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晚年以國學救亡的章太炎蒙木
國學，常常指一國固有之學問，但國學這個詞本身屬于舶來品。明治維新后，日本國力趨盛，很多人開始討論大和民族的特性是什么？因此日本出現(xiàn)了西化派和國粹派的論爭。黃遵憲（18481905）于1887年刊行的《日本國志》最早記錄了這個論爭，并開始使用國學這個詞。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后，馬關(guān)之恥震醒了不少中國士人，他們開始向日本學習。國粹和國學這些詞越來越多地走到中國維新人士的筆端。尤其是戊戌維新失敗后流亡日本的那些士人親身感受了這場論爭。梁啟超（18731929）在1902年致函黃遵憲，擬倡辦《國學報》，而黃遵憲認為傳統(tǒng)舊學尊大固弊，須先大開門戶，容納新學，俟新學盛行，以中國固有之學，互相比較，互相競爭，而舊學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國學的提倡略遲數(shù)年再議，未謂不可。但他充分肯定梁啟超所擬《國學報》綱目體大思精，不如先據(jù)此寫一本《國學史》。養(yǎng)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義，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在梁啟超這里，國學是一個新民的過程。他1902到1904年連載的《論中國學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數(shù)次提到國學這個詞。1903年2月，黃節(jié)在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第26號發(fā)表《游學生與國學》，希望以公眾之力，設(shè)置一國學圖書館，圖書館若成，則凡是有志于是者，可以開一國學研究會，以世界之新知識，合并于祖國之舊知識，十年之后，我國學之光焰，必有輝于大地者。1904年3月《政藝通報》第三年甲辰第三號上，鄧實發(fā)表長文《國學保存論》，進一步提出保存國學的主張。同年7月《政藝通報》甲辰第十一號上，黃節(jié)又發(fā)表了《國學報敘》說：癸卯歲暮同人創(chuàng)為國粹學社，擬月出《國學報》一編。8月，鄧實在簡朝亮《國粹學》一文前面加按語，大聲疾呼：嗚呼，國學不明，大義終塞，將有國破種亡之慘，學其烏可一日已乎？在上海，繼出現(xiàn)了國學扶輪社和國學社等出版團體之后兩三年，1905年初，鄧實、黃節(jié)等人又發(fā)起成立革命學術(shù)團體國學保存會：愛日以學，讀書保國，匹夫之賤，有責焉矣�；I辦《國粹學報》為其機關(guān)刊物。同年2月《國粹學報》創(chuàng)刊，序說：海通以來，泰西學術(shù)，輸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絕一線。無識陋儒，或揚西抑中，視舊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窮則必通。士生今日，不能籍西學證明中學，而徒炫皙種之長，是猶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兇；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惟流俗昏迷，冥行索途，莫為之導，雖美弗彰。不揣固陋，擬刊發(fā)報章，用存國學……鉤元提要，括垢磨光，以求學術(shù)會通之旨，使東土光明，廣照大千，神州舊學，不遠而復，是則下士區(qū)區(qū)保種愛國存學之志也�！秶�粹學報·例略》表述得更為簡明：發(fā)明國學，保存國粹，不有門戶之見,不涉黨派之私�！秶�粹學報》發(fā)刊初期，執(zhí)筆人甚少，主要是鄧實、黃節(jié)、劉師培。后來撰稿人逐漸增多，陳去病、章太炎、廖平、王國維、鄭孝胥、黃侃、柳亞子、羅振玉、馬敘倫等陸續(xù)加入。沒有西學，談不上國學。國學是維新士人有鑒于西學強勢東漸而提出來的，他們要檢點中國固有的家底。最早宣揚國學的這撥人有很多都有較強的西學背景，他們提倡國學的初衷不是要研究國學如何博大精深，而是通過國學來刺激愛國心，增強我們海納西學的文化自信。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個命題是當時國學人士有強烈共鳴的。國學在，天下就不會亡。這個思想延續(xù)到后來，章太炎1907年發(fā)表的《中華民族解》將中國民族定義為文化概念：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血統(tǒng)之種名，乃為文化之族名。談國學繞不開梁啟超，也繞不開長他四歲的章太炎（18691936）。