，自己面對的問題遠遠比之前想象的更嚴重、更可怕。事實上，我提出的理論問題非常必要，所以我不得不一再強調。現(xiàn)實情況與那些編輯的觀點恰恰相反，大多數(shù)的個人和組織都沒能做到積極有效地應對巨大的潛在危險。

在為寫書而做調研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重大危機發(fā)生之前的種種端倪其實都是一次次絕佳的機遇。意識到危機的存在并且能處理得當，這種與眾不同的能力會給那些善于思考的人帶來豐厚的利潤：金融領域里，許多投資者會從市場的逆轉中獲利，這些利潤是從市場上的莽漢那里獲得的，他們在市場泡沫時期愚蠢地加大投入，而在隨后的市場恐慌中束手無策。曾有無數(shù)次，事情與那些引起騷亂的新型科技出現(xiàn)時一樣，危機的出現(xiàn)是因為一些人發(fā)現(xiàn)了新事物或新方法。在另外的一些情形中，重新考慮如何處理危機，往往能激發(fā)人們的想象力。2014年，全球經(jīng)濟與氣候委員會認為：全球將在未來15年中花費90萬億美元，來替代、維護、擴建老化陳舊的城市基礎設施，以滿足不斷擴張的城市人口需求。基于此種考慮，全球委員會提出如下建議：摒棄以往主推商業(yè)發(fā)展的做法，各個城市應該將資金投入新技術的開發(fā)利用上，以此促進發(fā)展，增加就業(yè)機會，提高公司利潤，刺激經(jīng)濟。2與此同時，減少城市無序發(fā)展而產(chǎn)生的經(jīng)濟損失。就美國一個國家而言，這樣的損失每年就高達4 000億美元。

手術刀下

拖延癥是我們每日都要面對的挑戰(zhàn)，在解決各類問題，例如金融危機、地緣政治和巨型企業(yè)危機時，我們常常被拖延癥困擾。事實上，這些危機都是人們的行為集中放大后的必然結果。

個人層面上，我總會禁不住要把自己經(jīng)歷的兩次牙齦手術同灰犀牛理論聯(lián)系起來。的確，我已經(jīng)意識到牙齦的疼痛有別于颶風和金融危機的困擾，是更個人化的。這些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都涉及我們的抗風險能力，而我們的抗風險能力在人類固有的弱點面前會變得不堪一擊。正是這些弱點的存在，才造成我們忽視牙醫(yī)們的警告，沒能做到正確使用牙線并且每六個月做一次牙齒清潔。我們每次在牙科醫(yī)生那里做完牙齒清潔后，感覺牙齒干凈舒服，就會變得格外勤快，每日用牙線清理牙齒上的食物殘留。不幸的是，這種勤快的行為也只維持了幾天。然后，實際情況是，每日的常規(guī)工作和生活瑣事讓我們無暇顧及臼齒的清潔工作，畢竟臼齒處在頜之末端，很難觸及，更別說清理了。于是我們會漏掉一兩天的清潔工作�；蛘�，更誠實點說，漏掉的不止一兩天。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們都干過。我們常常會不顧及自己行為的后果，一直到災難發(fā)生，避無可避。

和許多人一樣，我也經(jīng)歷了一次慘痛的教訓。我的牙科醫(yī)生告訴我，我必須接受一次牙齦移植手術。手術刀下的經(jīng)歷雖然很不愉快，但至少讓我長了記性，牢記了每日清潔牙齒的必要。如今，我擁有一整套清潔牙齒的工具，甚至有些工具是我接受牙齦移植手術后才知道其存在的，最重要的是，我沒有把它們束之高閣，而是每日都在使用。相較于那些重大的危機性事件，牙齦炎確實微不足道。但是，它是我們生活中最簡單鮮明的實例，能清楚地告誡我們：很多時候，經(jīng)歷一次沉重的打擊才能讓我們清醒，讓我們警惕災難的發(fā)生，以最小的痛苦和代價去防患于未然。

累教不改

在紐約市一個離我家很近的街區(qū)，發(fā)生了一起類似的事件拖延癥致使人們把本該采取的行動一推再推，直至災難發(fā)生。在接連發(fā)生了三起悲劇性事件后，人們才意識到早就應該去消除那個一直在致人殞命卻被長期忽視的隱患。

