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陳錫文

　�。ㄈ珖�政協常委，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原副組長）

　　從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體，中國農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度過了整整26年。在這一時間中，中國農村的發(fā)展或停滯、中國農民的希望或苦難，都與公社制度直接相關。所以，公社是一個時代的象征。直到今天，在農村基層的權力結構、組織體制和農民生活的細枝末節(jié)中，我們仍不難看到公社的影子。公社也是理解當代中國農村的一把鑰匙。正如本書的作者所說，研究中國農村的學者都繞不過公社。

　　張樂天奉獻給我們的這一部新著，就是一部專門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著作。近些年來，雖然有不少學者在各自的研究中涉及這一主題，但專門的著作，尤其是以一個生產大隊、生產隊暨村落為對象的專門著作則迄今未見。張樂天的這部專著以浙江北部一個普通村莊——聯民村為研究對象，細致人微地給我們描繪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北農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們獲得了有關一個中國普通村落農民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的清晰圖景。研究中國農村的學者，大多都讀過費孝通先生在1939年出版的《江村經濟》一書。由于《江村經濟》的存世，使得后人永遠有機會了解到20世紀30年代江南水鄉(xiāng)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狀況。而張樂天的這部著作，則給人們提供了了解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和農民情況的珍貴素材。僅從這點看，這部書的學術價值也是顯而易見的。

　　本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作者的研究方法帶有濃厚的文化人類學和經濟人類學色彩。除了學術訓練方面的原因外，這還與作者個人的經歷有關。他就出生于聯民村中一個普通的農家，在1958年的工業(yè)化浪潮中隨家遷人上海，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又作為“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青年回到了家鄉(xiāng)，直到再一個十年后考入上海復旦大學讀書。這樣的特殊經歷，使得作者成為既是一個幸運的農民，又是一個幸運的學者。作者充分利用了這一獨特的生活背景，使得他在研究中能夠搜集到許多常人難以搜集到的珍貴的鄉(xiāng)村文獻。如從1954年到1995年的聯民村的完整的經濟資料，從1954年到1982年聯民村一大隊干部完整的工作筆記等等。不僅如此，作為聯民村一個普通農民的兒子，他有著自己對于當地民風民情的獨特體驗，他能夠在與鄉(xiāng)親們的嘮家常中獲得許多對學術研究有重要價值的線索和信息。從這點來看，本書的研究方法也是有其特色的。

　　作者從公社制度的建立、“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村落政治、70年代中葉公社制度的模式以及公社制度的瓦解這四個方面展開論述，貫穿其中的是他創(chuàng)立的分析模式：外部沖擊一村落傳統(tǒng)互動。

　　在書中，作者認為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與村落傳統(tǒng)之間的矛盾、沖突及至部分的融合構成了這一時期浙北農村生活的主要線索。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給浙北農村發(fā)展帶來的種種不利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正是這一制度卻最終瓦解了千百年形成的村落傳統(tǒng)。作者因此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如果沒有人民公社，浙北的村落將怎樣超越“循環(huán)的陷阱”，實現從傳統(tǒng)向現代的轉化?而對于人民公社遺產的清理和思考，是否將有益于正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的中國農村的現代化?看來，作者所提出的問題，也是每一個關心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學者難以回避的問題。

　　告別昨天但不能忘記昨天，遠離昨天時則能更客觀地分析昨天。而這一切都需要有人忠實地記錄昨天。張樂天的這部著作至少努力地做到了這一點。為此，正在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學者就都有理由感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