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前言

若言本書之緣起，當追溯至大約9 年前時，我聽從吾友耶博Jebb 教授的善意勸說，受《英倫社會》Social England 編輯邀請，對學術之歷史準備做一番簡短的調查，遂有1896 與1897 年所出版的那幾部著作【譯按，指作者所著《英倫學術》English Scholarship（1896）等書】。在此期間我擬訂了一個計劃，要著述一部更為全面的古典學術之通史，將從雅典時代的誕生期開始，繼而追蹤其在亞歷山大里亞與羅馬時期的成長，隨后則是通過中古時期和學術復興，直到古代經(jīng)典著作研究在歐洲各國乃至海外英語民族中的進一步發(fā)展。我早已熟悉費城的古德曼Gudeman 教授【譯按，Alfred Gudeman，曾任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教授】所著《古代語文學史綱》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我有意指出的是，在這位飽學的作者所精心結構的《史綱》中，假如用80 頁篇幅就將完整的歷史描繪出同樣的大體輪廓來，那么對于以英語著述的其他同論題作品來說便無不是多此一舉的了。但既然根本缺乏所謂的這種“史”的著作，則我耗費工夫以力求滿足這一明顯的需要，看來便是值得的，因此，數(shù)年前，我要寫一部古典學術之通史的想法得到了劍橋大學出版社董事們的允準。實

際上我始終想要寫成一部易于閱讀的書，它或許也可勝任為一部學術參考著作。我承認此書在我筆下變得閎肆龐大，超出了原本的想象。但當我想起有一部德文的“古典語文學史”【譯按，即參考書目中Gräfenhan 的著作】，尚未逾出西元4 世紀的時間下限，便占據(jù)了1900 面的大八開本紙頁，于是我情愿（如同克萊夫Clive【譯按，Robert Clive 男爵，東印度公司的締造者】一樣）“震驚于我本人的節(jié)制”了。我本有望將此任務于單獨一卷中完成，但看來已是不可能的了，主要原因是中古8 個世紀里在西歐地區(qū)有關古典學問的史料文獻極為龐雜。在研究這部分內(nèi)容時，我自己不得不與大量的文本進行搏斗，掙扎于“主簿叢書”Rolls Series、《日耳曼歷史學文庫》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以及米涅Migne 的《拉丁教父著作集成》Patrologia Latina，并且被迫要掌握那些以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以及英文出版的大量散見專著中的內(nèi)容。通過這些及其他文獻資料，我力圖追尋拉丁經(jīng)典著作的后世命運，研究更為重要的中古人對希臘文化的認知跡象，并為經(jīng)院哲學作一個概述。若不是將后者考慮進來，則對于中古時期的文獻便不可能有足夠的理解。故而這是我論題的一個必要部分，蓋因經(jīng)院哲學產(chǎn)生于對希臘著作譯文的研究，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中古人士對亞里士多德著作漸次演進的各認知階段。不過，沿著某種哲學形式的整體發(fā)展過程來看，盡管這如同一種心智訓練般具有價值，總體而言卻不宜于對古典文學偉大杰做寬廣而自由的研究，我本人的興趣主要限定于與學術史直接相關的問題上。這正是（若允許我以塞內(nèi)加的短句來翻一新樣）：quae philosophia fuit, facta philologia est【昔日哲學所有者，語文學今日之狀也。譯按，塞內(nèi)加原文，“哲學” “語文學” 的位置顛倒過來，此非作者的原創(chuàng)，更為人知的翻新者是尼采】 1。在此書中，我大體研究的是與各時代的文學史，甚或在某些細微程度上說也是與政治史相關的學術史。但對于主要人物的論述筆墨，本書并未形成均衡如一的比例。于是，立于中古時期入口處三位具有深遠影響的偉大著作家中，有關普理西安Priscian 之特點的論說文字必然會遠遠少于波愛修斯Boëthius 或卡息奧多儒Cassiodorus 的部分。許多較不重要的人名，文中只是偶然提及，就被排除在索引表的定本之外，以便挪出空間，將更完整的參考信息留給較為重要的人名，諸如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西塞羅與維吉爾。我相信，通過12 張年表可以為此主題的學習提供更多便利。第xi 頁附有這些年表的目錄。

