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是短暫的，但秦國、秦民族歷史悠久。所以，秦的郡縣制和法治觀念影響中國歷史文化兩千多年，不是沒有原因的。由于秦人在統(tǒng)一全國的過程中對內實行法治，對外采用武力與分化政策，統(tǒng)一之后的十多年中完全致力于政治、經(jīng)濟禮儀制度等各方面的統(tǒng)一，注意消除影響深度統(tǒng)一的各種因素，在文學方面沒有留下多少值得稱說的作品。但從其發(fā)展歷史來看，也有一些值得重視的東西。尤其近些年大量秦簡等地下文獻的發(fā)現(xiàn)，更引起人們對秦文學的關注。

當年王國維在其《古史新證》中提出二重證據(jù)法，強調將地下發(fā)現(xiàn)之新材料與紙上之材料互相釋證。梁啟超的視野則更為開闊,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得史料之途徑，不外兩種，一曰在文字記錄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記錄者。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新出土文獻，其文字記載者歸為一類，而將學人的眼光也引向對歷史文化遺址、遺風、遺物及口傳歷史的關注。近些年一些學者在二重證據(jù)法基礎上又相繼提出多種形式的三重證據(jù)法或多重證據(jù)法，大體也不出梁啟超所言范圍。

到目前為止，全國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多批秦簡，有關秦人的考古遺存、文物也多有發(fā)現(xiàn)，這些新材料對我們重新認識秦人歷史、解決秦文化研究中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jù)。

秦人發(fā)祥于今甘肅南部。20世紀80年代，在甘肅禮縣的大堡子山發(fā)現(xiàn)了秦先公先王陵墓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禮器，其規(guī)模相當宏大�！妒酚�·封禪書》中載：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祀白帝�！妒酚浖�解》引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隴西指隴山以西，猶言隴右。西垂在今甘肅禮縣、西和縣北部，天水西南之地。西垂是秦人早期生活的重要都邑，在秦人發(fā)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與后來的雍城、咸陽具有同樣意義。

甘肅省對文化建設工作非常重視，于2012 年提出建設華夏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的戰(zhàn)略方針，其中大力推進早期秦文化的研究是這一戰(zhàn)略的要素之一，這是符合事實的。

中國著名的民間故事牛郎織女故事的產(chǎn)生，與秦人早期的生活經(jīng)歷以及他們對先祖的美好記憶有關�！妒酚�·秦本紀》一開頭就說: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yè)。女修是秦人最早的女性始祖，以善織而彪炳史冊；在《山海經(jīng)》中兩處寫到周人的先祖叔均發(fā)明了牛耕，且被尊為田祖�？椗�星的命名與女修有關，牽牛星的命名則與周人的先祖叔均有關。女修解決了農(nóng)耕人的穿衣問題，帶動了農(nóng)業(yè)社會中最重要的工藝副業(yè)和社會文明各方面的發(fā)展。由織女星和牽牛星演化而成的牛郎織女傳說，是我國孕育時間最長、產(chǎn)生最早的民間傳說，其題材反映了我國幾千年男耕女織農(nóng)業(yè)社會的特征，也體現(xiàn)了古代勞動人民追求婚姻自主、勤儉持家、忠貞愛情、反對門閥制度的主題；它也是我國四大民間傳說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一直傳到日本、朝鮮和東南亞一帶，而且由之形成七夕節(jié)。相關傳說中的銀河，就是秦人生活區(qū)域的漢水（西漢以前西漢水、東漢水是一條水，東漢水即沔水是漢水的一條重要支流，后由于漢水上游流至今略陽后水道淤塞，折而向南流入嘉陵江，遂成兩條水，名沔水為東漢水）。銀河在先秦時也叫漢，或云漢天漢，漢代以后才開始叫銀漢河漢天河，后來又叫銀河。天上的漢是秦人根據(jù)自己所居之地的漢水命名的。秦先民最早居于漢水上游，因而將晴天夜晚天空呈現(xiàn)的銀白色光帶名之為漢，又將天漢邊上最亮的一顆星命之為織女以紀念其始祖。天水之名也由此而來。周人早期生活于今甘肅東部慶陽一帶，周人、秦人生活地域距離不遠，秦人后來所居之地岐一帶本為西周故地，形成周秦文化交融的契機。至今在甘肅陜西一帶有許多牛郎織女傳說遺存與風俗，如織女廟、牽牛墓、臥牛山等。隴東至今保存有一些十分看重牛的風俗，以及同牛有關的活動，如在正月初一有出新牛的風俗等。在我的老家甘肅西和縣以及禮縣一帶，每年農(nóng)歷七月開頭的七天都要舉行隆重的乞巧活動。乞巧風俗隨著牛郎織女傳說由漢水流域傳向全國，甚至傳向國外，成了世界文化發(fā)展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女兒節(jié)。目前，甘肅省已舉辦十屆乞巧女兒節(jié)。2006年西和縣被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命名為中國乞巧文化之鄉(xiāng)；2008年西和七夕節(jié)被國務院公布補收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名錄；2014年西和縣被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xiāng)。2016年，甘肅省乞巧文化研究會成立。