章太炎在《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fā)出來》中說：大凡講學問施教育的，不可像賣古玩一樣，一時許多客人來看，就貴到非常貴；一時沒有客人來看，就賤到半文不值，自國的人，該講自國的學問，施自國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個樣兒，貴也是要用，賤也是要用，只問要用，不問外人貴賤的品評。后來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這樣就是教育的成效了。1906年6月，蘇報案主犯章太炎出獄，中國同盟會派員迎其赴日。他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發(fā)表演說，述平生的歷史與近日辦事的方法，認為最緊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發(fā)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即其語言文字典章制度與人物事跡。 1906年9月5日，章太炎主筆的《民報》第七號刊載了《國學講習會序》，說：同人擬創(chuàng)設(shè)國學講習會，章炳麟先已允為宣講者：一中國語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設(shè)施之旨趣，一古來人物事跡之可為法式者……其實這個講習會第一次開講一直遷延到1908年4月4日。國學講習會在大成學校的大班課聽者甚眾。后來魯迅等留學生聞名進來，發(fā)現(xiàn)脫課不少，想從頭聽講，便托人央章先生另開一個小班。7月11日開始，章太炎在民報社寓所小班開講，聽講人包括錢玄同、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周豫才（魯迅）、周啟明（周作人）、許壽裳等。周作人說：太炎對于闊人要發(fā)脾氣，可是對青年學生卻是很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只穿一件長背心，留著一點泥鰍胡須，笑嘻嘻的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廟里哈喇菩薩。據(jù)劉文典回憶：有一天下午，章先生正在拿佛學印證《莊子》，忽然聽見巷子里賣號外。有一位同學買來一看，正是武昌起義的消息，大家喜歡得直跳起來。從那天起，先生學生天天聚會，但是不再談《說文》《莊子》，只談怎樣革命了。黃侃對這次東京講學回憶說：其授人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shù)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弟子至數(shù)百人。這是章太炎第一次集中而系統(tǒng)地講學，他第二次系統(tǒng)講學是在他被袁世凱羈押北京期間，以國學會名義講學自娛。國學會專以開通智識，昌大國性為宗。 1913年12月9日首講，地點在北京化石橋共和黨本部，到者約百人。這次講學持續(xù)了一個多月，聽眾中除錢玄同、吳承仕、馬裕藻外，還有毛子水、顧頡剛、傅斯年等青年學生。據(jù)顧頡剛回憶，講學次序，星期一至三講文學科的小學，星期四講文科的文學，星期五講史科，星期六講玄科。吳承仕時任司法部僉事，因傾羨章太炎的道德文章，常來請教佛學方面的問題，令太炎大喜。《菿漢微言》便由章太炎講授，吳承仕筆錄，于1916年初完成的。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章太炎是浙江同鄉(xiāng)，從愛國學社便開始合作革命，后來同為光復會的發(fā)起人、同盟會的元老成員。蔡元培主政的北大，其文科骨干主要是章太炎的弟子們：錢玄同、沈兼士、馬裕藻、朱希祖、沈士遠、黃侃、馬敘倫、劉文典、周豫才（魯迅）、周啟明（周作人）等，以至于陳源在和魯迅的論戰(zhàn)中說出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實力的某籍某系，后來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也承認了這個某籍某系（浙江籍北大國文系）的存在。章太炎第三次講學是1922年4月至6月，應江蘇省教育會的邀請，在上海講授國學。每周一次，每次兩小時，一共講了十講。同年11月，曹聚仁的講課記錄以《國學概論》為書名由上海泰東書局排印出版。《國學概論》后來成為章著中最為知名與普及的一種，后世對于國學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此書框架。第四次講學是1934年冬至1936年6月以章氏國學講演會章氏國學講習會等名義進行的。1934年秋，章太炎由上海遷居蘇州。最初，在居無定所的情況下舉辦了每周一次的星期講演會，1935年9月，在購買了蘇州錦帆路50號居所后，又于此開辦了章氏國學講習會。