此論題可分作若干部分（陳述于第14 頁），本卷囊括了前6 部分，企圖在其范圍內(nèi)足夠完整，從時間上看，覆蓋了25 個世紀的前19 個，即是這6 編所涉及的部分。在此工作之后，我希望不久即可寫出自彼特拉克時代至今日的一卷學術史來2。該卷初擬草稿已經(jīng)寫出大半部分來，因而在今年的復活節(jié)假期，我已到佛羅倫薩好客的圖書館中，著手進一步研究文藝復興時期及中古某些時期的文獻了。今年春天，我參觀了盧瓦爾河畔中古學問的家園，還研究了中古教育體系的相關造像與書面資料，這些紀念物仍留存于世間，乃是可見的化身，代表著曾影響索利茲伯瑞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 在“沙特爾的經(jīng)典靜謐”中孕育其思想的那些因素。

在此篇前言結尾，我樂于列出全部的致謝名單，他們都曾多少推助我完成這一難免頗為費神的勞作。首先我應感謝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董事們，以及社中全體員工，難忘有位態(tài)度一貫嚴謹?shù)膶徃迦�，他（除了一些更為重要的校正之外）曾努力將中古人名的拼寫還原成那些中古人士本人做夢都未想到的標準形式。假如接下來我可以在此向影響此卷之著手工作的人們表達謝忱，則不能遺忘給予本書起初之激勵、使之終能問世的那位朋友（即是我開篇所提到的那位）。再者，若我可以舉一簡單的事例，以說明我受另外兩位學者的沾溉之恩—其中一位與我愉快地交往了40 年，另一位，啊呀！則是短暫得很—我自已故的阿克頓Acton 爵士那里得到一處線索，對博韋的樊尚Vincent of Beauvais 之博學多才留下了最初的明朗印象；邁耶Mayor 教授有一句話，則使我關注約翰·德·加蘭迪亞Joannes de Garlandia。三一學院的研究員中，亨利·杰克遜Henry Jackson 博士甚為良善，曾向我清晰地論述了他對柏拉圖《克拉底魯篇》Cratylus 的諸多看法，詹姆斯·達夫先生友好地垂詢并認可了我對中古盧克萊修研究里某個問題的看法1。詹姆斯博士所編訂的學院書目及其他著作，使我對劍橋藏中古鈔本的知識大為受益。遂令我在摹本插圖中列了一幅蘭弗朗Lanfranc 的親筆手書【譯按，中譯本492 頁】，還有一度屬于貝凱特收藏的索利茲伯瑞的約翰著作副本的一段摘錄【譯按，中譯本504 頁】，以及麥耳比克的威廉譯作的一部早期謄錄本上的題記。有4 幅摹本圖片是首度發(fā)表。感謝愛德華·芒德·湯普遜閣下，與出版其大作的科甘Kegan 氏諸君及公司，允許我從他那大名鼎鼎的《希臘與拉丁古文書法手冊》Handbook of Greek and Latin Palaeography 所附諸多摹本中取用了5 幅。我還從柴德良Chatelain《古典拉丁語的古文書法》Paléographie des Classiques Latins 的300 幅本中摘錄了兩小幅圖影，還有一幅出自瓦滕巴赫Wattenbach 與范·維爾森von Velsen 的《希臘鈔本圖錄》Exempla Codicum Graecorum。我必須要感謝劍橋的督學先生，許我使用他的《書之關護》Care of Books 這一要著中的一幅圖片（所提供者遠不止此）。我還要懷著感激之心，回憶因我個人需要而為大學圖書館館長及全體員工所添的麻煩，還有彼得豪斯、岡維爾與凱斯、圣體、抹大拉及三一學院的諸位圖書館館長，以及我本人所在學院圖書館館長的辛勞，此外還要提到我從前的一位學生，剌普遜Rapson 教授，現(xiàn)供職于大英博物館。使我進益的國內(nèi)外學者之所有著作，俱見于后文注釋中。

1903 年10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