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為人

我教人文地理學近四十年了。上課的第一天，我會告訴在座的五十名學生：“我希望你們能夠意識到自己在上一堂實踐課，我用‘實踐’這個詞，是想告訴你們，你們將接觸新的知識和新的思維方式，對你們多有裨益�！�

學生們聽完后往往感到困惑，因為他們聽說或讀過我的作品，早已知道，我并非實踐應用型的地理學家，也不是地圖或GIS（地理信息科學）方面的專家，不會像教這些地理學知識那樣教他們就業(yè)技能�？傊�，科目名稱中的術語“人文主義”聽起來不那么務實。下面我要解釋一下：

假設我們的壽命是《圣經(jīng)》所說的“古稀之年”，即七十年。七十年大約是六十萬小時，扣除三分之一的睡眠時間，我們還剩四十萬小時去做必須做或想做的事情。然而，如果我們全職工作五十年，其中約十五萬小時將用于謀生，剩余的二十五萬小時用于生存并享受生活：飲食、社交、看電影、看電視、打高爾夫球、閑逛以及做白日夢。

大學里的實踐課對我們的職業(yè)生涯多有益處，但對其余的事情并不管用。相比之下，人文主義地理學對于職業(yè)生涯并不實用，但對我們空閑的某天、某小時或半小時卻很有用。為什么？因為人文主義地理學能使我們有效地思考某些問題，這些問題迫使我們思考人的成長，并有一種緊迫感，因為作為個體，我們在地球上生存的時間十分短暫。問題就是：“人，何以為人——人之為人意味著什么？更具體地說，作為人對我意味著什么？”

這樣的解釋過于抽象，即使對于天生有好奇心的人來講也似乎不切實際，并且毫不相干。人文主義地理學使得這些問題更接地氣。但什么是人文主義地理學呢？其實“人文主義”和“地理學”這兩個詞本身就是答案。作為一名人文學者，我專注于個體研究——個人主義其實是人文主義的產物。作為一名地理學家，我專注于社會與地方研究——生活的社會與物質層面。有關生命及其意義，人們仍會提出大量抽象的問題，但會基于日常生活的事實。

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兩個部分——個人和共同體——彼此有些矛盾。某種程度上，我若注重個體，便會淡化共同體，反之亦然。另一對眾所周知的反義詞來自人以不同規(guī)模形成共同體的事實。規(guī)模的一端是地方和社群，另一端是世界和世界主義。前者（地方和社群）產生強烈的共同體自我意識和“我們與他們”的心態(tài)，在歷史上，這往往會導致沖突。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它促進了共同體內的睦鄰友好，整體上弘揚了文化的多樣性，因為每個共同體都可能有其獨特的風俗習慣。后者（世界主義者的世界）由自由聯(lián)系的第一人稱單數(shù)（“我”或個人）組成，他們面臨的挑戰(zhàn)在于維系睦鄰承諾和關懷。此外，世界主義在促進個人取得卓越和最高成就的同時，也會不經(jīng)意間踐踏地方文化。再一次，就高估地方和社群而言，我低估了世界主義和世界，反之亦然。

如今，這相對的兩方哪一方更受青睞？在社會工作者和活動家看來，共同體和文化多樣性明顯優(yōu)于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對他們以及越來越多的普通大眾而言，“共同體”一詞喚起了一種溫暖、積極的感覺。社會學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指出：“與所有其他社會組織(國家、民族、社會等)的術語不同，它似乎從來沒有被負面地使用過。”文化多樣性亦是如此。一旦稱贊它就立馬把它放在天使的一面。相比之下，個人主義（不久前西方文明的驕傲）越來越被消極地看待。當這個詞及其同源詞（個人、個性）出現(xiàn)時，暗示著自我中心主義——以犧牲社群為代價獲得個人成功的行為。世界主義也失去了公眾的尊重。它對知識和藝術卓越程度的渴望帶有精英主義的味道，結果是無論好壞，都被視為對地方人才和文化的一種扼殺。

為了更好地平衡這兩方面，我對個人和世界主義社會都持有贊成態(tài)度，并以此發(fā)問：“規(guī)模和復雜性不斷變換的社會共同體，于我有何利弊？”我的回答大致如此：在一個小而團結的共同體，我堅信人性的溫暖——當我感冒時，能喝上一碗雞湯。然而，它使我與繽紛多彩的世界分離，沒能激發(fā)我的全部潛力。身處一個世界主義的社會中，我可以自由地做我自己，并利用眾多便利條件施展我的才能，但我不認識自己的鄰居，也不要妄想有雞湯喝。社群有利平等，在財富或社會聲望上，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世界主義的社會在本質上等級分明，有許多優(yōu)秀的金字塔，人們有希望在其中崛起。然而，能否充分發(fā)揮潛能取決于我的社會地位和繼承的財產。因此，在世界主義的社會中，公正和平等的問題日益突出。

有人會問，為什么一開始就對人類個體過分關注呢?最終，人都無法逃脫自身的終極命運——化為一掬塵土，這又有什么意義呢？對此，人文主義并無足夠的回應；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某種程度上，它借鑒了一種更古老的思維方式——宗教。因此，最佳的宗教思想并不是人文主義必須超越的。相反，恰恰是宗教思想支撐又完善了人文主義思想，真正的人文主義思想敢于將想象推向幻想的境界。

這些關于人文主義的觀點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世俗的人文主義者或理性主義者預先排除了來自宗教和神學的影響。我認為這種排斥令人遺憾，因為它縮小了探究的范圍，違背了過去和現(xiàn)在都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人文精神。

從目前所說的來看，我顯然有某種傾向。我喜歡基于事實和理性思考問題，但它們確實反映了我的社會及教育背景。人文主義地理學更是如此，它與自然地理學或經(jīng)濟地理學不同，沒有普遍共識之上的主題。其他人文主義地理學家也曾或多或少地研究過我在此書中探討的主題，研究的深度不盡相同。因此，我需要添加一個副標題，說明這本書的特殊性：“對于意義的個體追尋。”

這個副標題要求我在書的第一部分概述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時期，特別是教育經(jīng)歷，因為正是在這個人生的初始階段我現(xiàn)在提及的話題第一次出現(xiàn)了。當然，之后我并無多言，因為幾十年后我才嘗試性地開始闡釋生命的意義。我期望這本書能拋磚引玉，使讀者們有類似的努力，不一定著書成文，而是在他或她沒被世間的煩擾和壓力淹沒時能駐足回味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