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 述

情報、特務與間諜活動，是服務于政治、軍事、外交工作的必需的手段。近百年來，在日本企圖稱霸世界的過程中，島國的生存危機感及其迸發(fā)出的民族凝聚力，為其情報與間諜活動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氛圍與條件。

日本具有開展情報間諜活動的歷史傳統(tǒng)。自明治維新以后，隨著日本邁向開放振興之途，出于政治、軍事、經(jīng)濟各方面的需要，服務其對外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日本情報間諜活動達到了一個高潮，從甲午戰(zhàn)爭到全面侵華，日本在中國的特務活動，構成了其對外侵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其所遵循的理論基礎，則源于中國古代《孫子兵法》中的用間與謀略思想，這也體現(xiàn)了日本民族善于學習外來優(yōu)秀思想并改造用于自身需要的特點。

1895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是準備舉全國之力與中國決戰(zhàn)的日本，實現(xiàn)其翻身壓倒中國野心的初步嘗試。在這場決戰(zhàn)前，日本精心開展了有關戰(zhàn)爭準備的間諜陰謀活動。特別是對當時號稱世界八強之一、亞洲第一大艦隊的中國北洋水師，日本視之為必欲除去而后安的心腹大患，也是日本蓄謀要消滅的首要對象。他們借中國艦隊訪問日本時發(fā)生雙方人員沖突的長崎事件之機，偵破了中國海軍的通信密碼，由此掌握了中國全面的軍機情報，這也成為甲午戰(zhàn)爭中中國戰(zhàn)敗的重要原因。而昏聵的清王朝軍隊在戰(zhàn)爭期間竟沒想到要更換通信密碼以保安全。有心與無備二者的較量，其結果自不待言。

為貫徹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日本自上而下地在政府各級相關機構中設立了情特組織，如內閣情報部外務省情報機關，包括各駐外大使館、公使館、武官情報室及拓務省、興亞院、大東亞省等，其設計之周密、組織之完備、工作之努力令人咋舌。日本人偵取對方的情報，但同時又嚴防別人搞到他們的情報，為此他們又對內設立了反間諜系統(tǒng)組織，包括實行郵電檢查，以密切監(jiān)視來保守其秘密。

日本間諜情報工作的最大特點是全民皆諜，即把間諜活動普及到社會各階層，利用外交、商業(yè)、教育等各種機會，雇傭各種人員開展間諜活動。因身居島國，狹隘的地理環(huán)境與資源缺乏的客觀條件，使得日本民族具有與生俱來的生存危機感，世輩都在幻想開拓萬里波濤，去海對岸尋求新的疆土，而國土廣袤、資源豐富的鄰國中國，自然成為其首要的覬覦對象。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國力得到發(fā)展，與之俱來的領土野心便成為日本侵華的原始動力。

日本人具有危機教育的傳統(tǒng)，他們強調團體主義，犧牲個人來保全集體、效忠天皇，把為國犧牲看作是至高無上的光榮。在這一點上，其所強調的無我、紀律、犧牲、拼搏等都是與間諜的職業(yè)要求相吻合的，所以，其國民很容易被培養(yǎng)出間諜的特性。

近代以來的日本民間團體組織，如著名的黑龍會等幫會，都是執(zhí)行日本政府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工具。甚至一些打著文化研究旗號的團體，如東亞同文會、東洋協(xié)會、支那研究會等，其成員也紛紛成為了特務間諜，并以為國效忠之舉為榮。而在中國各級政府內任職的日本顧問、日本在華各地的工商業(yè)會所、各學校的工作人員亦然，包括記者、商店老板、攤販等，許多都是日本的游動間諜與坐探。其中一些著名的女間諜如川島芳子、南造云子以及戰(zhàn)后受教育悔悟的李香蘭等人，她們都曾名噪一時，成為日本侵華的急先鋒�？箲�(zhàn)時期，蔣介石曾從實際的感悟出發(fā)，斷言在華日本人沒有一個不是偵探！

日本間諜與情報工作第二個特點是無孔不入。戰(zhàn)前日本人組織到中國的旅行觀光團，其意并不在觀光，更多是進行調查。搜集中國國情情報已成為這些旅行者的習慣愛好。特別是當他們有計劃對華侵略時，全面?zhèn)刹熘袊�的兵要地志便成為其必修課。為此日本軍民齊上陣，中國各地地圖成為日諜的獵取首選，他們還以偷繪甚至出動飛機航拍的方式，大量搜集中國地理、地形、地質、交通圖，重點是軍事設施圖紙，準備為侵華戰(zhàn)爭服務。其所搜集制作的中國地圖，內容詳細精確，甚至每個村莊、每條道路、每口水井位置都標注清晰，比中國自制地圖還要準確，以至于在后來戰(zhàn)爭中中國軍隊都有優(yōu)先使用繳獲來的日軍地圖的習慣。這一事例充分說明，日本的情報與戰(zhàn)備工作比當時中國要先進許多，也是日本人亡華之用心程度的典型體現(xiàn)。

