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前端：1896-1916》： 

　�。ǘ�）西方現代思想學說的結構性輸入 

　　從思想背景來講，隨著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達爾文、赫胥黎等人的社會學說不斷介紹引進，這個時期對西方啟蒙思想有了進一步了解，亦即對現代性思想有了進一步了解，而且經過翻譯者、介紹者有意識的文化建構策略，這個時期輸入的西方思想學說是以文藝復興以來到18世紀的啟蒙學說，而且是綜合政治、經濟、人文等各方面，形成結構性輸入的局面，在這些學說的導引下，中國知識界、文化界開始出現比較統一的“新民”呼聲。 

　　說起來，西方人現代性思想的輸出與他們的現代性侵略行為比起來是要更為人道和更為溫情的，因為這兩者屬于不同的團體不同的領域，現代性侵略行為的主要成員是軍隊、商人、政治家，而現代性思想輸出的主要成員是那些傳教士，傳教士不但翻譯一些書籍傳給中國社會，同時他們也會做一些公益的慈善行為，盡管如此，中國社會還是沒有在較廣的范圍內接受他們的影響，畢竟他們來自敵對陣營。能夠成為中國社會輿論領袖的還必須是中國人，如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等，不過，這些維新派人士早年所感興趣的是進行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制改革，走的是一條自上而下的政治路線。 

　　維新變法失敗后，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激進分子對戊戌政變進行了反思，總結失敗的經驗，梁啟超認識到中國的國事如果沒有民眾的興起，是辦不成的，但庚子年的義和團事件又讓普遍的士人對中國民眾的愚昧有了切實而沉痛的感觸。因此，在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德富蘇峰、加藤弘之等人的影響下，梁啟超等意識到引進歐洲的啟蒙思想比引進歐洲的政治制度更為重要。1902年，他在《新民說》里明確提出： 

　　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 

　　隨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涂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 

　　也。夫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則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 

　　者也。① 

　　在這段話中，梁啟超認為，維新變法之所以沒有收到實際的效果，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社會對“新民之道”未曾留意，他提出革新民眾的思想比革新政治制度更為重要，也就是說，在當時的中國，留意“新民之道”，發(fā)動思想啟蒙運動才是救亡圖存的根本出路。這是一種將歷史問題聚焦于思想文化的思維路徑�！靶旅瘛北緛硎侨寮夜逃械囊粋�術語，但從1901年后梁啟超大量譯介西方啟蒙思想家培根、康德、孟德斯鳩、盧梭等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新民”所指代的是一場汲取西方啟蒙精神的核心內容和價值趨向，以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習慣進行批判的價值重建運動，它的意義并不能等同于儒家“新民”概念所強調的思想文化教育和道德熏陶。②梁啟超倡導“新民說”，以此培養(yǎng)“國民元氣”，這就是此后人們一直不斷議論的改造國民性的問題，他認為只有從思想啟蒙人手，去除民眾的無知和愚昧，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他認為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同樣，孫中山領導下的革命派人士也把“開民智”與“興民權”聯系起來，認為只有“開民智”才能改變中國固有民眾的“奴隸根性”，造就獨立自由的能掌握國家權力，從而成為國家主人的一代新國民。在思想界對啟蒙的呼聲日漸高漲的情況下，梁啟超借鑒歐美及日本等國啟蒙時期的文學主張，借此打破中國舊有文學傳統，當然是振臂一呼、應者云集，水到渠成了。況且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西方文化大量輸入，文學變革有了更多的現代知識背景，也更容易做出新的成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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