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20世紀最富創(chuàng)見、最難以忘懷、最有意義的歷史論著中，有相當數量是在法國完成的。新史學（la nouvelle histoire）——有時人們這么稱呼它——至少像新烹飪（la nouvelle cuisine）那么聞名遐邇，那么有法國味，那么聚訟紛紜。這個新史學的諸多著作，均出自與一份雜志頗有淵源的一個獨特群體之手。這份雜志名為《經濟社會史年鑒》，創(chuàng)辦于1929年；歷經四次改名之后，目前的刊名是《歷史與社會科學年鑒》。圈外人為強調他們的共同之處，一般稱這一群體為“年鑒學派”。 
圈內人卻常�！�—盡管不是總是——矢口否認存在這么一個學派，以此強調這一群體內部的個人路數。在1985年斯圖加特舉辦的國際歷史學協(xié)會的一場討論中，我記得聽到這一群體的重要成員馬克·費羅強烈否認存在這么一個學派。與此同時，他反復使用“nous”（新）這一字眼。要是說“學派”一語（和年鑒“范式”或“精神”一樣）給人以引人困惑的正統(tǒng)印象，兩個圈內人羅杰·夏蒂埃和雅克·雷維爾提出的“星系”（nébuleuse）一詞也許更為恰當。同樣，年鑒“網絡”“運動”甚或擴大式“家庭”等說法也是有幫助的。 
數十年以來，居于這一網絡核心位置的，顯然包括了兩位創(chuàng)建人——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他們指定的繼承人——費爾南·布羅代爾，加上查爾斯·莫拉澤，此人名氣不大，但活躍在幕后，特別是在第六部的創(chuàng)建中；年輕一輩的雅克·勒高夫、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馬克·費羅和莫里斯·艾馬德等史學家；更為年輕的羅杰·夏蒂埃、雅克·雷維爾、安德烈·比埃爾吉爾、讓克勞德·施密特、呂塞特·瓦朗西、貝爾納·勒帕蒂和安托萬·利爾蒂�？拷�中心的還有阿蘭·布羅、皮埃爾·肖努、喬治·杜比、阿爾方斯·迪普隆、阿勒特·法杰、弗朗索瓦·費雷、皮埃爾·古貝爾、克里斯蒂安·卡拉皮斯、莫里斯·隆巴德和莫娜·奧祖夫。 
恩斯特·拉布魯斯就更難定位了。他在第二代中扮演著核心角色，但同時他是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他所屬的馬克思主義流派無法讓他免于法國共產黨員的攻擊。同樣，由于莫里斯·阿居隆和米歇爾·伏維爾投身馬克思主義活動，他們被置于核心圈之外。由于各種不同的理由，處于邊緣的，還有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喬治·勒費弗爾；在學院工作的兩位意大利人阿爾伯托·特能提和盧杰洛·洛馬諾；以及自身定位為業(yè)余史學家的菲利普·阿里埃斯。也許還應算上讓·德呂莫、阿蘭·科班和羅伯特·米舍姆布萊——三人追隨年鑒風格或精神，但身處網絡之外。博學的米歇爾·�？�、米歇爾·德塞都和保守史學家羅蘭·莫斯涅處于邊緣甚或邊緣之外。他們之所以在本書稍稍露臉，是因為他們的史學興趣與年鑒派頗有契合之處。 
當初創(chuàng)辦這份迄今已超過八十年的刊物，是為了推進新式史學，至今它仍在鼓吹革新�！赌觇b》背后的主導理念也許可扼要歸納如下。首先，是以問題導向的分析史學，取代傳統(tǒng)的事件敘述。其次，是以人類活動整體的歷史，取代以政治為主體的歷史。再次，為達成上述兩個目標，與地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語言學、社會人類學等其他學科進行合作。正如費弗爾以其富有個性的祈使語氣指出的，“歷史學家，必須是地理學家，也必須是法理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他總是告誡要“打破自我封閉的局面”，與狹隘的專業(yè)化作戰(zhàn)。同樣，布羅代爾《地中�！分�所以以那種方式撰寫，其目的在于“證明歷史學所能做的，并不僅僅是研究筑有圍墻的花園而已”。 
本書的目的是描述、分析和評價這一網絡的成就。圈外人常常認為，這是個一體化的群體，擁有統(tǒng)一的史學實踐：在方法上推崇計量，在推論中慣用決定論，對政治與事件充滿敵意，或充其量是毫無興趣。這種刻板印象，不但無視這一群體不同成員之間的分歧，也忽視了它隨著時間推移發(fā)生的變動。因此，“年鑒運動”這個說法也許更得要領。 
這一運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20年代到1945年。這是小規(guī)模的、激進的、顛覆性的運動，對傳統(tǒng)史、政治史和事件史發(fā)動游擊戰(zhàn)。二戰(zhàn)后，造反者掌握了史學權力機構。在運動的第二階段，它更像是個“學派”，因為此期擁有與眾不同的概念（尤其是“結構”和“局勢”）和與眾不同的方法（尤其是長時段變遷的“系列史”），這是由費爾南·布羅代爾主導的一個時期。 
這一運動史上的第三階段發(fā)端于1968年前后。其特征是碎片化（émiettement）。至此，這一運動的影響聲勢如此浩大，以致它一度具備的許多獨特性已不復存在，在法國尤為如此。只是在國外的仰慕者和國內的批評者看來，它還是個統(tǒng)一的“學派”。這些批評者喋喋不休地責怪這個群體低估了政治和事件史的重要性，盡管比方說，馬克·費羅撰寫了一戰(zhàn)和俄國革命的論著。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這一群體的若干成員從社會經濟史轉移到社會文化史，而另一些人則重新發(fā)現了政治史乃至敘事。1989年前后起，這一群體的不同成員轉向新方向，比如回歸社會史，或是嘗試撰寫更具反思色彩的歷史。 
