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國漢學史書系：意大利漢學史》：

　　不過，也許鄂多立克沒有馬可·波羅那么幸運。馬可·波羅雖然文化修養(yǎng)不高，不懂拉丁文，甚至不會書寫，但他很會講故事。當時在熱那亞人的監(jiān)獄里，經(jīng)驗豐富的傳記作家魯思梯謙諾成了他的“黃金搭檔”，為他把繁雜的回憶筆錄下來并整理成一本生動的游記。而替鄂多立克筆錄的是他的一位名叫威廉的教友�？赡苓@位教友沒有太多的寫作經(jīng)驗，或者病榻上的鄂多立克的講述較具隨意性，因此《世界探險史》的作者，蘇聯(lián)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約·彼·馬吉多維奇認為《東游錄》只是一部談及亞洲各國和城鎮(zhèn)及其民族和各種奇異之事的雜亂無章的故事書而已。但不可否認的是，該書在歷史學、地理學和宗教史等方面的研究領域都還是有著一定的價值。

　　總體來說，這個階段意大利對中國的認識還是停留在較為表面化的淺層，主要以記述和描寫在中國的游歷生活以及由此而獲得的感性認識為主，對于中國文化的了解和觀察并不深入，尚未觸及隱含在表層表象底下的中國文化內(nèi)核。

　　第二個階段是意大利漢學的初創(chuàng)時期，閻純德教授稱之為“漢學生成時代”，時間是十六七世紀，這是意大利漢學史上最為重要的時期之一。這個時期的漢學領域里最為活躍的是耶穌會士。耶穌會對教育非常重視，派出的傳教士往往訓練有素。從范禮安開始，著名的來華意大利人羅明堅、利瑪竇、郭居靜、艾儒略、利類思、畢方濟、衛(wèi)匡國、殷鐸澤、艾斯玎等人，大部分都是耶穌會士。中國人對這些傳教士的印象大多不錯�！睹魇贰ひ獯罄飦唫鳌穼λ麄兙陀羞@樣的評價：“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人，意專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边@一階段的意大利人與萌芽時期的馬可·波羅等人大為不同。他們目的明確，意圖清楚，組織紀律嚴明，辦事有章法，先是以傳教為目的而學習漢語及中國文化，進而在較為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將中國文化西傳至歐洲。他們這種伴隨著傳教活動而水到渠成的中國文化研究和傳播方式，以強烈的宗教使命感和責任感驅(qū)使下高度自覺的文化交流，在深度、廣度及創(chuàng)造力等諸多方面都是史無前例的。無論是對中國典籍的編譯還是對中國歷史地理的介紹記述中，我們始終可見他們對中國文化深透的了解和鉆研，對文化精髓的體悟和洞悉。如果說，馬可·波羅等人的漢學活動是著眼于中國文化，尤其是物質(zhì)文化之表層的話，那么16世紀及以后的傳教士們的漢學活動則越來越觸及中國文化的內(nèi)核。雖然當時利瑪竇、衛(wèi)匡國、艾儒略等人并不自詡為漢學家，但縱觀歷史，漢學史上卻少有出其右者。以下對這一時期的漢學家們略作介紹。

　　羅明堅是進人中國的第一個耶穌會士，也是西方漢學的奠基人。由于利瑪竇的炫目光芒，使得我們提起漢學的時候，往往忽略了羅明堅。實際上，羅明堅在漢學史上有著獨特的貢獻。他甚至被譽為“西方漢學的奠基人”“西方漢學之父”。如果我們真正了解羅明堅在漢學之路上的開拓之艱辛和成果之豐厚，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贏得如此高的聲譽對他來說并不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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