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本書所說的“主旋律”文學以小說為主，大體上是指那些反映國家所倡導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或社會文化價值的文學作品。它們往往受到國家有關部門（如各級政府和部隊的宣傳、文化部門）的扶持和肯定，比如各種形式的資助、推介、授獎等，也包括根據這些作品改編的影視劇版本獲準在央視黃金時段播出。事實上，電視劇版本能否在央視黃金時段播出已成為普通大眾辨識“主旋律”文學的一個重要標志（根據2007年廣電總局規(guī)定，從2月份起的至少8個月時間內，所有上星頻道在黃金時段一律只準播出主旋律電視劇。審查要經過省廣電局、省委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宣部四級）。
　　必須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并不僅限于官方政策或政治合法性的層面，而是寬泛地指稱國家肯定或贊賞的各種社會主流價值�！爸餍�律”文學正面?zhèn)鬟_著對于這些價值的肯定與確信。相比較而言，所謂“純文學”則往往致力于探索社會、人性的復雜面相，其中不乏負面信息的呈現，甚至包括對社會主流價值的某種程度上的質疑，在思想立場上比較曖昧。在技巧上，“主旋律”文學更多講求情節(jié)性，在敘事上相對傳統（既包括19世紀的西方敘事傳統，也包括中國古典小說傳統），而“純文學”則往往注重形式上的復雜性與探索性。應該說，它們代表著兩種不同的藝術方向，對于社會文化的健康發(fā)展和人類心智的豐富來說，這兩種文學類型都不可或缺。筆者認為這兩種創(chuàng)作類型本身沒有文學價值上的高下，它們都有一個寫得好不好的問題。但值得警惕的是，前者不能因弘揚主流價值而走向僵硬、狹窄和單調，后者不能因追求片面深刻而走向喪失人文立場與價值判斷。
　　在這一點上，人們對“主旋律”文學還存在某種普遍的誤解。事實上，“主旋律”文學在近年來的發(fā)展已經極大地超越了早期的單調格局，在內容表現上呈現多樣性，在藝術形態(tài)與技巧上也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取得了思想上、藝術上的重大成就與巨大突破。它與所謂的“純文學”在總體藝術水平上的差距也正在趨于消失（其實本來就是模糊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在近年來大量“主旋律”小說能夠產生轟動性的社會影響。當然，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影響往往和其影視劇版本的傳播效應有一定關系，有一些小說作品還有和影視劇作品同期推出的“同期書”，如《大法官》《誓言無聲》等，有的甚至是影視劇的后期產品，如張曉亞版的《狼毒花》（《狼毒花》原為權延赤發(fā)表于20世紀90年代的中篇小說，2007年同名電視劇播出后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再版，同年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又出版了由編劇張曉亞在劇本基礎上改編的長篇小說）。對于“主旋律”作品來說，小說與影視劇的融合、滲透是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它一方面說明“主旋律”小說較易獲得改編和播出，也說明“主旋律”題材的市場號召力與巨大的社會閱讀需求。
　　“主旋律”小說在早期即20世紀90年代以前，較多局限于革命歷史題材、“反腐敗”題材和某些改革題材（以“大廠文學”為主），此類創(chuàng)作題材在近年來仍是重要的“主旋律”作品類型，它們保持了“主旋律”創(chuàng)作的延續(xù)性，但在藝術上表現得更加成熟。比較突出的是革命歷史題材，比如《歷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開》（徐貴祥著）、《亮劍》（都梁著）、《狼毒花》（張曉亞著）、《軍歌嘹亮》（石鐘山著）、《我是太陽》（鄧一光著）、《楚河漢界》（馬曉麗著）、《走出硝煙的女神》（姜安著）等。但值得留意的是，這些老題材出現了新的豐富變化和自我更新，它既表現為文學觀念上的變化，也表現為藝術上的拓展。新的革命歷史小說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以往的美學禁忌，突破了舊有寫作陳規(guī)的框限，釋放了對革命歷史的新的想象空間，使人耳目一新。
　　“史詩類”與“傳奇類”的作品（革命歷史小說的兩大類型）都突破了舊有的創(chuàng)作模式，新的史詩類創(chuàng)作試圖以更宏闊的歷史時空維度來觀照歷史進程，而不是如此前的小說那樣更多的是從“我方”的立場，以強烈的政治判斷來回顧輝煌的過去，此類“新革命歷史小說”之中的優(yōu)秀之作不乏深沉的歷史感。而且它們對于革命歷史進程中的生命代價和具體的犧牲也不再僅僅關注其升華的崇高意義，對于“敵手”也不再妖魔化、臉譜化，而是盡可能地放置在具體的歷史、政治情境中來看待，這使革命史詩容納的歷史空間和復雜因素更為豐富。新革命歷史創(chuàng)作對國民黨政治集團和國民黨將領也試圖做出公正、客觀的歷史評價（如國民黨在抗戰(zhàn)中的積極作用，國民黨某些將領個人的軍事素質和人格閃光點，《亮劍》中的楚云飛即為代表），對共產黨軍隊內部的錯誤、缺陷也做出了反思，如《歷史的天空》對八路軍內部派系斗爭進行了正面描寫。