在2014年1月某個周末的雨夜，我暫時放下手中的書稿工作，想休息一會兒，就瀏覽了一下推特（Twitter）。結果，推特上不斷涌出可怕的消息：我家旁邊的一個街區(qū)被警察封鎖了，警車和救護車不斷呼嘯著趕往事故現(xiàn)場。最終，我弄清楚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一個九歲的小男孩庫伯斯德克（Cooper Stock）和父親一起在家門口的街道上準備過馬路，人行道上的綠燈亮了，他們牽手走上了人行道。突然，一輛沒有及時避讓行人的出租車撞上來。沒有避讓是當時的警察們給出的定論。就這樣，出租車致父子二人一死一傷。庫伯的父親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兒子在自己面前殞命。

就在事發(fā)之前不足一小時，在兩個街區(qū)以外的地方，一個旅游巴士的司機受到車輛設計缺陷造成的視覺盲點的影響，沒能看到據(jù)說是在闖紅燈過馬路的亞歷克斯舍爾（Alex Shear）， 當時過路的行人都尖叫著讓司機停車，但還是未能阻止悲劇的發(fā)生。亞歷克斯舍爾當場死亡。據(jù)說，這位死者是一位74歲的神父，也是一位美國文物收藏愛好者，被朋友們稱為美國夢的花衣魔笛手（美國夢的盲目追隨者）。

事故之后的那一周，我和朋友們、鄰居們一起參加了在庫伯斯德克家門前舉行的燭光守夜祈禱活動。有些參加者的孩子和庫伯斯德克在同一所學校讀書，還有一些人與亞歷克斯舍爾熟識。人群從人行道涌上街道，就是出租車撞向庫伯斯德克的那條街。人越聚越多，警察于是不得不封鎖了97號大街。遇難者的鄰居、家人和朋友們都來了。一位由本地人選出的官員發(fā)表演說，呼吁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本可避免的交通事故。我想找一個能看清聽清的地方，于是小心翼翼地靠近那些停在西區(qū)大道上的車輛，不想站到街上去，因為這里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

幾天后， 26歲的醫(yī)學院學生薩曼莎李（Samantha Lee）在96號街上過馬路時，被一輛救護車撞倒，隨后遭到后面車輛的碾軋。盡管新聞最初報道說，她當時走在了路中間，但事后的錄像顯示，她當時只是走在人行橫道上。

行人交通事故和本書討論的其他重大災難性事件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但對那些受難的家庭來說，其影響是毀滅性的。從微小的個人層面研究灰犀牛問題，更能讓我們看清人性上的和政府管理上的瑕疵。我們遇到重大事件時，正是這些瑕疵導致我們對問題處理不當，將事件引向了災難。

這三起重大交通事故致死事件，把人們早就心知肚明卻長期不予重視的幾個問題推到了聚光燈下：中學門前的街路因為設有高速路出入口，導致車流量極大，是道路設計上存在的重大缺陷；對交通肇事致死的司機量刑過輕，是交通法規(guī)的漏洞（撞死撞傷庫伯父子的出租車司機僅僅以未加避讓的罪名被傳喚）。所有導向災難的因素都具有灰犀牛的特征，都是直到災難發(fā)生后，損失不可挽回時，才有市政官員出面解決問題。在此次事件中，雖然早就有證據(jù)顯示紐約市政府應該改變其政策，但他們并沒有積極采取行動。

我在西區(qū)大道通過時，總會停下來反反復復左右多觀察幾次，因為我知道幾年前在這里曾經(jīng)有人被撞身亡。2005年，在第95號路和西區(qū)大道的拐角處，一輛越野車撞向《新聞周刊》（Newsweek）的編輯湯姆馬斯蘭（Tom Masland）。我和這位編輯有過簡短的會面，當時是為了把多米尼加的一位朋友的書稿轉交給他。雖然我和馬斯蘭沒有密切的交往，但是聽到消息后仍然很震驚，而且事后還不得不打電話給我的多米尼加好友，告訴她事情的經(jīng)過。許多人大概都清楚，西區(qū)的那些九十幾號公路是死亡陷阱。在馬斯蘭遇難的這條路上，車輛魚貫而出，從西側的高速路下來，涌入95號和96號大街。在95號和97號公路之間的西區(qū)大道上常常擠滿準備上高速的車輛。

