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學科文摘系列：人口與勞動經濟學文摘（2016.NO.1 總第1卷）》：
　　中國人口發(fā)展具有高度的復雜性：一方面因其整體的規(guī)模十分突出，結構上的小變動也能轉化為規(guī)模上的大問題；另一方面則因其頗具特色的生育政策�！皢为殐珊ⅰ闭�策拉開了生育政策新一輪調整完善的序幕，而全面兩孩政策卻是“重頭戲”，其對未來人口發(fā)展趨勢的影響明顯超過“單獨兩孩”政策，既贏得了新機遇，也平添了新的挑戰(zhàn)。
　　一生育政策調整完善：從“單獨兩孩”到全面兩孩
　　黨的十八大以來，生育政策新一輪調整完善的步伐明顯加大加快：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單獨兩孩”政策作為推動社會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十八屆五中全會又將全面兩孩政策列入“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戰(zhàn)略任務之中。其最根本的出發(fā)點都是為了統(tǒng)籌人口的規(guī)模與結構、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fā)展。生育政策調整完善首先需要關注人口規(guī)模與結構的變化特征。在20世紀70年代，以“晚、稀、少”為主要內容的計劃生育政策基本確立并逐步落實，人口規(guī)模的增長速度出現了1949年以來第一次的明顯下降：年度凈增人口規(guī)模從1970年的2321萬人大幅減少到1979年的1283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則相應地從約26‰徑直降低至約12‰。其后的出生高峰使得人口規(guī)模的增長速度出現波動和反彈，但到20世紀90年代，受到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共同影響，人口規(guī)模的增長速度再次出現了明顯下降：年度凈增人口規(guī)模從1990年的1629萬人減少到1999年的1025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則相應地從約14‰降低至約8‰。進入21世紀，由于生育率基本穩(wěn)定在較低的水平，人口規(guī)模的增長速度繼續(xù)放緩，年度凈增人口數量從近900萬人減至最低時只有約640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則從近7‰降至最低時只有約4.8‰。特別是在2010年及以后，人口規(guī)模呈現出低速慣性增長主導下的新常態(tài)，年度凈增人口數量基本沒有超過670萬人，自然增長率維持在5‰左右（這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在這個過程中，人口規(guī)模的壓力相對有所緩和，而人口結構的問題則日益凸顯出來，年齡結構的老化和性別結構的失衡在更大程度上困擾著人口的發(fā)展，進而深刻地影響著經濟增長的持續(xù)性和社會發(fā)展的穩(wěn)定性。
　　從“單獨兩孩”政策到全面兩孩政策，這是在生育政策調整完善的路徑中符合國情的選擇，體現了生育政策調整完善目標明確性與過程漸進性的統(tǒng)一。作為全面兩孩政策的先導、生育政策調整完善的過渡，“單獨兩孩”政策不僅可以提前釋放部分累積的生育勢能、達到生育高峰前錯的政策效果，而且也可以形成應對出生堆積的實踐經驗、創(chuàng)造工作方式轉變的緩沖條件、爭取相關公共設施的建設時間，從而為目標人群規(guī)模更為龐大、累積生育勢能更加嚴重的全面兩孩政策更為平穩(wěn)、更加有序的“落地”奠定堅實的基礎。生育政策必然要在“單獨兩孩”的基礎上走向全面兩孩.這是其新一輪調整完善的既定路線。全面兩孩昭示著中國生育政策的根本轉向，賦予了生育政策嶄新的時代內涵，具體表現在：第一，全面兩孩政策的啟動實施體現了生育政策從較為嚴格向相對寬松的轉變。第二，全面兩孩政策的啟動實施反映了生育政策從群體分割向普遍統(tǒng)一的轉變，全面兩孩基本取消了生育政策在城鄉(xiāng)和地區(qū)上的差別，讓生育政策告別了“碎片化”的時代，有助于實現群體間的公平性和全國范圍內的一體化。預測全面兩孩政策對未來中國人口發(fā)展的影響，重點需要關注其對未來中國生育態(tài)勢的影響、估計全面兩孩政策下的生育水平是問題的核心。本研究按照分人群分要素回推預測方法對生育勢能釋放期的總和生育率進行測算，并以此為基礎對生育勢能釋放后的總和生育率進行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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