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先生和他的《中國民族史料匯編》

潘乃谷

1978年12月，我從內蒙古呼和浩特回北京探親，到中央民族學院教職工宿舍去看望費孝通先生，費先生直截了當?shù)貑栁遥骸澳隳懿荒芑貋碚�理潘先生的遺稿？”并且專門談到我父親潘光旦所摘錄的民族資料卡片。不久我就被借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開始收集父親的遺稿。1967年父親去世時，在北京大學工作的兩個姐姐乃穗、乃穆都身處逆境，無法妥善保存父親的遺物，因此決定將他的全部藏書、資料贈送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這時我最先找到的是父親的卡片柜，它被精心地保存在圖書館吳豐培老先生的工作室里，吳先生和父親在愛書、讀書方面存有很多共識，他了解這些卡片的意義和價值，讓我盡快找回空缺的一個抽屜，并認真地清點一下。隨后，我仔細看了柜中全部卡片，同時抄寫了一個目錄。這里最主要的是民族史料方面的卡片，如閱讀《二十五史》后摘錄的卡片、研究土家族問題所積累的卡片、研究中國猶太人的歷史所積累的卡片，其它還有父親藏書目錄卡片等等約萬張。在討論如何整理民族史料卡片時，費先生談到自五六十年代以來他和父親經(jīng)常討論民族研究方面的問題，他了解父親摘編民族史料卡片的思路和想法，他希望自己有時間來做這件事，他認為不了解情況的人很難進行這項工作。他也曾想到請吳豐培先生來幫助進行，后來我首先著手整理的是父親關于中國開封猶太人的遺稿。直到2001年乃穆、乃和所編14卷本的《潘光旦文集》全部出版之后，我們才有機會整理有關的民族史料卡片。從父親幸存的日記中了解到，他從1959年開始閱讀《二十五史》，對民族史料加以圈點，至1961年10月23日全部閱訖。

其中《史記》閱讀了3遍，《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各2遍，其他1遍。又因《南史》，《北史》前閱本已出版，又重閱一遍，再加圈點，至1962年3月23日完成。緊接著閱讀圈點《資治通鑒》，從同年3月24日開始至該年9月9日閱完全書。自1962年5月開始摘錄《史記》中有關民族史料，做成資料卡片，至當年9月止�，F(xiàn)存卡片425張。1963年3月至5月間，摘錄了《春秋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汲冢周書》、《竹書紀年》幾種書，共存卡片796張。其中《春秋左傳》的資料對比了顧棟高著《春秋大事表》中的《四裔表》，對顧著也作了一些摘錄�！顿Y治通鑒》民族史料的摘錄做于1963年9月至12月之間，但只摘錄到第二十二卷，現(xiàn)存卡片201張。以上《史記》及《資治通鑒》之卡片各為一套，而《春秋左傳》等5書則混編為一套。

