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日本

       美國與許多強大的國家發(fā)生過戰(zhàn)爭，與日本也剛剛發(fā)生過全面戰(zhàn)爭。但在所有的對手中，日本人的脾性是最為古怪，最令人琢磨不透的。這個強敵不論是行為還是思維習慣都與我們有很大的差異，可以說是截然相反。這種情況在其他戰(zhàn)爭中從未有過，所以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對此保持高度的重視。我們和1905年的沙俄政府（注：1904年爆發(fā)沙俄戰(zhàn)爭,1905年結束）面臨同樣的問題 ：我們的作戰(zhàn)對手來自于同一個民族，這個對手的文化體系不屬于西方傳統(tǒng)文化，但全民皆兵，整個民族都經(jīng)過充分的武裝訓練。對于一些在西方國家早已成為共識的那些出于人道的戰(zhàn)爭慣例，對日本人來說，則幾乎毫無意義。這樣一來，太平洋戰(zhàn)爭就變得更加復雜起來，它不僅僅是進行一系列的島嶼登陸作戰(zhàn)，或是克服艱苦卓絕的后勤工作，對“敵性”的熟悉更是當務之急，因為要想與之抗衡，就必須要對他們的行為習慣了然于心。

       很明顯，這項任務困難重重、異常艱巨。之前日本一直推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打開國門的歷史也僅僅有短短的75年，人們對日本的描述，也往往使用一些很荒謬的讓人困惑的詞語，比如“然而……卻又……”此類，在描述世界其他民族時從沒有出現(xiàn)過這種情況。我相信任何一位嚴謹?shù)娜祟悓W專家在談論其他民族時，都不會先說他們溫文爾雅，知書達理，隨后再趕緊補上一句：“然而，他們的性格又蠻橫又倔強。”也不會說“他們非常頑固”，卻又說“但是，他們對暴力革命充滿極強的適應力”；或者說他們性格溫順，卻又對上級的約束和管教不會輕易服從；一邊說他們本性勇敢，又說他們十分怯懦；說他們愛面子，但做事時會考慮別人的想法，善于換位思考；說他們忠誠厚道，又說他們“內(nèi)心充滿了怨恨和叛逆”；又說他們善良真誠，對西方文化充滿了渴慕，但又說他們墨守成規(guī)，是頑固的藝術家如果尊崇和熱愛，如何鐘愛于菊花的栽培，而后再寫一本書來補充說明這個民族如何崇尚武力和刀劍，如何對武士道精神充滿了憧憬和向往。

      但是，當談論日本時，上述所有這些縱橫交錯的幾乎呈現(xiàn)出兩極的矛盾都會出現(xiàn)，并且，讓人無力應對的是，這些矛盾都真實存在。刀與菊的矛盾，看似充滿不和諧，卻是一幅畫面的兩個組成部分，不可分割。日本人既爭強好勝但又非常溫柔；他們推崇武力卻又酷愛美麗；執(zhí)迷不悟卻又狡黠善變；自負桀驁卻又溫文爾雅；忠心不二卻又極易叛變；勇敢卻又軟弱；性情既溫順卻又不甘當提線木偶；墨守成規(guī)卻又渴望新潮。他們非�？粗貏e人對自己的評價，但是，如果他們干的那些壞事，或者有什么劣跡不被別人知道，他們就會很容易被罪惡所征服，繼續(xù)不斷地犯罪。在日本的軍隊里，那些士兵雖然已被馴的服服帖帖，但仍有很強的反抗性，時常會發(fā)生攻擊上司的事件。

       美國的當務之急就是要了解日本，所以上面提到的這些矛盾我們就不能置之不理，還有那讓人糾結和心煩意亂的問題，也都不能視而不見。接二連三的危機一再出現(xiàn)。下一步日本人會打算做什么呢？他們又會采取什么策略呢？我們能否不進攻日本本土，就讓他們繳械投降呢？我們是否應該對日本皇宮進行轟炸？日軍的俘虜，對我們來說又有什么幫助呢？在對日本軍隊及民眾宣傳時，我們該說些什么才能既拯救美國人的性命，同時又能削弱日本人那種負隅頑抗的決心呢？在熟悉日本國情的專家眼中，這些問題存在著異議。如果實現(xiàn)了和平，為了維持秩序的穩(wěn)定，就要對日本實施永久性的軍事管制嗎？我軍是否要與那些頑抗到底的激進分子準備進入日本深山老林的每一個要塞展開激戰(zhàn)呢？日本會不會在世界和平到來之前，發(fā)生一場變革呢？就像法國革命或俄國革命一般呢？那又有誰來領導這場革命呢？還是日本只能走上滅亡的道路呢？我們對這些問題，作了種種的推測，卻是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開始對日本進行研究。為了弄清日本民族的根源，對這個民族能有一個徹底的了解，我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一切可以利用的研究手段我都會拿來使用。1944年初夏，我們對日本剛剛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反攻。很多美國人估計，在對日本的這場戰(zhàn)爭，可能要持續(xù)三年，也可能是十年，甚至更久。但在日本，他們則認為，這次戰(zhàn)爭將是一次百年大戰(zhàn)。日本人說，雖然在某些方面美軍取得了局部的勝利，但那只是在所羅門群島和新幾內(nèi)亞，從那到日本本島最少還有數(shù)千英里呢。并且日本的報紙雜志對于日本海軍的失敗也是予以否認得，他們的國民仍被蒙在鼓里，他們還以為自己是勝利者呢。

