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在儒學界、中國哲學研究界，“經(jīng)典詮釋”成為一種學術時尚，不少學人甚至表達了建構“中國式詮釋學”的雄心。這固然有中國本土的古典詮釋傳統(tǒng)的影響，也有外來的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的作用，但真正的緣由則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種時代需求，即尋求“現(xiàn)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①。不過，目前為止，“中國式詮釋學”的面相還很模糊；不僅如此，還有一種普遍的誤解，以為只要是對中國古代文本的解釋，那就是“經(jīng)典詮釋”了。總之，“究竟何謂‘經(jīng)典詮釋”依然還是一個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讀到《乾嘉漢學的解釋學模式研究》這樣的著作是一件十分令人高興的事情。此書是關于乾嘉學術的一種詮釋學角度的研究，其宗旨不僅在于從中國傳統(tǒng)的經(jīng)學詮釋中辨識出一種別樣的“解釋學模式”，進而指認出“實事求是”的一般方法論②，更在于由此生長培育出一種中國式的詮釋學。
　　為此，作者首先對乾嘉學術進行了一種坐標式的定位：其縱軸是古今之維，即“漢宋之爭”；其橫軸是中西之維，即中國傳統(tǒng)的“漢學”與西方的哲學詮釋學（Diephilosophischehermeneutik）之間的關系。
　　在中西之維上，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借鑒西方的哲學詮釋學來分析中國的乾嘉學術，這是否具有“合法性”？這個問題所牽涉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即近年來哲學界所批評的“以西釋中”乃至“漢話胡說”的現(xiàn)象。作者分析論證了以哲學詮釋學的方法來解讀乾嘉學術這種做法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其分析論證是言之成理的。
　　我自己也曾撰文討論過這個問題。①簡言之，“以西釋中”或“漢話胡說”之類的批評，預設了一個前提，即存在著某種現(xiàn)成在手的、客觀實在“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中國經(jīng)典”和“西方經(jīng)典”之類的東西。但這個預設前提本身就是不能成立的，事實上，詮釋者（主體）和被詮釋文本（客體）都是由當下的詮釋活動給出的，即在詮釋活動中獲得其新的主體性和新的對象性，亦即是在當下的存在或生活中生成了主體性存在者和對象性存在者。經(jīng)典是被詮釋出來的經(jīng)典，經(jīng)典的意義是被詮釋出來的意義，而詮釋者是被生活給出的，詮釋活動乃是當下的一種生活情境。在這個意義上，諸如“借鑒哲學解釋學來分析乾嘉漢學”或“以解釋學解讀乾嘉漢學”這樣的提法也是詞不達意的、存在者化的表達，因為恰恰是“解讀”或“分析”這樣的詮釋活動給出了所謂“哲學解釋學”和所謂“乾嘉漢學”這樣的存在者，而這種詮釋活動歸屬于作為存在的生活，即是生活的一種當下顯現(xiàn)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