　　新的“革命歷史傳奇”在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更為明顯，其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如李云龍（《亮劍》）、姜大牙（《歷史的天空》）、關山林（《我是太陽》）、常發(fā)（《狼毒花》）等亦正亦邪，具有異常鮮活的個性，非常不同于早期同類小說中的英雄形象，他們的血性、勇氣，敢愛敢恨、直爽又不乏粗魯的性格，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們身上，各種相互矛盾的性格因素戲劇性地組合在一起，挑戰(zhàn)了舊“革命歷史小說”英雄人物的單面化的刻板形象。相比20世紀80年代初的靳開來（《高山下的花環(huán)》）、劉毛妹（《西線軼事》）等形象所開創(chuàng)的“有瑕疵的英雄”人物譜系，也是一次全新的突破。在這一題材的創(chuàng)作脈絡上他們的出現的確具有革命性的美學意義。
　　革命歷史小說的另一個重要變化表現為一些亞類型的出現，比如以《暗算》（麥家著）、《誓言無聲》（錢濱、易丹著）為代表的“紅色懸疑”小說，將偵探、推理等懸疑因素和共產黨情報工作的革命歷史內容相嫁接，制造了扣人心弦的緊張情節(jié)，也塑造了全新的革命英雄形象。另外，以《父親進城》（石鐘山著）、《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著）、《去日留痕》（燕燕著）等小說為代表的追述革命父輩情感生活的革命言情小說，通過父母輩的情感史與生命史帶出革命歷史敘述，并將家庭倫理、日常情感和宏大的革命主題相交織，傳達了當代人對革命歷史的認同與反思，帶有濃重的抒情性和較強的情緒感染力。再如《狼煙北平》（都梁著）在對錯綜復雜的政治、軍事斗爭的描寫中，穿插著對老北京生活的書寫，展示了一幅富于民俗學意義的生活風情畫卷和市井浮世繪，閃爍著京味文學的流風余韻。
　　此外，“反腐敗”題材和“新改革”題材的創(chuàng)作也成果頗豐�！胺锤瘮　毙≌f具有較大影響的作品有《抉擇》《國家干部》《十面埋伏》（張平著）、《絕對權力》《國家公訴》（周梅森著）、《省委書記》《高緯度顫栗》（陸天明著）等。其中某些作品在沿襲此前同類作品小說模式的同時，在對腐敗問題的揭示和對其社會、人性根源的思考上也有新的進步，如《絕對權力》提出的“遞延權力”現象，《高緯度顫栗》對腐敗的社會土壤的深刻發(fā)問，都富于思想的啟示性。“新改革”小說代表性作品有《中國制造》《至高利益》《我主沉浮》《我本英雄》（周梅森著）等，它們在展現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有所提升，涉及包括金融、經濟、政治（也包括某些“反腐”因素，但主要內容不在“反腐”）在內的錯綜復雜的社會生活內容，試圖對中國改革進程進行全方位呈現，具有一定的反思意識。
　　除了這些經典的題材類型，近年來的“主旋律”小說還在品類、題材領域上有新的拓展，出現了一些新的題材和小說類型，或者說，它把“主旋律”的表達空間有力地伸展到了其他題材領域，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具有明確“主旋律”氣息的當代軍事小說與歷史小說。
　　軍事小說早已有之，廣義地說，革命歷史小說有很多也屬于軍事小說之列，20世紀80年代當代文學中也有以朱蘇進等為代表的作家創(chuàng)作的一批軍事小說，但“主旋律”文學興起以來卻很少有表現當代軍旅生活的作品。而近年來的軍事小說卻有著鮮明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內涵，比如《突出重圍》（柳建偉著）、《波濤洶涌》（朱秀海著）、《DA師》（王維著等）、《驚蟄》（王玉彬、王蘇紅著）、《沙場點兵》（邵均林、黃國榮、鄭方南著）等，它們主要反映了當下的軍事生活，比如演習、訓練等，但它們所試圖回答的問題則是：在走向“崛起”的時代，中國軍隊如何承接光榮的革命傳統，以回應當代世界格局向中國軍隊提出的挑戰(zhàn)，并承擔起沉重的歷史使命。這些作品潛藏著一種對當代軍事變革的焦慮意識以及超越了這種歷史焦慮的自信的精神風貌，向人們呈現了當代中國軍人的嶄新形象。作為一個側面，它們也反映了當代軍人的豐富的情感世界——當然，也有專以此為內容的小說如《一路格桑花》（黨益民著）等。
　　另外，“主旋律”歷史文學近年來也取得了不俗實績�！敦懹^長歌》（周志方著）、《天下糧倉》（高鋒著）、《漢武大帝》（有多部小說版本，另外還有江奇濤等著由中央編譯出版社推出的劇本）、《大秦帝國》（孫皓暉著）等。應該說，將此類歷史小說歸入“主旋律”可能會產生一些爭議，但這批作品已明顯地滲透進“主旋律”的思想內容卻是不爭的事實，它們完全應被看成“主旋律”創(chuàng)作在古代歷史領域的延伸。其實這也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為代表的影視劇作品頻繁亮相央視一套黃金時段的重要原因（比較典型的如《康熙王朝》在闡明反對分裂、民族團結的主題時可謂濃墨重彩，如電視劇中康熙收復臺灣的情節(jié)就在該劇中占了長達18集的篇幅）。以《貞觀長歌》為代表的這批小說所選取的時段大多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期（這和此前歷史小說偏愛晚清時期形成對照），這種歷史書寫正是對當代中國自我想象的隱喻。
　　本書重點針對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出現的“主旋律”小說進行研究，尤其是已經形成相對成熟的創(chuàng)作類型，也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文化反響的“歷史小說”、“新革命歷史小說”、“大廠小說”和“反腐敗小說”，基本上代表了當代“主旋律”小說創(chuàng)作的最高成就，也符合當代讀者對“主旋律”文學的習慣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