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對美國情報界的研究和批評甚多，卻很少有人專門關注情報分析問題。大多數(shù)評價集中在海外秘密行動和隱蔽行動（covert action）上，也許是因為這些問題更符合情報界在公眾中的形象。

然而，情報分析或許從未像現(xiàn)在這樣成為情報行業(yè)中最重要的部分；或者說，是決策者最需要的部分。與冷戰(zhàn)時期的兩極格局不同，新世界中遍布著的失敗國家、擴散威脅、地區(qū)性危機、崛起的大國以及危險的非國家行為體，在從人群到技術等多樣化領域的迅猛變化下暗流涌動。

誠然，通過情報搜集工作，仍然可以揭露重大秘密，但那是一些可知的、可觀察到的事物。與此同時，這個世界還有大量未解之謎，它們大都與事件的未來走向和關鍵行為體的意圖有關。這樣的事物不太可能通過一份單獨的秘密情報數(shù)據(jù)闡釋清楚，也因此必然成為情報分析的課題。

對于肩負解讀世界之責的分析人員而言，汲取小理查茲·J.霍耶爾和倫道夫·弗森在本書中的思考，以及霍耶爾在早期著作《情報分析心理學》（此處注釋見原書）中的思考，是明智之舉。如果能了解情報分析的方式與類似腦力勞動的差別，原因也就不證自明了。

情報分析人員必須跨越潛在錯誤的雷區(qū)。

首先，他們通常必須從他人結束的地方開始自己的課題。多數(shù)情況下，他們要回答的，不是已經知道了什么，而是下一步會發(fā)生什么。

其次，他們不能因為缺乏證據(jù)而被嚇倒。正如霍耶爾在早期著作中指出的，分析人員所面臨挑戰(zhàn)的實質是：由于信息永遠不完整，而且總是姍姍來遲，他們不但要應付含糊不清的情形，還要承受盡快得出結論的持續(xù)壓力。

再次，分析人員必須經常與對手打交道，對方不但會努力阻止他們獲得所需要的信息，還常常會千方百計地實施欺騙。

最后，由于上述所有原因，分析人員不得不時刻與高風險，特別是出現(xiàn)分析錯誤并導致糟糕決策的風險為伍。

情報分析的固有風險永遠不能消除。把這些風險減少到最低程度的辦法之一，是用更加結構化和嚴謹?shù)乃季S方式進行思考。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告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的學生們，不管他們將來進入政府機構還是私營機構，霍耶爾的書是我能夠送給他們的最重要的讀物。情報分析人員應該經常反復研讀這本書。此外，倫道夫·弗森花費6年時間開發(fā)和提煉的一整套結構化分析方法（structured analytic techniques）（此處注釋見原書），能夠為情報分析人員提供珍貴的幫助。分析人員可以運用這些具體方法，與思維定式（mindset）、團體迷思（此處注釋見原書），以及在需要得出明確而重要結論的情況下，卻不得不面對含糊不清的數(shù)據(jù)時遭遇的所有其他潛在危險作斗爭。

您現(xiàn)在手中拿到的這本書，擴展了霍耶爾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本書以霍耶爾早期研究的與知覺錯誤（perceptual error）作斗爭的策略為基礎，提供了一份條理清楚、更加全面的方法清單，所涉方法達50余種。一個忙碌的分析人員單獨工作時，可以使用簡單的方法，如“關鍵假定檢查法”（Key Assumptions Check）、“指標（此處注釋見原書）驗證因子法?”（Indictors Validator ?）或者 “若則分析法”（What If? Analysis）（此處注釋見原書）等；在團體合作的情況下，使用復雜的方法效果更佳，如“結構化頭腦風暴”（Structured Brainstorming）（此處注釋見原書）、“競爭性假設分析法”（Analysis of Competing Hypotheses，ACH），或者作者所稱的“事前分析法”（Premortem Analysis）等。

關鍵在于，所有分析人員都應該檢驗自己提出的結論。當然，專家的判斷和直覺的確可以發(fā)揮作用，并且也往往是可靠分析的基礎，但如果分析人員能夠按照本書中的方法，清楚地闡明自己分析判斷的潛在邏輯，就可以將自己犯錯的概率降至最低。

情報分析很少像現(xiàn)在這樣重要，以其為信息來源的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風險也從未像現(xiàn)在這樣高。因此，當今的情報分析人員都有一種特別的使命感，他們將這種使命感歸結于自身，歸結于他們服務的對象，他們認為應該盡一切可能去質疑自己的思考，去嚴格檢驗自己的結論。小理查茲·J. 霍耶爾和倫道夫·弗森在本書中提出的策略，正好提供了方法手段。

約翰·麥克勞林（John McLaughli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研究學院高級研究員

中央情報局前副局長、代理中央情報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