日本人在中國上海、天津、北平、鄭州、青島、太原、重慶等地，都在駐各地領事館或商務文化機構中布有間諜，或專門設有特務機關，這些組織上下構成嚴密網(wǎng)絡，他們除了搜集中國政治經(jīng)濟軍事情報外，還負有挑起中國軍閥混戰(zhàn)、制造內亂、分裂中國的戰(zhàn)略任務。例如，制造皇姑屯事件殺死張作霖、挾持溥儀建立偽滿洲國、鼓動華北自治運動與策劃內蒙自治等重大歷史事件，都是日諜所為。當然，中國政府和情治機關，特別是中國民眾，對日諜的猖狂活動給予了防范與打擊，如對于中村事件成都事件南苑諜案北海事件鄭州日諜案黃浚間諜案等事例，但國民政府應付日本挑釁最后總是以退讓求妥協(xié)，在處理這些日諜事例時，就免不了態(tài)度軟弱，總以阻止日諜活動最多驅逐出境為限。后來隨著中國政府抗日決心加大，這種反擊才得以不斷加強。

日本特務認為，中國勢力派之大部采個人或小集團的繁榮主義，缺乏為國為民的觀念，因此就形成獨霸一方、獨裁私兵的狀況。國家之存在，民眾之痛苦，彼等從不負責。……真能愛國為民者為數(shù)極少，大都顧己而不顧國之輩，……中國人之特點，愛國不過五分鐘，甚且有不知國家為何物者。……以后帝國應采用權貴分子，而鎮(zhèn)壓有節(jié)氣的忠干分子。日本全面侵華戰(zhàn)爭開始后，日諜在華活動更加猖狂。形成其第三大特點就是間諜與軍隊密切配合，開展對華軍事作戰(zhàn)，為其分化瓦解中國抗日陣營的政治戰(zhàn)略服務。日本間諜在中國淪陷區(qū)南北扶植偽政權的陰謀活動中發(fā)揮了積極效能。他們還策動貨幣大戰(zhàn)，大量偽造中國法幣，搶購抗戰(zhàn)后方的物資，欲搞垮中國經(jīng)濟。此外，日諜還組織拉攏或及刺殺中國軍政要員及政客名人，重點是有歷史名望的北洋余孽，如將北洋政客唐紹儀、王克敏、傅筱庵，軍閥石友三、張敬堯，上海灘流氓張嘯林等都曾被拉下水作漢奸；逼降北洋軍閥吳佩孚；誘降國民黨內各地方實力派人物，企圖謀殺抗日的蔣介石、宋子文、于學忠、馬占山等人。

在正面戰(zhàn)場上，日軍組織了戰(zhàn)地特種班和師團宣撫班隨軍出發(fā)，由日本人帶領漢奸，在戰(zhàn)地搞情報、審俘虜，進行欺騙民眾的宣傳，組織各種偽組織，從事服務戰(zhàn)場與穩(wěn)定后方的工作；在帷幕背后，由軍方大特務影佐禎昭、土肥原賢二、今井武夫等人于1938年7月奉令將內閣、外交、陸海軍、憲兵、滿鐵等各方面特工組織活動統(tǒng)一，設計進行了一項龐大的特工任務，即分別以梅竹蘭菊為代號的四項工作，要誘降國民黨二號人物汪精衛(wèi)的梅工作，對北洋吳佩孚的竹工作；以國民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為對象的蘭工作，還有對福建省地方勢力派黃大偉的菊工作等。其目的都是瓦解重慶抗日政府，另組偽中央政權。其中雖然梅菊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日諜們低估了中國人民在民族存亡關頭反抗侵略的決心和覺悟，他們的陰謀活動并未動搖中國的抗戰(zhàn)陣營，從中央到地方，中國上下一致聲討投日漢奸，中國情報特工機關也連續(xù)采取行動誅殺叛國者。日諜的策反行動反而凈化且加固了中國抗日陣營�？傮w來看，日本戰(zhàn)時的間諜活動并沒有達到其戰(zhàn)略企圖。

縱觀百年來日本的侵華間諜史，我們發(fā)現(xiàn)，日諜的活動史與日本對外侵略的歷史息息相關。日本人的做事特點是認真仔細，他們追求完美，做事從準備到實施設計周全。這是因為在一個資源短缺的島國，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求得生存與發(fā)展。而且，日本具有拜強凌弱的特征，對待比他們弱的國家，侵略殘害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我們回顧日本人在侵華戰(zhàn)爭中所犯下的數(shù)不清的罪行，包括日諜的無數(shù)罪惡即可明白。

二戰(zhàn)侵略的失敗，給日本一個極大的歷史教訓，但因美國要利用日本反共，清算其戰(zhàn)爭罪行不徹底，使之未能認真反省。在美國的控管下，日本制定了和平非戰(zhàn)的憲法，這才有了其后來的發(fā)展。戰(zhàn)后日本經(jīng)濟很快名列世界前茅，其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擁有的團結忍辱再起的決心。戰(zhàn)后日本的發(fā)展，說明日本依靠正當?shù)呐�力與發(fā)展是可以取得成功的。現(xiàn)在，日本為保其資源供應及對外通道，與周邊國家寸土寸海必爭。右翼政府甚至叫囂修改和平憲法，否認戰(zhàn)爭歷史罪行，其錯誤的立場言行卻得到了一些日本人的支持。一旦日本政客們?yōu)橘嵢∵x票和所謂的重振日本目標而喪失正確的戰(zhàn)略判斷能力時，一切危險都會發(fā)生，日諜的丑惡歷史就會重演。

善良的人們，必須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