1963年5月29日，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副主任傅樂煥教授來訪，與父親談

錄登《明史》中民族資料事，以配合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工作。父親當即

表示同意，并于5月30日開始進行摘錄。由于這種摘錄往往要結合辨識，所以

難以請助手代為摘錄，次定由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請王興泰先生同步抄錄副本，

以便提供他人使用。至1964年12月12日全書摘錄完畢，現(xiàn)存資料卡共839張。

這份資料當時對《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起到有益作用。傅先生曾和父親討論

過編印成史料長編的事。惜經(jīng)費問題不能解決，王興泰的抄錄工作未能全部完成，

至1965年6月28日終止。其后傅先生竟于1966年5月不幸去世。“文革”過

去，此抄錄副本也不知下落。

上述4套卡片，每套卡片前有“總錄”部分，其后按民族分類，以族類名稱

的拼音排序，每張卡片左上角列有片目，右上角以紅筆標出所摘書名。每條資料

寫明所出卷數(shù)或章節(jié)。每張卡片上抄寫資料一條至數(shù)條。父親除摘錄了各書正文

及部分注釋外，在一些資料條文之下還加有署名光旦的按語，表達自己的看法及

研究心得等。《二十五史》其它部分雖有圈點，但因父親遭文革劫難，不幸去世，

未能摘編成卡片，現(xiàn)已無法按其意圖進行編輯，實為憾事。

那么父親為什么會在這個時候來進行這件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耗時費日的重頭工作”呢？1957年他被錯劃右派之后，在民院有幾年沒有固定的單位，直到1961年10月才分配到歷史系去工作。此時是游離于臨時分配的集體任務之中，如《辭�！肪幾牍ぷ�、邊界資料工作等等。1957年之前他所承擔的研究計劃，土家族的研究原擬再作補篇，現(xiàn)既以土家問題而獲罪，至少暫時不可能再寫作，對畬族的研究論文（1961年《從徐戎到畬族》，已佚）也完成了，正可在此時按自己的意愿進行此項工作，但也只能是在被分配的臨時任務、許多會議和政治學習之余見縫插針式地進行。

這項工作不是一項單純的資料工作，而是一項有關中國民族史的龐大研究的基礎步驟。費孝通先生1981年和1985年兩次談到父親對苗、瑤、畬民族關系的一段設想。他說：“這段設想的醞釀，始于潘先生和我一起在1952年調來中央民族學院之后和1957年之前的一段時期。”這段設想是：“我們可以從徐、舒、畬一系列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條民族遷移的路線。很可能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東夷中靠西南的一支的族名就是徐。他們生活在淮河和黃河之間，現(xiàn)在還留下徐州這個地名。從這一時期的文獻中也可看到這塊地區(qū)被居民稱作舒。潘先生從瑤、畬的盤瓠傳說聯(lián)系到徐偃王的記載，認為瑤族中的過山榜有它的歷史背景，只是后來加以神話化罷了。這一批人，后來向長江流域移動，進人南嶺山脈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瑤，而從南嶺山脈向東，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區(qū)里和漢族結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畬，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帶，后來進入湘西和貴州的可能就是苗�！辟M先生認為這種設想的重要性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整體觀點，它指出了我們中國各族人民在歷史上是不斷流動的，而這些流動有其總的趨勢。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里，總的說來是北方民族的南下和西進，中原民族的向南移動，沿海民族的人海和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現(xiàn)在的國境。這一盤棋如果看清楚了，我們現(xiàn)在各少數(shù)民族的關系也就容易說明了。他還特別提出：潘先生對于我國各民族歷史的研究，一向不主張孤立地研究某一民族的歷史。他在研究了土家和古代巴人之后，在1955年發(fā)表的《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巴人》一文中明確地說：“我們也不能忘記，歷史上絕大部分的巴人，今日湘西北‘土家’人的一部分祖先也不例外，在發(fā)展的過程中，變成了各種不同程度的漢人，終于和漢人完全一樣，成了漢人的組成部分……因此，這種歷史研究又必須與漢族，乃至全部中華人民的大共同體，是如何形成的這樣一個總問題密切地結合起來進行，至少第一步也應該不斷地互相參照著進行，才有希望把頭緒整理出來，孤立地搞是絕對不行的。在祖國漫長的幾千年的歷史里，這樣的一個族類之間接觸、交流與融合的過程是從沒有間斷過地進行著、發(fā)展著，我們現(xiàn)在還在這過程之中。從人文學的方面來看，也不妨說，這過程就是祖國的歷史�！睆倪@一點認識出發(fā)，我們今后的研究工作就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發(fā)展，從宏觀方面發(fā)展就是拾起中華民族形成過程這個課題進行研究。研究各民族的形成過程就是向微觀方面發(fā)展的研究工作。父親對土家族、畬族歷史的研究即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摘編《二十五史》等文獻中民族史料卡片工作也同樣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在具體歷史資料的基礎上不斷擴充、加深認識。他的頭腦中，始終存在著一幅我國各民族在歷史時期中的發(fā)展、變化、流動遷徙和中華民族形成、民族關系變遷的一個整體畫面。如1956年父親和張祖道等一同到川鄂進行土家族調查的途中，為了讓他們了解“土家”和“巴”所處的位置，曾通俗地為他們勾勒了一幅中國古代各民族遷徙流動的大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