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學者的“三十年集”，原是復旦大學出版社賀圣遂社長的創(chuàng)意，非常有趣。今逢再版，三聯(lián)徐國強先生推而廣之，遂有“40年集”之議，欣然從之。

四十年前，我在南京大學天文系念天體物理專業(yè)，整天做著無窮無盡的物理和數(shù)學習題，還沒有開始通常意義上的“寫文章”呢。編這個集子，倒是好好地回顧了一番自己四十年來的心路歷程，感慨良多。那些有點兒意思的具體事情，大都寫在各年的“紀事”中了，但從長時段來看自己的成長過程，亦稍有可得而言者。

大體上說，直到1990年前后，我才開始有“思想”，此前則是一個泥瓦匠——只知道埋頭為那座名為“科學技術史”的大廈添磚加瓦，自己并沒有什么獨特的見解和想法。雖然我比較快就成為科學史界一個熟練的工匠（我原是工匠出身——17歲就進工廠當電工了），但我的性格

中一直潛藏著向往“創(chuàng)造性工作”的沖動，所以添磚加瓦之余，經(jīng)常在思考一些問題。也曾被前輩告誡，認為我當時思考某些問題“為時過早”。

這些思考大多是無果而有益的。無果是指它們沒有產(chǎn)生直接的成果，有益是指它們畢竟讓我保持著思想活躍的狀態(tài)，而且最終還是間接帶來了成果。

到1990年，我放開手腳一氣呵成寫了《天學真原》一書，第一次嘗試將自己的一些思考化為成果。如果繼續(xù)沿用大廈和工匠的比喻，則《天學真原》之作，好比一個泥瓦匠在埋頭添磚加瓦數(shù)年之后，停下手中的活兒，開始對這座大廈發(fā)表評論了，甚至還認為這座大廈中有許多地方的設計、結構是錯誤的……這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是一個轉折。

《天學真原》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初版于1991年，1992年第二次印刷，此后多次再版或重印，有1995年新版、臺灣繁體字版（洪葉文化事業(yè)有限公司，1995）、2004年新版、2007年中國文庫版、2011年修訂版（譯林出版社）、2018年新版（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此書1992年獲中國圖書獎一等獎，算是某種“半官方”的榮譽，但二十年來更大的榮譽來自學術界的評價。例如，多年來《天學真原》一直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相關專業(yè)研究生“科學史經(jīng)典選讀”課程中唯一入選的中國人著作。

而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士、臺灣師范大學洪萬生教授，在他為淡江大學開設的“中國科技史課程”中，專為《天學真原》安排了一講，題為“推介《天學真原》兼論中國科學史的研究與展望”；稱《天學真原》一書“開了天文學史研究的新紀元”。

《天學真原》之所以在學術界略邀虛譽，北京大學吳國盛教授在其名著《科學的歷程》第二版中的評價，或許道出了部分原因：“中國科學史家寫作的關于中國科學技術的分科史、斷代史著作不勝枚舉，這里只提到江曉原的《天學真原》和《天學外史》，因為它們可能是社會史綱領在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中少有的成功范例�！倍�中國當代科學史界泰斗、已故席澤宗院士則在《中國科學史通訊》上發(fā)表評價稱：“《天學真原》才真正是‘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作者運用和分析資料的能力，尤其令人嘆服；由分析資料所得的結論，又是獨具慧眼，自成一家言。一改過去的考證分析方法，使人耳目一新。出版之后，引發(fā)了一系列研究課題，并波及其他學科領域�！�

在我后來的價值標準中，“有思想”當然是比較高的境界。不過“思想”這件事情，很多情況下只能操練，經(jīng)常沒有具體結果。適合表現(xiàn)思想成果的題目和機會，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在《天學真原》之后，我仍然干了不少工匠性質(zhì)的活兒。例如，那個給我?guī)�來不少社會知名度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武王伐紂”課題——最后的總結性成果是《回天——武王伐紂與天文歷史年代學》一書，其實也沒有太多思想，只是體現(xiàn)了工匠的嚴謹和一些技巧。

1999年，我從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臺調(diào)入上海交通大學，創(chuàng)建中國第一個科學史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這是我學術生涯中的又一重要轉折，是年新華社三次播發(fā)了和我有關的全球通稿（參見本書1999年紀事）。

進入21世紀之后，學術上的“體力活兒”我漸漸干得少了，因為我身邊那些優(yōu)秀的青年學者和我密切合作，更多地承擔了“體力活兒”。我開始更多地思考一些問題。在反對唯科學主義、提倡科學文化、倡導對科幻的科學史研究等方面，我發(fā)表了大量非學術文本——學術文本當然也發(fā)表了一些。在這些文本中，最有價值的不再是添磚加瓦，而在于呈現(xiàn)、表達思想探索的過程和結果。

我自幼胸無大志，更沒有什么對自己的“人生設計”，渾渾噩噩許多年，過著基本上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后來雖然做成了一些事情，但基本上都是隨緣而行、見機而作。自從我開始學術生涯之后，人生的大方向當然是治學——無非讀書、思考、寫作、講課、培養(yǎng)學生；但具體到每件事（比如創(chuàng)建科學史系），每本書，甚至每篇文章，又都是隨緣而作的。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如果要說有什么與通常的學者稍稍不同之處，我想有一點兒大概可以算：即我比較早就開始進行大眾閱讀文本的寫作，這些年我發(fā)表了大量書評、影評、文化評論等等，并在京滬等地的報紙雜志上長期撰寫個人專欄。事實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定期為雜志寫專欄文章了。不少人以為我寫作甚勤，其實，我常常感謝媒體朋友幫助我克服惰性——沒有這些約稿、組稿、催稿甚至逼稿，我的許多文章就不會寫出來。所以這類寫作中，實際上更加隨緣。文章編入此集時，凡發(fā)現(xiàn)當初發(fā)表時未及校正的誤植等，此次都作了修訂。

各文發(fā)表時，格式不盡相同，比如參考文獻有的是腳注，有的是尾注，以及標題的設置等等，基本上俱仍其舊，以存其真。本書中共收入文章46篇，署名根據(jù)如下原則：絕大部分是當初我個人單獨署名發(fā)表的文章，在本書中就不再署名；當初和他人共同署名發(fā)表的文章，在本書中保持原來的署名不變；有兩篇集體商議執(zhí)筆、最后由我定稿的文章，當初用了集體的筆名發(fā)表，在本書中也保持原來的署名不變。

江曉原

2019年3月20日

于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