牛郎織女傳說主要流傳于民間，其早期如何演變，因史料較少，學界以前認識較為模糊。有的學者以為最早的文獻記載是《詩經(jīng)·小雅·大東》，因為該詩借牽牛星、織女星以諷刺周王室對東部諸侯國的剝削，把牽牛星、織女星看作有生命的人，并且同天漢聯(lián)系起來。但《大東》一詩中畢竟未涉及與二者相聯(lián)系的故事情節(jié)。一般認為牽�？椗�的文獻最早是《古詩十九首》中的《迢迢牽牛星》，該詩描寫牽牛織女隔著河漢流淚悲傷的情景，確已反映了牛郎織女故事的基本情節(jié)。但從《詩經(jīng)·大東》到《迢迢牽牛星》時間相隔將近一千年，這期間牛郎織女故事是如何演變的，不得而知，因而產(chǎn)生了種種錯誤的觀點。

20世紀70年代在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中，有兩簡明確提到牽牛織女。其一簡文為：牽牛以取織女，不果，三棄。另一簡文為：牽牛以取織女，而不果。不出三歲，棄若亡。顯然，前一條中的三棄是不出三歲，棄若亡（無）的縮減或殘缺，是言不到三年，織女棄家而去，家中如同沒有她�？梢�，牽�？椗�的傳說故事在戰(zhàn)國末年已基本形成（參拙文《由秦簡<日書>看牛女傳說在先秦時代的面貌》，《清華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但還不能說這就是牛郎織女傳說產(chǎn)生的時間上限�！对娊�(jīng)·秦風》中的《蒹葭》，詩中的抒情主人公想接近河對岸的另一個人，卻總是無法接近。這首詩在解說上，兩千多年來一直有分歧，但此詩成于秦襄公時的看法自《詩序》以來，沒有分歧，而當時秦人尚居于今天水西南，禮縣、西和北部之地。《蒹葭》應是牛郎織女傳說在秦地早期傳說的反映。在西周末年、春秋初期，牛郎織女傳說在民間傳播的突出例證便是《詩經(jīng)·周南》中的《漢廣》一詩。這首詩雖然也產(chǎn)生于漢水流域，但產(chǎn)生于漢水中游地帶。詩中的漢之游女，與《迢迢牽牛星》中的河漢女一樣，也是指織女。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秦國文學的傳播情況�！稘h廣》和《蒹葭》這兩詩都是牛郎織女傳說的早期反映�？梢哉f，這也就是秦文學的源頭。

