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這套叢書的動機十分樸素。中國藝術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并不僅僅是中國人的藝術史，或者是中國學者的藝術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我們有全球藝術史的觀念，作為具有長線文明史在中國地區(qū)所生成的藝術歷程，自然是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對這份遺產的認識與理解不僅需要中國地區(qū)的現(xiàn)代學者的建設性工作，同時也需要世界其他地區(qū)的現(xiàn)代學者的建設性工作。多元化的建設性工作更為重要。實際上，關于中國藝術史最有效的研究性寫作既有中文形式，也有英文形式，甚至日文、俄文、法文、德文、朝鮮文等文字形式。不同地區(qū)的文化經驗和立場對中國藝術史的解讀又構成了新的文化遺產。
　　有關中國藝術史的知識與方法的進展得益于藝術史學者的研究與著述。20世紀完成了中國藝術史學的基本建構。這項建構應該體現(xiàn)在美術考古研究、卷軸畫研究、傳統(tǒng)繪畫理論研究和鑒定研究上。當然，綜合性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在中國，現(xiàn)代意義的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美學、宗教學、文學史等學科的建構也為中國藝術史的進展提供了互動性的平臺和動力。西方的中國藝術史學把漢學與西方藝術史研究方法完美地結合起來，不斷做出新的貢獻。中國大陸的中國藝術史學曾經嘗試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社會分析，也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經驗。文化理論和文化研究的多元方法對藝術史的研究也起到積極的作用。
　　我選擇一些重要的藝術史研究著作，并不是所有的成果與方法處在當今的學術前沿。有些研究的確是近幾年推出的重要成果，有些則曾經是當時的前沿性的研究，構成我們現(xiàn)在的知識基礎，在當時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知識與方法。比如，作為叢書第一本的《禮儀中的美術》選編了巫鴻對中國早期和中古美術研究的主要論文31篇；而巫鴻在1989年出版的《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包華石（Martin Powers）在1991年出版的《早期中國的藝術與政治表達》；柯律格（Craig Clunas）在1991年出版的《長物：早期現(xiàn)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巫鴻在1995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美術和建筑中的“紀念碑性”》等，都是當時非常重要的著作。像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guī)�；�生產》；喬迅（Jonathan Hay）的《石濤：清初中國的繪畫與現(xiàn)代性》；白謙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楊曉能的《另一種古史：青銅器紋飾、圖形文字與圖像銘文的解讀》等，都是2000年以來出版的著作。中國大陸地區(qū)和港澳臺地區(qū)的中國學者的重要著作也會陸續(xù)選編到這套叢書中。
　　除此之外，作為我個人的興趣，對中國藝術史的現(xiàn)代知識系統(tǒng)生成的途徑和條件以及知識生成的合法性也必須予以關注。那些藝術史的重要著述無疑都是研究這一領域的最好范本，從中可以比較和借鑒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方式所產生的極其出色的藝術史寫作，反思我們共同的知識成果。
　　視覺文化與圖像文化的重要性在中國歷史上已經多次顯示出來。這一現(xiàn)象也顯著地反映在西方文化史的發(fā)展過程中，中國“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是以文字為核心的，而缺少同樣理念的圖像與視覺的新文化與之互動。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套叢書不完全是提供給那些傾心于中國藝術史的人們去閱讀的，同時也是提供給熱愛文化史的人們備覽的。
　　我唯一希望我們的編輯和譯介工作具有最樸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