       然而，這樣的局勢在六月開始發(fā)生轉(zhuǎn)變。隨著盟軍的第二戰(zhàn)場在歐洲開辟，這兩年半以來，盟軍最高司令部給予歐洲戰(zhàn)場軍事優(yōu)先權從未改變，這些策略已顯成效，對德戰(zhàn)爭的勝利已經(jīng)指日可待。并且在太平洋戰(zhàn)場上，我軍已在塞班島登陸，這也就預示著這場大規(guī)模的戰(zhàn)役必定以日軍的戰(zhàn)敗而結束。在此之后，我們的士兵頻繁地與日軍兵戎相見。另外，通過瓜達爾卡納爾、新幾內(nèi)亞、阿圖、緬甸、比亞克、塔拉瓦等戰(zhàn)役，我們已經(jīng)明白我們陷入的戰(zhàn)爭是何等的殘酷，而面對的敵人又是何等的讓人恐懼。

       所以，在1944年6月，我們關于日本的許多疑問急需得到答案，這一切已變得迫在眉睫。這些錯綜復雜的問題，不僅關乎軍事上的，外交上的和最高決策的，同時也是為了在前線對日軍散發(fā)傳單的需要，對于這些種種的問題，我們都必須能夠做出準確的回答，并適時提出自己的見解。對于日本發(fā)動的這場全面戰(zhàn)爭，我們不僅要知道東京決策者的動機和目標，或是日本的漫漫長史，也不僅是軍事和經(jīng)濟上的統(tǒng)計數(shù)字，我們還必須了解，日本民眾對他們的政府到底抱有什么期望？我們不僅要了解，日本人的情感習俗和思維特征，甚至連這些習俗和特征所形成的生活模式都要了解到。我們還要弄明白，對這些行為和觀念有哪些因素可以制約它。所以我們需要把美國人的行動前提暫時拋在一邊，并且盡量不要輕下定論，說不定在同樣的情況下，我們能想到做的事，日本人也會那樣做。

      我知道自己的任務十分艱巨。敵我雙方正在交戰(zhàn)。在戰(zhàn)爭中，想把一切錯失都歸咎于敵方，是非常容易的，但要想弄清楚敵人的人生觀，想要通過他們的眼睛看世界，那就變得異常困難了。但是，這個問題卻是非解決不可。但關鍵是，我的任務是弄清楚日本人將會采取什么行動，而不是處在同樣境況下的我們要如何行動。我必須把日本人在戰(zhàn)爭中的所有行為都努力整合在一起，利用這些有用的資料嘗試著來了解他們，我不能把這些當作不利的條件，而要把它們當作有利的條件來供自己使用。我還必須對他們打仗的方式認真觀察，并且還不能把它們看作軍事問題，而要當作文化問題來思考。不管是在平時還是在戰(zhàn)爭中，日本人的行為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們對待戰(zhàn)爭事務時，表現(xiàn)出了哪些與其他民族不同的維模式和生活方式？他們的長官用什么方法來鼓舞士氣，消除疑惑和惶恐？在戰(zhàn)場上他們又是如何調(diào)兵遣將？那些他們表現(xiàn)出來的自以為能夠利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必須對戰(zhàn)爭中的每個細節(jié)仔細研究，以此來觀察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展露出他們自己的。

       但是，美日兩國正在交戰(zhàn)的事實，對我的研究產(chǎn)生了不可避免的不利影響。這也就意味著我不得不放棄文化人類學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實地考察，我不能去日本，親自到日本人的家中，對他們?nèi)粘Ｉ�活中的種種傾向做實地考察，然后來辨別哪些因素是無關緊要的，哪些是至關重要的。對他們在做決定時那種復雜的情緒我也沒辦法親自觀察，更觀察不到他們培養(yǎng)下一代的方式，而他們的孩子又是在怎樣的環(huán)境中如何成長的。約翰�6�1安布雷撰寫的《須惠村》，是唯一一部有關日本村落的著作，它就是人類學家在日本實地考察后而撰寫出來的，這本書中的研究成 果是非常有價值的。但對于在1944年我們遭遇的關于日本的諸多問題，卻只字未提。

      盡管困難重重，但作為一名文化人類學家，我卻始終堅信，還是有某些研究方法和條件能夠加以利用。至少，我可以與研究對象面對面接觸，依賴這文化人類學家最基本的研究手段。在美國，有許多在日本出生長大的日本人，我可以提問他們親身經(jīng)歷的事情，并弄清楚他們對那些事是如何理解和判斷的，他們的描述可以填補我們在知識上的許多空白。作為人類學家，我相信，這些知識對我們了解任何文化都是有幫助的，而且這些知識也是必不可少的，具有根本上的意義。通常，一些從事研究日本的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主要就是利用圖書文獻，來對歷史事件加以分析，或者統(tǒng)計資料，并且從日本的書面或口頭宣傳品中，尋找其演變的軌跡。我堅信，在日本文化的種種規(guī)則和價值之中都能找到他們所尋求的許多答案，所以，通過研究這些真正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日本人，才能得到更令人滿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