秦文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也不容忽視。

石刻文獻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文獻內容，它可以彌補正史和各種史學著作的缺漏，而且其中也有一些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人物傳紀、散文、詩歌。而石刻碑銘最早是產(chǎn)生于秦地的�！赌绿熳觽鳌分休d周穆王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其跡于弇山之石。郭璞注：弇山，弇茲之山，日入所也。弇茲之山一般寫作崦嵫之山，古今各種史地之書和工具書都說在天水西南，正是指禮縣、西和北部之地。這是古代文獻中關于石刻的最早記載。史書所載可靠的最早石刻文獻也是產(chǎn)于秦地的。秦地著名的石鼓文，十個鼓形圓石，每一個上面刻有四言詩一首，內容是歌頌秦國國君狩獵的盛況。較早的石刻文獻是戰(zhàn)國時秦人的《詛楚文》，反映了秦楚對抗中秦人采取的宗教神靈手段。到了秦代，秦人的石刻文數(shù)量更多，秦始皇時的《封泰山碑》《嶧山頌德碑》《瑯邪臺刻石》《之罘刻石》《碣石石刻》《之罘東觀大篆》《稽山頌德碑》及秦二世的《二世詔文》等碑刻，不但成為后代碑銘的典范，更將石刻風氣推向全國。

在發(fā)現(xiàn)的大量秦人器物中，有一件樂府鐘，上鑄樂府二字，說明秦代已經(jīng)設有樂府機構，證明《漢書·藝文志》中言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是說的漢代建樂府的情況，歷來學者誤認為此為設樂府之始，形成延續(xù)兩千多年的誤說。實際上是秦代樂府機構的設置為漢樂府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以上僅舉幾例，說明秦文學與文化在中國文學文化史上的重要意義。

學者們常說漢承秦制，其實秦人的一些制度甚至影響了整個封建社會。戰(zhàn)國時期東方國家懾于秦國迅猛的東擴勢頭，以及兼并戰(zhàn)爭中多次使用權謀權詐，對秦產(chǎn)生痛恨而貶斥之；漢王朝代秦而治，漢王朝為凸顯以漢代秦的合理性，對秦王朝及秦國多抨擊而少稱許。這應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現(xiàn)象。但這種評價卻使得后人多認為秦人精神文化落后，秦文學藝術不足談論。戰(zhàn)國時期的大儒荀子曾經(jīng)去齊至秦，見到秦昭王和秦相范雎，就他親眼所見秦國的政治、吏治、民風等方面的情況做了評價，總結它是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荀子·強國》）荀子曾三次擔任當時最大的學術中心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培養(yǎng)了法家的兩個重要人物韓非子和李斯，從認識社會的眼光和理論水平來說，在當時無以過之。荀子對當時秦國的肯定性評價值得我們重視。從出土的大量秦人器物看，秦文化并不落后于東方國家。因此，需要對包括秦文學藝術在內的秦文化重新進行客觀的認識和評價。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西周故地為秦所有，大量的西周民眾以及文化也為秦所接受。秦文學上承西周文學，下啟兩漢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關鍵環(huán)節(jié)。研究秦文學，有助于認識中國文學由地域文學逐步走向統(tǒng)一文學過程中的規(guī)律，有助于梳理中國早期文學的發(fā)展流變過程。出土的秦人文獻雖然不是很多，但一些具體作品如志怪故事、成相辭、祝禱辭、木牘家書等為重新認識各文體的發(fā)展流變提供了珍貴資料，在文體研究中具有追溯源流或補充缺環(huán)的重要意義。

目前學術界對秦文化的研究已經(jīng)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從文學的角度研究秦人文獻，則顯得較為薄弱。將大量的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結合，對秦文學做全面系統(tǒng)的梳理研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