據(jù)統(tǒng)計，學員年齡最長的七十三歲，最年輕的不過十八歲，籍貫遍及十九省，住宿學會里的百余人。這次講學的最后成果主要是《國學略說》的刊行。其實，1929年已屆花甲之年的章太炎基本上閉門杜客，對國事、學術(shù)俱緘默無言，自甘淡出政治和學術(shù)舞臺了。是九一八事變?nèi)毡镜娜肭�，刺激了章太炎，他才再次走出書齋，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呼吁奔走，與熊希齡、馬相伯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呼吁國民黨各派系停止內(nèi)斗，共同抗擊侵略。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不久，他一來為了避難，二來想利用自己民國元勛的身份，以及與北方軍閥們的私交，代東南民眾呼吁出兵。2月29日，章太炎到達北平，請張學良出兵抗日，大聲疾呼，聲震瓦屋；又見段祺瑞、吳佩孚、馮玉祥等，要求共同御侮。這些人在抗日戰(zhàn)爭中晚節(jié)昭然，與章太炎的游說未必沒有關(guān)系。在北平停留約三個月，章太炎先后在燕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京大學等作學術(shù)演講。據(jù)錢玄同日記，1932年3月22日在民國學院講《代議制改良之說》；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學講《論今日切要之學》；3月28日在中國學院講《治國學之根本知識》；3月31日，在師范大學講《清代學術(shù)之系統(tǒng)》；4月8日在北京大學講《揭示學界救國之術(shù)》；4月12日，在平民大學講《今學者之弊》；4月18、20、22日，在北京大學講《廣論語駢枝》。關(guān)于章太炎北大講學情形，錢穆《師友雜憶》載：太炎上講臺，舊門人在各大學任教者五六人隨侍，駢立臺側(cè)。一人在旁做翻譯，一人在后寫黑板。太炎語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國語。引經(jīng)據(jù)典，以及人名地名書名，遇疑處，不詢之太炎，臺上兩人對語，或詢臺側(cè)侍立者。有頃，始譯始寫。而聽者肅然，不出雜聲。此一場面亦所少見。翻譯者似為錢玄同，寫黑板者為劉半農(nóng)(據(jù)錢玄同日記，寫黑板是魏建功筆者注)。……在當時北平新文化運動盛極風行之際，而此諸大師猶亦拘守舊禮貌。張中行也有回憶，他說：地點是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風雨操場，就是五四時期囚禁學生的那個地方。我去聽，因為是講世事，談己見�？梢匀輲装偃说臅�場，坐滿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滿頭白發(fā)，穿綢長衫，由弟子馬幼漁、錢玄同、吳檢齋等五六個人圍繞著登上講臺。太炎先生個子不高，雙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講起來。滿口浙江余杭的家鄉(xiāng)話。估計大多數(shù)人聽不懂，由劉半農(nóng)任翻譯；常引經(jīng)據(jù)典，由錢玄同用粉筆寫在背后的黑板上。說話不改老脾氣，詼諧而兼怒罵�，F(xiàn)在只記得最后一句是：也應該注意防范，不要趕走了秦檜，迎來石敬瑭��！其時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讓的時候。話雖然以詼諧出之，意思卻是沉痛的，所以聽者都帶著憤慨的心情送老人走出去。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蘇州錦帆路寓所，留下遺言：設(shè)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他生前將墓地選在西湖邊張蒼水墓側(cè)。國民政府褒令國葬，但因抗戰(zhàn)烽火，國葬未能實行，家人將他暫葬蘇州章家后花園。1955年4月，按照其生前遺愿，章太炎的靈柩得以遷葬于杭州西湖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緊鄰張蒼水墓，墓碑上篆隸結(jié)合的章太炎之墓幾個字是章生前自己寫就。1966年底，章太炎被掘墓暴尸，墓地辟為菜園，又十五年后才尋回遺骨，恢復陵墓于舊址。章太炎墓之外，1988年又添了章太炎紀念館。章太炎講國學從文字訓詁、古籍辨?zhèn)蔚刃�學講起，進而經(jīng)學，進而玄學（哲學思想史）。因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章太炎一直特重文學。1910年章太炎精心編定的《國故論衡》上卷小學十篇，中卷文學七篇，下卷諸子學九篇，不及史學；到《國學概論》，分為經(jīng)學、哲學、文學三部，史學是附于經(jīng)、文之后來講的。卞孝萱認為章太炎特重史學，是從1924年開始的。