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同文與廣方言
　　我自然不是藏書家。當藏書家的基本條件是有錢有閑有空間，我則一樣都沒有。更重要的是藏書家所藏之書必須品位高尚，雖然不一定都是宋槧元刊或天祿琳瑯所散出，要皆善本、孤本或珍稀刻本無疑，而且書的內(nèi)容也必定是喻世之經(jīng)典或載道之文章，唯有這樣的書才能越陳越香，從而與藏家相得益彰。但是我“藏書”(因為沒有其他詞可代替，只得冒用，歉甚)的起點卻很低，興趣常常集中到那些“藏書家不重，目錄學(xué)不講，圖書館不收”的雜書上去。商衍鎏老先生在《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中，用這“三不”來指那些與時俱逝的八股文選集，那樣的書我也有一些，譬如《大題文府》和《鄉(xiāng)會文統(tǒng)》什么的。但是屬于“三不”的書看來遠不止時文制義一類，晚清以來各種形式的中外雙語詞典，書院課藝，時務(wù)匯通甚至許多短命的報紙雜志似乎都可以囊括進去�！蹲x書》月刊的編輯以為這些書的浮沉足以反映一個時代的風(fēng)貌，希望區(qū)區(qū)能略加介紹。
　　就從近在手頭的兩本書說起，一是《英字指南》，一是《增廣英字指南》。后者購于數(shù)年以前，純屬偶然。那天到外文舊書店，翻檢半日，無一中意者，回頭想走，就在回頭的一剎那，瞥見架上一本書，書脊是褪白了的深藍色，書名已經(jīng)模糊，取下來一看，竟是這本《增廣英字指南》。商務(wù)印書館出版，原無版權(quán)頁，估計當是一九○一年或稍后印行的。明知這種書可遇而不可求，但仍希望能買到未曾增廣過的原本。想不到今年也碰巧遇上了。這回是在古籍書店，因為是線裝書。雖然只有一冊殘本，但也珍同拱璧(見笑！見笑！)。這一冊是第一冊，序文目錄俱全，與增廣本一對照，問題就來了。原本刊行于光緒五年，即一八七九年。書分六卷，序有五篇。增廣本只在卷末加上<新增文規(guī)譯略>及<英文尺牘>兩項而已，其余率由舊章。而序卻刪去兩篇，其他三篇落款日期也都刪去。這是生意眼，因為教科書、工具書貴新厭舊，商務(wù)不愿讓人看出是二十多年前舊書的翻版。今人同樣如此，未可厚非。
　　《英字指南》的作者是楊勛，字少坪，江蘇陽湖人(今常州)，上海廣方言館的畢業(yè)生。廣方言館是李鴻章升任江蘇巡撫后，仿照北京同文館建立的學(xué)習(xí)外國語言文字的學(xué)校。外語學(xué)校而以同文、以廣方言為名，今天看來可笑，昔日卻是天朝大國的自慰方式。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而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滿清老大帝國英法蕞爾小夷，故雖學(xué)旁行斜上，仍要不忘同其文�！队⒆种改稀酚幸黄獜V東巡撫劉瑞芬所寫的序就說：“嗚呼！昔孫搴、祖、劉世清之輩，并以能通洋語見遇時主、位列顯要，少坪有志用世，其出而襄圣代同文之化，可試目俟也�！睍r清朝喪權(quán)辱國已甚，而達官們?nèi)越蚪驑返烙凇巴�文之化”，似又不僅可笑而已。
　　設(shè)立外語學(xué)校的主張，早由郭嵩燾(此人被頑固派目為漢奸)在咸豐九年(一八五九)提出，但是沒有下文，三年后才由恭親王奕訢付諸實現(xiàn)，正式成立京師同文館。再過一年才有上海同文館(后來才改名廣方言館)，隨后又有廣州同文館，更往后，各地乃有方言學(xué)堂陸續(xù)出現(xiàn)。被迫跟外國人打交道，還被迫依靠外國譯員，甚至依賴操洋涇浜外語的“露天通事”，誰能保證其中無詐？(李鴻章正是以此為由要求建立上海同文館)可是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數(shù)十年間，卻一直處于這種可悲狀態(tài)。同治間，當烏里雅蘇臺(外蒙古)與俄國發(fā)生關(guān)系時，朝廷要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派遣翻譯，奕訢卻回答說，我這里從來就沒有過通事的編制，而同文館學(xué)生學(xué)習(xí)不久，還當不了翻譯，還是依靠俄國懂滿文的人吧。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一方面是外國人拼命要探聽中國的虛實，學(xué)習(xí)中國的語言，了解中國的文化，歐洲第一部漢語詞典早在十八世紀前葉就已出版，俄國的第一部滿俄大詞典也于一七七六年著成，后來更有俄人巴第編纂漢俄合璧韻編(我手頭有同文館排印的半部)。英國人在這方面也不落后。新教教士馬禮遜來華后，苦讀漢語，在嘉慶道光之際，就已出版了六巨冊的漢英—英漢字典。其后洋人所編此類字典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卻是國人對洋文毫不講求，視翻譯為低等職業(yè)，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唐廷樞(后來成為赫赫有名的康白度)所編《英語集全》，或許竟是國產(chǎn)第一部英漢分類詞匯集。