延娟芹同志于2006年來我處攻讀博士學位。入學不久，她就將秦文學研究作為博士論文內容，2009年順利通過答辯。2010年，延娟芹在原博士論文基礎上結合答辯老師的建議，拓寬思路，以《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秦文學研究》為題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并獲準立項。在項目研究期間，她又進入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后流動站，在方勇先生指導下進行合作研究，以《秦漢時期<呂氏春秋>接受研究》為博士后出站報告題目�！秴问洗呵铩肥且徊繉�戰(zhàn)國時各家思想、理念進行總結的著作，它是為秦王朝建立大一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局面服務的，其中也有些很有文學性的篇章和有關文學藝術產(chǎn)生、傳播、批評的材料。延娟芹在研究《呂氏春秋》的接受情況時，對《呂氏春秋》以及秦文學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文學是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產(chǎn)生的，研究文學作品，既要從時間維度梳理其在文學史上的傳承流變軌跡，也要從空間維度探討特定的地理環(huán)境、人文氛圍對文學的影響。傳統(tǒng)的文學史，比較重視作家、作品在時間軸上的發(fā)展演變，對于空間角度的闡述，相對來說不夠深入。時間與空間，是文學產(chǎn)生的重要條件，缺一不可。有些文學現(xiàn)象，單純從時間的角度很難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釋，如《詩經(jīng)》和楚辭，同產(chǎn)生于先秦時期，但風格迥異，這除了二者產(chǎn)生時間不同所致外，南北地域差異的影響更為突出。我們需要以史證詩，同樣也要以地證詩。

在中國古代，人們很早就有了空間意識，《詩經(jīng)·國風》就是按照不同的地域進行編集，《尚書·禹貢》《漢書·地理志》都是有關地理環(huán)境的重要史料，劉勰、鐘嶸也都提及氣候與文學的關系。

20世紀80年代，一門新的學科文學地理學出現(xiàn)，有的學校開設了相關課程，近年又成立了文學地理學學會，研究隊伍不斷壯大，這是可喜的變化。目前學會已經(jīng)召開多次年會，甚至得到日本學者的支持，在日本召開了一次年會。但是，從地理環(huán)境的角度研究文學，從古及今，實證研究成果豐碩，理論探討明顯不足，如古代的江西詩派桐城派常州派等都著眼于地域的不同。而理論方面的研究，如地理環(huán)境如何影響作家的思想、性格并進而影響作品風格，文學與地理環(huán)境之間如何互動，地理環(huán)境中諸要素如地貌、水文、生物、氣候等如何具體影響文學，文學地理學的具體研究方法等問題，都需要細致加以總結提煉。作為一門獨立學科，除了實證研究外，還必須有自己的理論體系；而理論體系的提出，又需要建立在扎實可靠的實證研究基礎之上。文學地理學，應與文學史具有同樣的體系與地位。

延娟芹從地域文化視角研究秦文學，符合文學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全書從泛文學的視角出發(fā)，對秦文學史料進行了全面徹底的梳理勾稽，做了認真的考證辨析，并進行了編年，尤其是對文學研究者關注較少的秦出土文獻，如銘文、石鼓文、秦簡等，考辨更為細致，對一些史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是本書的基礎工作，也是延娟芹用力最多的部分。站在秦國的立場、從秦人的角度對一些傳世文獻重新進行研究，如《商君書》與《呂氏春秋》不再單純作為諸子著作，而是將其放到秦文學發(fā)展的鏈條中考察其成就地位。參照秦人的音樂、雕塑、書法、繪畫等其他藝術門類史料，以及其他周邊文學文化，通過橫向比較，進一步認識秦文學的特點；不但在先秦地域文化的廣闊背景下審視秦文學，同時將秦文學置于中國文學的發(fā)展鏈條中，探討秦文學的發(fā)展階段、特點、成就、地位以及影響，全面立體地展現(xiàn)了秦文學的全貌。

《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秦文學研究》結項報告，得到評審專家的一致肯定，鑒定結果為良好。本書的出版，補充了學界對秦文學研究的不足，豐富了先秦地域文學研究。我希望延娟芹能以本書為新起點，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取得更多、更突出的成就。

趙逵夫 2018年11月23日于西北師范大學滋蘭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