2008年的一份關于交通的研究報告提出了幾項關于改善紐約街路狀況的建議，但是政府對這些建議置若罔聞。32013年11月，也就是在事故發(fā)生前的幾周，地方社區(qū)委員會又發(fā)表了一份研究報告并提交了一整套的交通整改意見。同樣在11月，倡議交通整改的人們警告說：整個紐約在2011年到2013年間的行人死亡率增加了15%以上。42011年，死于交通事故的兒童人數(shù)是7人；2012年死于交通事故的兒童人數(shù)是12人；2013年是13人。整個紐約遇難行人的數(shù)量從2012年的150人激增到2013年的173人。5

庫伯斯德克的遇難是個引爆點。這個九歲男孩的家人站出來呼吁政府采取行動改變現(xiàn)狀。許多遇難者的親人朋友也都站出來支持他們，于是呼聲越來越高。撬動此次事件的杠桿是一個悲傷的故事。這個悲傷的故事讓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必須將對高概率風險的處理提上日程。

強烈的呼聲推動了變革。但是，最明顯的事情總是會得到最夸張而非最有效的解決方案。

對于此次的三起交通事故，市政府的解決辦法實在令人驚訝：加大力度整治亂穿馬路的行為。在此期間，警察為了阻止一個84歲高齡而且語言不通的中國老漢亂穿馬路，把他打得血流滿面。從1月到2月中旬，紐約警察給行人開出的罰單增加了8倍，而開給司機們的罰單數(shù)量卻在下降。

當?shù)氐纳鐓^(qū)委員會全體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城市將改變對那些違反交通規(guī)則并導致重大交通事故的司機的處罰，至少也要永久吊銷其駕駛執(zhí)照。令人費解的是，這種看起來非常合理的議案多年前竟然會被否決。

2014年2月，紐約市長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瑞典交通零事故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一份42頁的議案，意欲推動紐約市實現(xiàn)無交通事故致死的目標。他承諾加強力度整治司機違反交通規(guī)則的問題。

然而，就在他宣布交通整改方案的兩天后，其駕駛的房車就被記者們拍到超速的證據(jù)；幾天后，《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的攝影師又捕捉到了市長亂穿馬路的畫面。這些事表明：我們往往會明知危險的存在，卻積習難改；而且，災難發(fā)生后，我們也不能采取有效行動，防止下一次災難的發(fā)生。

如果我們認知和預防災難的能力如此不堪的話，那么當災難來臨時，我們將束手無策。如果我們不改變自己，那么一切努力和行動將是徒勞無益的。即便我們無法改變自己，但至少要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和為什么這樣做。認識到那些促成我們各種決定的性格因素，能幫助我們改變我們的行為。最近，我對來自企業(yè)、組織、社區(qū)和政府機構的案例進行了一項研究，結果表明：有許多種途徑，可以讓我們更有效地確認和防范危機。

首先，要重新認識體制。我們自己早期建立的體制會阻礙我們?nèi)缃襁m時、高效地防范危機，這就是我們面臨的難題。我們的政治和金融體制都是建立在金融動機和社會動機基礎上的，而且是著眼于當下的。結果，在時間和資源上，我們都沒有做任何的長期投入。所以，我們無法走到災難的前面去防患于未然。

其次，借助于灰犀牛理論�；蚁＠碚撌且粡埪肪€圖，有助于我們從未能避免的危險災難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并且把經(jīng)驗運用到未來的決定中，讓我們不僅能避免危機的發(fā)生，減少生命和財產(chǎn)損失，而且還能給自己創(chuàng)造機遇。

躲避灰犀牛的侵擾，方法不一而足：可以是直面危機，化危機為機遇；也可以是避免損失，或者，至少也是減少損失。適時的預防可以使局面發(fā)生戲劇性的轉變。它可以使危機不再繼續(xù)惡化，就像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激勵措施一樣。很多時候，損失已經(jīng)無可挽回，事情也無法回到初始狀態(tài)，但是，如果我們能把損失控制到最小，也不失為一種進步。如果不能做到避免災難，那么維持現(xiàn)狀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