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薩義德(19352003)是世界著名的和很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他寫過二十本書,已被翻譯成三十六種文字,包括影響深遠的《東方主義》(1979)、《文化與帝國主義》(1993)和《佛洛伊德與非歐裔》(2003)。1963年,他開始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執(zhí)教,并在1992年晉升為哥大英語與比較文學教授。他是巴勒斯坦解放事業(yè)的發(fā)言人和活動家。
愛德華·薩義德與塔里克?阿里的這些談話,發(fā)生在1994年6月他的河濱公寓里,大概是他與癌癥抗爭失敗的十年之前。談話中,薩義德回顧了他自己的背井離鄉(xiāng)、參政、投身巴勒斯坦解放事業(yè),以及他對文化的研究和對文學與音樂的摯愛,處處體現(xiàn)了他的淵博知識和我們這個時代他所親身經(jīng)歷的一些重大事件。
這是愛德華·薩義德與塔里克·阿里的一系列談話,發(fā)生在一九九四年六月薩義德的河濱公寓里,差不多是在他與癌癥抗爭失敗的十年之前。當時,談話的內容經(jīng)編輯后拍成了一部紀錄片,題目是“與愛德華·薩義德談話錄”,由萬隆制片公司攝制,在英國電視臺四頻道播放。
顯然,根據(jù)影片的摘錄來看,原先的談話時間更長、內容更豐富,我們當即就感覺到,這是兩位著名的知識分子一次發(fā)自內心的、不可重復的和深入透徹的焦點訪談。由于薩義德和阿里都是思想家、作家和政治活動家,兩人雖然都是在東方文化中長大,但現(xiàn)在都生活和工作在西方,都同情左翼,都堅決捍衛(wèi)正統(tǒng)之外作為批評家的權利,這就構成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談話。
我們對塔里克·阿里提出要求后,發(fā)現(xiàn)了這些未經(jīng)編輯的材料,還有一份稍加編輯的原稿,記載了他們之間精彩談話的全部內容。這是他們兩人之間雙方互動的一次輕松愉快的傾心交談,有充裕的時間。為原滋原味地保留口語化韻味和談話的節(jié)奏,包括偶爾的語法自由發(fā)揮,我們選擇了不對文本進行大手筆的“整理”。這樣,讀者就能夠聽到兩個清晰的聲音,還有他們的怪異特征和性格。
塔里克·阿里(Tariq Ali,1943 )
英籍巴基斯坦裔作家、制片人。著有關于世界歷史和政治的二十余本著作及七部小說。主要作品包括《加勒比海盜:希望的軸心》《1968年:反叛的年代》《論歷史:塔里克·阿里與奧利佛·斯通談話錄》等。現(xiàn)居倫敦。
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Said,19352003)
美籍巴勒斯坦裔作家、文學與文化批評家。1935年生于耶路撒冷,后移民美國,1963年后成為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終身教授。2003年因白血病去世。著有《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知識分子論》等
一、關于成長
阿里:回顧你的童年,愛德華,你對耶路撒冷的最初記憶是什么?
薩義德:嗯,主要是房子。因為我不是在醫(yī)院而是在家里出生的,由我家從外面叫來的一個猶太接生婆接生的。我母親對醫(yī)院印象不好,因為她之前的一個孩子死在了醫(yī)院里。所以,我是在家里降生到了這個世界上。
我最初的記憶,是我家在一九四七年年底遷走之前一直居住的房子。那是在耶路撒冷的西部,一九四八年初冬被占領了,成為以色列領土。幼小的我,跟隨全家遷往埃及。父親的生意是在開羅和耶路撒冷,所以我早期的印象是開羅和耶路撒冷的交替。當我長大一些以后,開羅的印象就比耶路撒冷的多了。
阿里:在你成長的時候,耶路撒冷這個城鎮(zhèn)怎么樣?
