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一： 
　　不可否認，焦竑是受儒家經(jīng)世致用思想浸染很深的一位學者和思想家�！拔膶W”在焦竑那里并沒有刻意為之，兼濟天下的中國文人集體無意識在焦竑這里主要是通過涵融的哲學主張、重視實政的政治思想來實現(xiàn)的。所以焦竑表現(xiàn)出“重道輕文”的思想傾向。他在《與友人論文》中開篇即言：“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至矣，而性命之深窅與事功之曲折，無不了然于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睆闹胁浑y看出，焦竑以其心學思想中的“道”“性”為出發(fā)點，構(gòu)成了一個“道”—“性”—“文”的思想體系，并且前兩者在焦竑心目中地位較重要，而“文”僅是一種文飾而已。這容易給人一種誤解，即認為焦竑是一位如朱熹、二程一樣的道學家，而事實并非如此。焦竑的思想較為復雜，其文學主張確實受到了哲學思想的影響，有重道輕文的傾向，但他又并非對“文”不屑一顧，相反，他也利用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獲得的靈感來彌補哲學思想上的不足并推動哲學思想的躍進，其文學思想中的“性靈”說就是一例。另外，焦竑雖然在主觀層面對文學的地位存有偏見，但在客觀上，焦竑的詩、詞、小品文甚至墓志銘、策論等應制之作都文采斐然，在明代的眾多學者和文學家中也堪稱獨步。如果以儒家的“文”“質(zhì)”觀點來衡量的話，焦竑是以狀元的豐富內(nèi)涵來駕馭文學的，這就使其詩文既具備學者的深度同時也不乏詩人的靈動，真正實現(xiàn)了樸拙與優(yōu)雅的統(tǒng)一。 
　　書摘二： 
　　在這一方面，焦竑對魏晉文人非常推崇，在他看來古代文人中如魏晉時人以本色行事，又能以本色為文者實在所見不多。其中他對陶淵明更是頂禮膜拜，甚至“每念其人，輒慨然有天際真人之想”。究其原因，焦竑眼中的陶淵明是一位人品率真，忘懷得失并能夠以胸臆之語進行創(chuàng)作的詩人。而其后的各代詩人往往脫離真情，為賦新詞強說愁，只求爭得暫時的榮譽，這樣便導致詩道日微，能夠打動人心的作品越來越少。 
　　于是，焦竑以是否表現(xiàn)性情作為衡量作品優(yōu)劣的重要指標。焦竑認為唐宋兩代詩歌存在差異，總體來說唐詩優(yōu)于宋詩，原因在于宋詩主“義”，而唐詩主“調(diào)”；宋詩刻板而偏重于道學，在表達真實性情方面略遜一籌，而唐詩則善于表情，是對人的真性情的表達。焦竑對唐宋詩的差異可謂一語中的，這種差異在當今學界幾乎是一種共識了，而其難能可貴之處在于能從性情的角度看待詩歌優(yōu)劣，可謂慧眼獨具。 
　　書摘三： 
　　焦竑非常重視文學的經(jīng)世作用。焦竑十分欣賞中國文學的“諷刺”傳統(tǒng)，認為先秦的儒家經(jīng)典能夠起到這種作用。事實上，《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確實因為它們鮮明的諷喻性而為后世的社會治理提供了借鑒，因此焦竑主張恢復這種“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的詩道傳統(tǒng)，但往往事與愿違，后世詩歌假言、空言盛行，詩歌成了流連感傷的隨性之作，以諷喻為主的六藝傳統(tǒng)消失殆盡。故此，焦竑痛心疾首。在前代詩人中，他唯獨推崇杜甫，認為其能夠“閔事憂時”，力挽狂瀾于即倒，其詩歌鮮有虛妄無用之語，甚至認為杜甫的詩歌達到了“動關(guān)國體”的高度，被后世推尊為“詩人之冠冕，良非虛語”。與杜甫相似，白居易也是焦竑推崇的對象，原因在于白氏的作品也以諷喻為主，其文章刺世傷時，與杜甫不相上下，“非近代詞人比也”。 
　　書摘四： 
　　焦竑并不是為了考據(jù)而考據(jù)，考據(jù)只是焦竑經(jīng)世的手段。焦竑的主要考據(jù)學著作《焦氏筆乘》中的大多數(shù)內(nèi)容是他在求取功名過程中的讀書筆記。他也十分重視對前代經(jīng)典乃至史書的考證，對儒家六藝、《史記》《漢書》都用力頗多，因為在他看來這些經(jīng)典中含有大量立身、治國的方略。這是與后來清代樸學學者截然不同的。清代考據(jù)之學也可稱為樸學或乾嘉學派�？陀^地說，清代樸學對于扭轉(zhuǎn)宋明以來“束書不觀”的不良學風確實意義重大，一批樸學學者為考證古代典籍的應有之義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但過猶不及，一些人沉溺考據(jù)，埋首故紙，遠離現(xiàn)實，以求潔身避禍，喪失了古代文人憂國憂民的擔當意識。直到清末章學誠、錢大昕等人才又重新舉起史學經(jīng)世的大旗，而在這一點上焦竑要比他們早出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