　　上海廣方言館開辦三十來年，為大清帝國培養(yǎng)了五百名以上的外語人才。與北京、廣州兩地相比，上海畢業(yè)生質(zhì)量最高，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都成了駐外使節(jié)，位居顯要。揚勛因要盡孝養(yǎng)之責(zé)，未到北京供職。因為他是英語科班出身，又受美國傳教士林樂知親炙，登門請教英文的人很多，據(jù)其自稱“數(shù)年之內(nèi)不下三四百人”，所以在同治十一年就已輯成《中英方言集》，　后幾經(jīng)修改重編方有此《英字指南》。其本意是為教課用，后在盛宣懷等人的資助下，由美華書館印行。其書核心部分是卷三卷四的<分類字學(xué)>，也就是今天的分類詞匯。當時沒有音標，只能用漢字注音。唐廷樞是廣東人，《英語集全》用粵語標音；揚勛是常州人，《英字指南》自然以吳語記音。所以son在前者注為“新”，而后者記為“生”。國人接觸英語，最先從廣東，隨后由上海，難怪英語外來語中多有粵腔與吳調(diào)，鴉片(opium)與沙發(fā)(sofa)就是兩種腔調(diào)的代表詞。
　　《英字指南》的第五、六兩卷是<貿(mào)易須知>與<通商要語>，　顯然是適應(yīng)時人學(xué)習(xí)英語的實用目的，有如時下外貿(mào)金融專業(yè)的吃香一般。該書的卷一卷二則是拼讀與書寫的教材。其中有一小節(jié)為<英國語與美國語無異說>，說明美國人使用的語言就是英語，此說看似多余，其實不然。因為奕在同治間的奏疏中還特意提到美語與英語“大略相同”，并不確切知道兩語實為一語。國人對外洋的認識并非自來淺薄，許多國家的古代史甚至賴中國之史書以傳。但是清代中葉以來不但閉關(guān)自守，甚且閉目塞聽，自然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以至如林則徐那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會認為英軍不利陸戰(zhàn)，因為綁腿使他們的膝蓋無法彎曲。因而昏庸之輩將德意志、奧地利、比利時當成子虛烏有，認定此乃英夷為漁利而捏造出來嚇唬吾人的，似乎也不為奇了。
　　在楊勛著《英字指南》時，已經(jīng)有多種同類著作問世。楊批評它們“略而不詳，泛而不切，殊覺拉雜�！笨上н@些書現(xiàn)在已難有覓處，不知揚說是否有理。即揚本人的另一作品《英文指掌》亦不知其印行與否。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英字指南》必受到當時的社會相當歡迎，所以時隔二十來年，商務(wù)仍要用它再出增廣版。后來在商務(wù)充當英文編輯，并以《英語模范讀本》名揚一時的周越然，小時候似乎就拿這本指南當過課本。他在《六十回憶》中說：“余于無意中購得英字入門一冊，著者上海人曹姓。余從卷首起，朝夕自習(xí)，不上半年，全書畢矣。讀音依照申江口氣，草書亦能效慕”。頗疑《英字入門》乃《英字指南》之誤書，因《指南》既以申江口氣注音，且又有草書字母示范，只是作者并不姓曹，姓曹的只是寫序的，因為是第一篇序，故或許被周氏誤記了。
　　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是語言學(xué)以及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課題，遺憾的是，我們對中外語言的接觸似乎沒有進行過什么研究，像《日本英學(xué)發(fā)達史》、《日本英語書學(xué)志》之類的書(這類書在日本何啻百千)，我們一本也沒出現(xiàn)過。前一本書詳細地編寫了日本人接觸英語的過程，后一本書則把日本初期的英語書一本本的做了提要，而且附有書影。更有甚者，早期日語與外語的雙語詞典現(xiàn)在幾乎全都予以影印出版，以供專門家研究。中華文化號稱源遠流長，文物典籍浩如煙海，可惜學(xué)者所重唯有經(jīng)史子集四部，其余則不屑一顧，遂使寶貴文化史料散失不少。倘若我們真正打算從事文化史研究，則對史料亟應(yīng)求全責(zé)備，即如語言接觸一項，無論洋人或國人之有關(guān)著作，不管其為詞典韻編，抑或課本教材，皆應(yīng)加意搜求，始能看出歷史的發(fā)展脈絡(luò)。今去晚清尚不為遠，若有同好略加留意，想來如《英字指南》一類書籍，當不難羅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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