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書不是編年體寫史，而是紀傳體寫史。全書分為紡織起源篇、纖維出現(xiàn)篇、絲處理篇、植物纖維處理篇、紡織機械篇、甲骨文紡織篇、紡織度量篇、中國孝文化中的紡織篇、《論語》中的紡織服飾考辨篇、《詩經(jīng)》中的紡織篇、成語中的紡織篇、古代筆記小說中的紡織篇、紡織祭祀篇、紡織非遺篇十四個專題，下分70 個知識點進行論述，且圖文并茂，極具可讀性。另外，本書的大部分觀點是筆者近年來的研究成果，極具前沿性。
（1）紡織起源篇
中國原始紡織技術的起源，在時間上歷來眾說紛紜。作者基于中國紡織技術史學界慣用的《投石索狩獵圖》中原始人的打獵姿勢和創(chuàng)作原型情況的研究，對該圖的真實性提出疑問，進而考證《投石索狩獵圖》所表述的舊石器時代（大約10 萬年前）的石球利用技術中的紡織技術因素，認為10 萬年前中國古人類不可能有纖維編織技術，但動物皮毛、腸的利用是存在的。作者認為，中國古代紡織技術的起源如果從體系角度來界定，必然是個偽命題，因為紡織體系的三大工藝的時間斷代有“長板”和“短板”，這是無法界定的，而起源問題必須談到機理性的問題，顯然會使體系角度的起源探討成為一個偽命題。中國古代紡織技術的起源必須從子命題入手，才有其意義，同時中國古代紡織技術的起源與人類的進化有著必然關系，沒有紡織技術就沒有現(xiàn)代的人類，紡織技術是人類進化的一個重要鏈條。
（2）纖維出現(xiàn)篇
中國古代使用過的紡織用纖維很多，但成為主流紡織用纖維的只有絲、葛、大麻、苧麻、棉。絲纖維一直是中國古代上流社會使用的主流紡織用纖維，而葛、大麻、苧麻、棉卻是廣大民眾不同時期使用過的主流紡織用纖維，其成為主流紡織用纖維的時間順序為：葛（秦漢以前）→大麻、苧麻（元以前）→棉（元代）。華夏民族祖先的宗教信仰和禮教的確立是中國絲纖維應用產(chǎn)生與發(fā)展的直接原因。同時在麻紡、葛紡的啟發(fā)下逐漸展開了絲紡過程。服飾制度成為統(tǒng)治的工具，衣冠服飾成為“治天下”之道。自此，歷代王公貴族們?yōu)榱梭w現(xiàn)“君君臣臣”嚴格的等級差別，不惜花費巨金從事精美絲織品的織造，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古代絲紡織技術的發(fā)展和提高�？梢赃@樣說，中國古代紡織技術的最高技藝都是由于貴族們的奢侈需求引發(fā)的。棉成為民眾的主流紡織用纖維，既有統(tǒng)治者推廣的原因，也有技術改革的作用。
（3）絲處理篇
中國古代繭蛹處理技術經(jīng)歷了五個階段：第一階段（西周及以前）：直接繅絲，它要求繅工必須在幾天時間內(nèi)煮繭繅絲，不然繭蛹化蛾，成為斷絲，便不能繅絲了。第二階段（春秋時期到南北朝之間）：先后出現(xiàn)陰攤法和日曬殺蛹法。第三階段（南北朝時期至南宋之間）：鹽腌法被普遍采用。第四階段（元代）：出現(xiàn)籠蒸工藝。第五階段（晚清）：出現(xiàn)火力焙繭和烘繭法。
中國古代繅絲工藝發(fā)展順序：常溫水漚絲抽緒、紡專繭絲合股（春秋之前）→涚水漚絲、紡專繭絲合股（春秋戰(zhàn)國時期）→沸水煮繭工藝普及（西漢前期）→熱釜繅絲法出現(xiàn)，繅車出現(xiàn)（東漢）→繅絲開始注意溫度控制，總結出有效的辦法（北宋晚期）→冷盤繅絲法（元）→連冷盤（明）。
中國古代繅絲工具的演變大致為：以繞絲架取繭絲，紡專合股繭絲（抽絲、合股工序分流，戰(zhàn)國、戰(zhàn)國之前）→以繞絲架取繭絲，出現(xiàn)紡車合股繭絲（抽絲、合股工序分流，西漢）→手搖繅車（抽絲、合股工序合流，唐、北宋）→腳踏繅車（抽絲、合股工序合流，南宋）。
（4）植物纖維處理篇