因此，年鑒派的歷史，可詮釋為四代學人繼替的過程。它也顯示出常見的周期過程：今日的造反者轉變?yōu)槊魅盏漠敊嗯桑�并轉而成為造反派攻擊的對象。更為少見的是這一運動的長盛不衰。這不僅因為巴黎的高等實踐學院（此后的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提供了體制性基地，其領袖人物保持開放心態(tài)——盡管他們不鼓勵異議，但通常能容忍不同聲音的存在——也是個中的部分緣由。 
就雜志而言，連續(xù)性尤其顯而易見：從1930年至1988年，在巴黎一所學院講授歷史的保羅·勒里奧，擔任編輯部委員會秘書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在雜志的早期歲月，他還頻頻為雜志撰稿。若干基本關注點延續(xù)至今。的確，這份雜志及相關史家，提供了從20世紀30年代至今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碩果累累的互動的最為持久的一個例證。我決定撰寫本書，正是基于這一理由。 
這個對年鑒運動的簡短考察，力圖跨越幾個文化邊界。它試圖面向英語世界解釋法國的東西，面向后輩解釋20世紀20年代，面向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地理學家等解釋史家不斷變動的研究實踐。這個考察本身采用歷史的組織方式，并試圖結合編年的體例與主題的體例。 
不管是本書還是在歷史寫作的其他場合，這種結合面臨的問題在于所謂的“非同時性中的同時性”。舉例說，盡管布羅代爾即使到了漫長一生的晚年，對新思想依然出奇地開放，但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籌劃《地中�！罚�到20世紀80年代編撰討論法國的論著，他從未根本改變看待歷史的方式，也確實從未根本改變撰寫歷史的方式。因此，拘泥于年代順序是毫無必要的。 
本書只能勉強算是思想史研究。它并不奢望成為研究年鑒運動的權威學術論著，我希望21世紀會有人來做這份工作。這樣一種研究工作必須挖掘本書在撰寫過程中無法獲取的資料。它的作者不僅需要具備歷史編撰史的專業(yè)知識，而且需要具備20世紀法國史的專業(yè)知識。 
我想寫的東西，是更富個人色彩的專論。我有時自稱是年鑒的“同路人”，也就是說，（像許許多多其他外國歷史學家一樣）受這一運動啟發(fā)的一個局外人。近五十年來，我緊追它的命運。盡管如此，劍橋與巴黎之間的距離，還是遠到足以撰文批評和祝賀年鑒派的成就。 
盡管費弗爾和布羅代爾都是令人生畏的學術政客，但是，接下來的部分基本上不會談到運動的這一側面——比方說，索邦與高等研究院（為了方便起見，這里使用這個簡稱）之間的敵意，或是為控制職位和課程發(fā)生的爭權奪利現象。我也多少帶著遺憾，抵制了撰寫年鑒學人民族志——他們的祖先、聯(lián)姻、派別、庇護—被庇護網絡、生活方式、心態(tài)等等——的誘惑。 
本書討論雜志本身的篇幅也不大，這一點就更容易引起爭議了。在《經濟社會史年鑒》的早年歲月，許多文本都由費弗爾和布洛赫親自操刀（1929—1848年的3876篇文章中，他們撰寫了1800篇），而如今的《歷史與社會科學年鑒》，擁有更大的撰稿團隊，包括職業(yè)行政人員。在85年的時間里，雜志每兩月推出一期。這份期刊的封面是灰色、藍色，最后是亮白色。雜志每推出一期，對于來自法國國內外的史學家，尤其是年輕史學家的日常生活來說，都是一個激動人心的事件。給人深刻印象的，不僅是雜志發(fā)表的高質量專題論文，還有評論文章，未來的集體研究項目，以及討論新穎專題的專號，比方說布洛赫曾發(fā)表重要的水車研究的技術史專號（1935）。作為新潮流的指示器，雜志刊載的文章，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比常常由同一作者撰寫的相同專題的專著更早問世。 
盡管如此，在本書中，我決定集中關注這一群體的成員們編撰的主要專著，并試圖評估它們在歷史編撰史上的重要性。說來悖謬，我們是通過專著而不是論文，來討論這一以雜志為紐帶發(fā)起的運動的。然而，從長遠的角度看，特別是在國外，正是一系列出類拔萃的專著，（對專業(yè)人士及普通大眾）產生了最重要的影響。 
在討論這一運動時，人們常常將它等同于三四個人。呂西安·費弗爾、馬克·布洛赫、費爾南·布羅代爾等人的成就固然是洋洋大觀，但如同許多學術運動那樣，年鑒運動也是集體的事業(yè)，許許多多的個體都曾為這一事業(yè)做過有意義的貢獻。這一點在第三代表現得最為明顯，但在布羅代爾時代（在所有人中，他在學術上特別倚重恩斯特·拉布魯斯的支持，在管理上則倚重克萊門斯·赫勒的協(xié)助）甚或是創(chuàng)建者時代已然如此。兩位創(chuàng)建人應該感謝同事和保羅·勒里奧和露西·瓦爾加等助手的幫助。早在1936年，團隊作業(yè)便已是呂西安·費弗爾的夢想了。戰(zhàn)后，夢想成真。法國史合作研究計劃，包括了社會結構史、農業(yè)生產史、18世紀書籍史、教育史、住宅史和以電腦為基礎的19世紀征兵的研究。 
在討論四代人的篇章之后，本書最后一部分將討論對年鑒派的回應——包括追捧或批評，講述它被世界不同地區(qū)和不同學科接納的過程，并試圖將它放置于歷史編撰史上進行定位。本書相當單薄，但我的目標是讓讀者將這一運動視為一個整體。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