薩義德:嗯,我對它從來就沒有怎么在乎過。我認為這是一座莊嚴的,而不是歡樂的城市。時至今日,在我的心目中,死亡和宗教都不是我所喜歡的。沒完沒了的教堂和主日儀式。許多身穿黑衣的婦女,許多關于人們的行為規(guī)范、虔誠和節(jié)儉的講課。當然還有彌漫在阿拉伯文化之上的英國影響。我們是一個屬于基督教的少數(shù)群體。
阿里:這是馬龍派——
薩義德:不,不是的。恰恰相反,應該是圣公會的。我們家原來信奉希臘東正教,與大多數(shù)巴勒斯坦基督教徒那樣,可我爺爺在十九世紀末葉皈依了英國國教。他們被稱為是先令①的教徒,因為來到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傳教士,在對穆斯林和猶太人傳教的時候都遭遇了極大的挫折,于是他們轉向了其他的基督徒。而我們是希臘東正教,是可以皈依英國國教的“余黨”。他們也給教徒帶來了好處。在英國國教,這個好處就是教育。
①先令:1971年前英國的貨幣單位,1英鎊=20先令,1先令=12便士
所以,父親就進入了耶路撒冷的一所英國殖民地男子公學,叫圣喬治學校。后來我也上了這個學校。呃……我是在對我家影響很大的英國體制下長大的。當時,我還很幼小,可我的所有男性同輩親屬——堂兄弟和表兄弟——都進入了那所學校。我遵循悠久的傳統(tǒng),但這方面并不十分突出。實際上,上學的第一天我就遭到了戒尺擊打的懲罰,因為我在禱告的時候說空話了。我在中東地區(qū)上過學的所有學校,還有我上過學的所有英國學校,都有許多體罰學生的規(guī)定。
阿里:這些學校是模仿——
薩義德:模仿英國公學,但模仿得很拙劣,因為沒有英國學生。校長都是英國人,學校只招收男生。圣喬治學校是某種貴族學校。巴勒斯坦的精英家庭把他們的孩子送進這種學校。我在埃及上的維多利亞學院,也是中東地區(qū)的某種貴族學校。學生來自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和沙特阿拉伯,一時間他們都成了同學,形成了一個混血的人群。所以,學校里至少有一種感覺——不是確切的自由化,而是多樣化。
阿里:這些都是寄宿學校嗎?
薩義德:是的,是寄宿學校和全日制學校。可我一直是走讀生。
阿里:對學生產(chǎn)生的影響是很不相同的,在某種程度上寄宿生……
薩義德:嗯,我認為寄宿生日子很難過。我至少還可以每天回家。在耶路撒冷和開羅,上學時間是早上七點和七點半。下午放學很晚,差不多已是晚上了。在我的印象中,寄宿生是很慘的。首先他們得忍受很難吃的伙食,宿舍紀律嚴格,經(jīng)常會有體罰的發(fā)生,還有教務長——我時常成為教務長的教育對象,他們是我生活中不愉快的記憶。
阿里:你們家為什么要離開耶路撒冷?
薩義德:嗯,我們大多數(shù)的家庭成員之所以要離開耶路撒冷,是因為他們不得不離開。我們的住宅小區(qū),是完全沒有防護的。我想,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們的小區(qū)落入了哈加納②的手中。記憶中,小區(qū)里沒有民兵,沒有任何形式的有組織抵抗。我們居住在耶路撒冷西郊一個富裕的但人口不多的阿拉伯社區(qū)。事實上,耶路撒冷的西部全是阿拉伯人。這是許多人不知道的。我們今天聽說的是耶路撒冷東部,但在當時,耶路撒冷西部的四個大區(qū)都是阿拉伯人。我們的社區(qū)居民最稀少。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戰(zhàn)斗爆發(fā)的時候,那里是再也住不下去了,人們還有一種強烈的恐慌。我們家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離開了。其實我們已經(jīng)生活在開羅了,所以我們只是碰巧回到了開羅。但住在宅子里的其他家庭成員則離開了,因為再也無法住下去了。到了一九四八年早春,整個大家庭,包括父系親屬和母系親屬,都成了難民。他們最后的安頓地點,有的是埃及,有的是約旦,還有的是黎巴嫩。
、诠蛹{:以色列建國(1948年5月)前巴勒斯坦猶太人社團伊舒夫的防衛(wèi)組織
阿里:那你是如何完成從耶路撒冷到開羅的轉變的?你是不是更喜歡開羅這個大城市?
薩義德:我更喜歡開羅。我的意思是,在我看來,首先開羅是一個大城市。在那里,我感覺更像是在家里。說話也更悅耳——我指的是埃及的阿拉伯方言——至今我依然最喜歡這種方言。開羅是一個大都會。耶路撒冷只是外地的一個首都。我們家和我們家的親戚如有重要的購物,都會去開羅。
耶路撒冷受到了戰(zhàn)爭的嚴重影響,英國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存在,使得小小的阿拉伯人社區(qū)感覺很孤獨。所以我在開羅感到了更多的快樂,雖然我在學校里要遵守維多利亞式的嚴格管教,沒有太多的自由,但還是要比在耶路撒冷時更加自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