是年7月，他在金陵教育改進社講《勸治史學并論史學利弊》，提出：保存國性，發(fā)揚志趣是教育的根本，至于能發(fā)揚志趣，保存國性之教育，其要點則重在讀史，無史之國，每易淪亡，蓋時代愈近者，與今世國民性愈接近，則其激發(fā)吾人志趣，亦愈易也。日本侵華后，1932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學講《論今日切要之學》，認為在亡國滅種關(guān)頭，歷史學可以喚起青年的愛國之心，研究歷史最為切要。1933年在無錫國專演講《歷史之重要》：經(jīng)術(shù)乃是為人之基本，若論運用之法，歷史更為重要，處斯亂世，尤當斟酌古今，權(quán)衡輕重。這這篇演講中，他特別強調(diào)：昔人讀史，注意一代之興亡。今人情勢有異，目光亦須變換，當注意全國之興亡，此讀史之要義也。1934年，章太炎在《與鄧之誠論史書》中又說：鄙人提倡讀史之志，本為憂患而作。1935年六七月，他連續(xù)演講《論讀史之利益》《略論讀史之法》強調(diào)讀史當論大體。是年6月6日，章太炎曾作《答張季鸞問政書》：一、中國今后應永遠保存之國粹，即是史書，以民族主義所托在是。二、為救亡計，應政府與人民各自任之，而皆以提倡民族主義之精神為要。三、中國文化本無宜舍棄者，但用之則有緩急耳。今日宜格外闡揚者，曰以儒兼?zhèn)b。故鄙人近日獨提倡《儒行》一篇。宜暫時擱置者，曰純粹超人超國之學說。章太炎強調(diào)用歷史鼓舞民氣，啟導方來，讀史之效，在發(fā)揚祖德，鞏固國本，他在《歷史之重要》中說：夫人不讀經(jīng)書，則不知自處之道；不讀史書，則無從愛其國家。講經(jīng)，從來都是章太炎治國學的重點，他在《論讀經(jīng)有利而無弊》中說：讀經(jīng)之利有二：一、修己；二、治人。治人之道，雖有取舍，而保持國性實為重要。修己治人是章太炎晚年一再強調(diào)的。在他看來，提倡修己之學，實為亂世里的救急之術(shù)，而非借此修身成德，優(yōu)入圣域。在《國學之統(tǒng)宗》中，他揭橥《孝經(jīng)》《大學》《儒行》《喪服》四部經(jīng)典。愛國者，愛一國之人民耳。愛國之念，由必愛父母兄弟而起。所以《孝經(jīng)》一書，實不可輕�！洞髮W》者，平天下之原則也。從仁義起，至平天下止，一切學問，皆包括其中。治國學者，應知其總匯在此。《孝經(jīng)》《大學》，人治根本已立，然無勇氣，尚不能為完人，此余之所以必標舉《儒行》也。欲求國事之強，民氣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也�！度逍小凡华毶袣夤�(jié)，亦尚勇力。1925年10月8日在長沙明德中學的演講：青年為人，當以志向氣節(jié)為先，學問為輔。后來章太炎一再揭榜顧亭林行己有恥，博學于文，1932年5月30日在青島大學專門做這個主題演講：救世之道，首須尚全節(jié)，人能知恥，方能立國，遇難而不思抵抗，即為無恥，因知恥近乎勇，既不知恥，即無勇可言。國家昏亂，禮教幾于墜地，然一二新學小生之言，固未能盡變民俗，如喪服一事，自禮俗以至今，茲二三千年未有能廢者也。（《喪服概論》）章太炎獨倡《喪服》，欲保存中國之禮法。所以講國學當以《孝經(jīng)》《大學》《儒行》《喪服》四書為統(tǒng)宗。這本《國學救亡講演錄》主要依據(jù)章念馳編《章太炎全集》（演講卷）和馬勇編《章太炎講演集》，編選自九一八之后，至其《國學略說》之間的歷次演講。講《說文》，講《尚書》，以及《喪服概論》六七篇過于專業(yè)，今天普通讀者閱讀繁難，因此未收，其余講演基本齊備，大致分隸為國學綜論、經(jīng)學、史學和儒學四部分。章太炎《論經(jīng)史儒之分合》認為，經(jīng)之所該，舉凡修己治人，無所不具，大抵提出宗旨曰經(jīng)，解說之者為說；吾人讀經(jīng)主旨，在求修己之道，嚴夷夏之辨。史與儒家，皆經(jīng)之流裔。史即經(jīng)之別子，無歷史即不見民族意識所在；經(jīng)典治人之道，非儒家固不能運用。史上大儒，章太炎標舉最不遺余力的，一為顧亭林，一為范仲淹，名節(jié)厲俗，經(jīng)義與治事兼擅。因為國學不尚空談，而在實行。
今日國學復熱，但國學概念過于寬泛，我們談國學不能無根。筆者認為國學不能等同于蒙學，不可單單提倡什么《弟子規(guī)》《千字文》之類，我們必須接著章太炎、梁啟超的文脈，繼續(xù)講，必須面對魯迅、陳獨秀、胡適諸人的批評，以免妖氣升騰遮蔽了國學中康健和昂揚的一面。章太炎的《國故論衡》《國學概論》《國學略說》當然非常重要，但要完整地理解章太炎，讀讀這本《國學救亡講演錄》是必要的，它不是單刀直入講國學是什么，而是結(jié)合時事，呈現(xiàn)了章太炎國學發(fā)展的脈絡(luò)，看看他在方法論上的提倡和反對，對于我們所謂國學或者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必將大有裨益。
2017.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