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99年10月到威海參加李文放女士召集的復建秦刻石論證會上，頭一次見到趙平安教授的，那時他還只有三十多歲，卻已經(jīng)是教授了。記得當時他簽名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說文〉小篆研究》，拜讀之後，受益匪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後來見面的機會不多。只是他調(diào)到清華大學工作後，我到清華參加學術(shù)活動時，才見面次數(shù)多了一些。
　　這次他要出一個自選集，竟找我要寫一個序。其實，我雖因個人經(jīng)歷，先鉆研東北考古和歷史，又攻讀甲骨金文，由甲骨金文而又從事古史研究，後來因工作需要又時而搞考古，時而搞古文字，雜七雜八，面鋪得挺廣，然而趙平安教授最初出版的專著都著重在漢代的隸書和小篆，後來的研究又集中在戰(zhàn)國的簡帛，都非我所長。只是趙教授盛情難卻，又正好有機會集中拜讀趙教授學術(shù)研究的精華之作，便斗膽以一半是門外漢的身份，談幾點讀後感吧。
　　頭一點感觸，便是要正確識讀古文字，必須對漢字從甲骨文直到漢代的小篆和隸書的字形有一個通盤的了解。吾師于省吾先生早就説過，商周古文字是“本”，小篆是“末”，研究文字“須本末兼晐。本固重矣，而其所以演變以至於末者，跡必相銜，方可徵信。”不過，像我這一代的古文字研究者，大都是從金文、甲骨文入手，當時戰(zhàn)國簡牘出土無多，漢代篆隸也尚無專門的研究。所以在研究“跡必相銜”時，難免頭重腳輕。趙平安則不然，從攻讀博士時便研究“隸變”這一漢字演進史上的重要關鍵變化，博士後又專門研究漢代小篆的實際字形，從漢字演進序列的觀點來考察小篆字形的訛誤和篡改，使他在“末”這一頭有了堅實的基礎。而又在不斷新出土的戰(zhàn)國簡牘文字上有很扎實的功夫。所以反過來考察金文、甲骨文，便會有不同於前人的創(chuàng)見。例如，他發(fā)現(xiàn)了甲骨文中的 ，從字形演變的規(guī)律可以和戰(zhàn)國文字的 所從的 聯(lián)系起來，從而把這個甲骨文釋爲逸失的失，現(xiàn)在已經(jīng)得到甲骨學界一致的認可。這種用不斷新出土的戰(zhàn)國文字爲出發(fā)點去釋讀過去聚訟紛紜的甲骨文的辦法，趙平安是先行者之一，現(xiàn)在已經(jīng)蔚然成風了。又如，他注意到秦隸中的鞫字有由 變 的現(xiàn)象，從而認定甲骨文中的 、 就是隸書中偏旁 的原始象形字。并就字形推定有“械系”、“拘禁”，引申爲“審訊定罪”之義，是很有説服力的。這種用古隸爲出發(fā)點識讀先秦古文字的研究方法，應該還有潛力，是應該繼續(xù)發(fā)揚的。
　　第二個感觸，是研究戰(zhàn)國簡帛材料，不但要有文字學的修養(yǎng)，一定要熟讀古書。例如郭店簡《窮達以時》第九號簡上的“初 酭，後名揚，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衰也�！贬嵋痪漪缅a圭引《韓詩外傳》卷七：“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闭h明是指伍子胥。但前一句一直不得其解，池田知久以爲是指向楚莊王舉薦叔孫敖爲相的虞丘,卻并不能很好的解釋這句話。趙平安首先從正確識字著手，把“ 酭”前一字改釋爲 ，又按孫詒讓《周禮正義》把“醓酭”解釋爲用牲肉做成的肉醬。然後從《楚辭·九章·涉江》有“比干菹醢”，再推定前一句的主語應該是比干。爲了論證是比干，又引了《荀子》的《宥坐》、《臣道》、《大略》，《鶡冠子》的《備知》，《呂氏春秋》的《不茍》，《鹽鐵論》的《非鞅》、《散不足》，《韓詩外傳》卷一，《論衡》的《死僞》，《新序》的《雜事》、《節(jié)士》，《中論》的《夭壽》等十多種文獻，證明戰(zhàn)國秦漢時多將比干和伍子胥并提。所以就相當有説服力。一般説來，像我這樣1949年後還在讀小學的人，古書底子都是差的。趙平安比我還要小很多，能有這樣的古書功底，我是很佩服的。實際上，現(xiàn)在很多更年輕的戰(zhàn)國簡牘研究者，都認識到要正確識讀戰(zhàn)國簡牘文字，必不可少的一門功夫是要熟知古書，能找到簡牘文句和傳世古籍的對應關系，這在正確釋讀文句中的關鍵文字時，有時能起很大的幫助。趙平安在這方面也是開風氣之先的。
　　第三個感觸，趙平安并不是單純的古文字學家。因爲，他在河北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時，苦讀三年，寫出的碩士論文《漢字形體結(jié)構(gòu)圍繞字音字義的表現(xiàn)而進行的改造》一文，就是縱觀整個漢字發(fā)展史，從甲金篆隸及近世俗字材料中歸納出歷代漢字在表音和表義兩個方面的改造法，是在漢字發(fā)展史上很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力作。所以，他早已立志於以漢字發(fā)展史爲己任。他也不是單純的出土文獻專家，因爲，他在綜合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文字資料中還不時對所涉時代的經(jīng)濟、政治、思想等歷史問題有嶄新的認識，所以，他也是研究先秦乃至秦漢時代的歷史學家�？傊�，匆匆讀完趙平安教授的自選集，雖然未必每一篇都能深入思索，但對他治學的全貌有了一個較爲全面的了解。便深深感到我們倆雖然年齡相差約四分之一個世紀，在學術(shù)取向上卻是志同道合的。我一向認爲，中華文化能傳承幾千年不斷，漢字是一大功臣。古文字研究者理應以研究整個漢字發(fā)展史爲更高的目標。出土文獻的研究，應爲所涉年代的歷史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新資料，不斷爲驗證和更新我們對歷史的認知而服務。因此，我欣喜地愿以步入暮年之軀同正當壯年的趙平安一起，爲共同的目標而繼續(xù)努力多做新的貢獻。也希望正在飛快發(fā)展而風華正茂的研究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的隊伍中，出現(xiàn)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一起來實現(xiàn)我們的共同目標!
　　是爲序。


　　2017年4月21日
　　於長春劍橋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