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被邊緣化的狀況
　　無論是巴勒斯坦的原著居民，還是遷移過來的難民，他們無不意識到，在約旦這個以氏族部落制為基礎和約旦人為絕對政權主體的主流社會，他們始終屬于“外來人”和“異族”。約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兩個群體間的關系與約旦國內政治和經濟變化密不可分。由于存在巴勒斯坦人占到國家人口多數的事實，約旦政府在理論上一再宣揚巴勒斯坦人和約旦人團結的思想。但是事實卻并非如此，不論是從情感還是從實際操作上，政府的天平往往偏向于本土人。而當地人也認為巴勒斯坦人對金融交易的虔誠勝過對約旦政府的忠誠；他們鼓吹政府應當大規(guī)模地將巴勒斯坦人驅逐到巴勒斯坦權利自治機構的管轄范圍。③ ２０１０ 年４ 月１ 日，一些退休的軍政官員發(fā)表了一項聲明，勸誡國家把在１９８８ 年對約旦河西岸宣布斷絕來往的聲明“憲法化”；并表示約旦王國的所有巴勒斯坦人應當放棄約旦國籍，回到巴勒斯坦。這些挑釁的言論引發(fā)了一系列的抗議，由前首相（也是情報局長） 艾哈邁德·奧比達起草、數千名巴勒斯坦人和外約旦人聯名簽署了一份反對宣言，呼吁政府應當對以色列實施強硬政策，而對約旦身份認同問題上實行溫和策略。④
　　許多自由派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如保留巴勒斯坦人約旦國民身份的去留及由約旦人主導政府等問題上是極為保守的。一位自由派說：“這是我們的國家，它們的國家是巴勒斯坦”。一些約旦裔民族主義者擔心議會和內閣中出現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將會逐步地把約旦變成巴勒斯坦人的政府，反而會使以色列人一直企圖把約旦變成巴勒斯坦人的替代國變成事實。一位官員擔心地說道：我們不能將代表的人數超出太多即使是５０％也不行，約旦人決不能容忍同巴勒斯坦人在政府部門平分秋色。如果到那時我們將喪失約旦人的國家認同�！雹�
　　在巴勒斯坦人中，對遭排斥的抱怨波及不同的階層，從貧困的難民營到安曼西區(qū)的奢華別墅。②就已經“融入、同化”到約旦社會的巴勒斯坦人而言，他們在一些領域仍遭到歧視。約旦巴勒斯坦人被邊緣化領域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政治上，巴勒斯坦人遭遇諸多限制和社會排擠。巴勒斯坦人在政府機構的話語權嚴重缺失。２００６ 年，有巴勒斯坦裔的約旦人占到２８ 位大臣中的４ 位。在議會中，５５ 名參議員中的９ 人和１１０ 名下院中的１８ 位成員是原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沒有巴勒斯坦人任職州長的例子。而在選舉資格上，絕大多數代表資格都分配給了非巴勒斯坦人口的選區(qū)。能否參軍和能否擔任高級軍官，是外來族群在約旦這樣一個多族群社會中是否被真正接納的一個重要評價標準。約旦從１９９２ 年開始實行招募志愿兵的政策，巴勒斯坦裔約旦人被排擠出軍隊，軍隊和安全機構的權力主要掌握在了外約旦人的手中。③在經濟上，巴勒斯坦人雖然在許多領域，尤其是私用領域占據重要的地位，然而在一些公有部門卻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以１９７５年安曼巴勒斯坦人（男性）在約旦從事各種職業(yè)的人員所占比例為例———教師占９．７％，商人１８．８％，工業(yè)交通４５．４％，服務業(yè)１１．２％，農漁礦業(yè)１４．５％，但是卻沒有公務員。④ 在教育上，許多巴勒斯坦人在公立大學的入學申請上和獎學金的發(fā)放上較之于外約旦人也時常被差別對待。
　　就難民而言，邊緣化狀況更為明顯。難民是在約旦社會處于弱勢地位的主體。他們既是難民又是約旦公民，同時受民族主義的影響，他們又受到巴勒斯坦“民族性”和約旦“國民性” 問題的雙重困擾。由于其特有的邊緣群體的身份（巴勒斯坦難民身份、約旦國民身份）從而形成新的社會問題，并促使約旦時而通過“統(tǒng)一”或是“融合”，時而又收回“公民資格”來化解這種身份認同的矛盾性。本應當受到國民待遇的一群人，卻由于這種特殊性使得他們很難享受到公民的待遇，常常令他們產生“二等公民”的心理落差。雖然同屬于被約旦主流社會排斥的“ 邊緣人”，然而處于社會金字塔底層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難民營中的難民又是“邊緣中的邊緣”，他們被完全排斥在了社會權力分層之外，可以說在各個領域都處于弱勢地位。第一，他們處于社會就業(yè)體系的底端，多從事非正規(guī)職業(yè)。很難通過更換工作而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第二，除了受ＵＮＲＷＡ 救濟的難民，許多生活在難民營之外的巴勒斯坦難民其生活同普通底層的約旦人一樣過著窘迫的生活。有時還不得不通過遠在海外務工的親戚匯錢接濟。第三，難民的政治、經濟權利嚴重不足。尤其是生活在難民營中的難民們被困在難民營，進出難民營受到多方限制，滿足生活必需已屬不易，更別提在城市中工作、學習，由于這種相對“隔離”的環(huán)境導致他們無法享受到作為約旦公民所能享受到的社會資源。而政治權利的缺失又制約著他們經濟權利的實現，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弱勢地位。由于他們往往關心的是生活質量的改善，對于參與政治缺乏一種意識，加上利益訴求渠道的不通暢，就往往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來表達心中不滿，引發(fā)警民沖突導致暴力事件發(fā)生。最后，難民的身份凝固化，向上流動困難。由于難民的身份是世襲的，因而難民遭受歧視、被排斥、被邊緣的現狀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繼續(xù)存在，想要爬上社會金字塔頂端困難重重。①
　　就巴勒斯坦人中上層階級而言也存在被歧視感。困擾中產階級的是其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不符，盡管他們在約旦社會經濟中起著支配地位，享受著奢華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們卻無法進入到約旦的權力體系中，難以對約旦的各項政策形成決定性的影響，無法通過有限的經濟渠道來改變其社會地位②。作為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最為杰出的一個成功案例，即約旦王后拉尼亞，也時常遭到一些激進分子和盲從民眾的攻擊。一些媒體奉勸拉尼亞王后應當減少公開活動“從公眾視線中消失”，甚至引發(fā)２００９ 年瓦達特（ＡＬ－ＷＩＨＤＡＴ）球隊和費薩爾（ＡＬ－ＦＡＩＳＡＬＹ）球隊球迷斗毆事件（ＡＬ－ＦＡＩＳＡＬＹ 球隊的名字來自于哈西姆家族國王費薩爾，球隊由地位顯赫的卡邁勒·阿德萬部落掌控。瓦達特球隊則是以巴勒斯坦人最大的難民營命名，它是由商人ＴＡＲＥＱ ＫＮＯＵＲＹ 贊助），原因就是費薩爾隊球迷要求國王阿卜杜拉二世同他的巴勒斯坦裔妻子離婚，另取兩名約旦血統(tǒng)的妻子。③ 球迷間沖突折射出約旦人對政權旁落他人的極度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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