葛纖維的初加工先后經(jīng)歷了直接剝?nèi)》ê椭缶毞�。葛纖維的初加工一開始很長時間內(nèi)采用直接剝?nèi)》āＷ钸t直到春秋時期，葛纖維的初加工才采用煮練法。除葛以外的其他莖皮纖維屬于相對較長的纖維，其工藝先后經(jīng)歷了直接剝?nèi)》�、漚漬法、灰治法三個時期。其他莖皮纖維的直接剝?nèi)》☉�該是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之間使用。漚漬法則開始使用于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后�；抑畏�可能出現(xiàn)于春秋戰(zhàn)國之交。去除棉花籽核的工藝先后經(jīng)歷了手剝法、軋棉法，而軋棉法先后經(jīng)歷了鐵杖趕籽法（宋代南方）、攪車軋棉法。攪車軋棉法又先后經(jīng)歷了三人操作的攪車軋棉法（元代中期）、一人操作的攪車軋棉法（明代晚期）。中國古代彈棉經(jīng)歷了小弓（南宋）、大弓（元代中期）、槌彈（元末）。
（5）紡織機械篇
中國古代紡紗經(jīng)歷了徒手紡紗、紡專紡紗、手搖紡車紡紗、腳踏紡車紡紗、大紡車（水轉大紡車）紡紗，每一步都是當時紡紗技術的偉大成就。
從復雜程度上看，中國古代織機經(jīng)歷了原始腰機、綜躡織機、小花樓提花織機、大花樓提花織機。中國古代織機的發(fā)展方向是兩維的，一是平民化方向，另一個是貴族方向。所以，復雜程度的變化并非是織機使用情況的變遷。即使是最原始的腰機也能織出精美的紋樣，只是時間和幅寬受到限制。此外，占地小、結構簡單的綜躡織機一直是中國農(nóng)村織機形制。而小、大花樓提花織機則是自唐以來中國古代官方或貴族家族使用的織機形制。
（6）甲骨文紡織篇
甲骨文中關于紡織信息的符號和文字還有很多沒有被解讀出來，主要原因有二點：第一，從甲骨文- 金文- 篆書變遷系譜中找不到聯(lián)系點；第二，《說文解字》等古代字典中無字可供參考。雖然如此，我們必須另辟蹊徑進行深入研究，因為在文字變遷中保留下來的文字畢竟是少數(shù)。如何分析和理解這些沒有解讀出來的原始文字，成為我們下一步研究的重點。首先，要重新考辨已被成功解讀出來的紡織類甲骨文，對其中的紡織符號信息進行多方考證，要避免孤證解讀，這是成功理解還沒有被解讀出來的紡織類甲骨文的基礎。其次，基于商代紡織技術、紡織文化和宗教以及甲骨文中可信的紡織符號信息，對未解讀出來的紡織類甲骨文進行分析，解讀出它們的意思，沒有必要和現(xiàn)代文字一一對應。
（7）紡織度量篇
曶鼎銘文中“匹馬束絲”的“束”乃織物規(guī)格的度量，1 束=5 匹，非傳統(tǒng)歷史學界認為的捆扎容積單位；傳統(tǒng)觀點“匹馬束絲”作為中國奴隸社會時奴隸生活悲慘的所謂“鐵證”是錯誤的，“匹馬束絲換五夫”相反證明絲織品的珍貴和勞動力——甿在當時社會中的重要性和價值。南唐徐鍇的蠶絲度量是有問題的，他把認識問題說成了工藝問題，其相關論斷不可信。作者分別對中國古代紡織度量進行正、反證推理，得出 1 兩= 1匹=2 端=4 丈= 5 尋=40 尺、1 束=5 匹、1 純=2 兩或5 兩的結論。文學作品中“九張機”“百張機”“四張機”的 “張”并非織物規(guī)格單位而是操作織機的意思。對古代織物精密程度單位“升”進行現(xiàn)代性解讀，以期更好地弘揚中國古代紡織文化，同時“升”也是反映古代紡織品質量的一個重要標志。曶鼎銘文中“匹馬束絲”中只有織物數(shù)量的度量信息，而缺少精密程度的度量信息，這也是一個遺憾。
（8）中國孝文化中的紡織篇
中國古代孝文化應該呈交互性的雙向結構，這是孝文化永葆青春的源泉，也是中國當代孝文化的現(xiàn)代性表達。子必須惟父母之命是從的觀點最具功利性、私利性，其忽略了孝是一種人際關系，需要雙向的互動；通過研究絲綢的起源，可以看到孝和追求靈魂再生的宗教觀成就了中國的偉大發(fā)明——絲織。當代人有必要用現(xiàn)代技術語言精密地去表征中國古代的喪服經(jīng)密，只有這樣才能從禮的角度和現(xiàn)代語境去理解中國古代孝的層級性，即孝是根據(jù)血緣關系分層級的。通過對不同時期的文獻的解讀，可以得知中國古代孟母斷杼、曾母投杼的相關文字表達和圖像信息是存在差異的，《韓詩外傳》的表達比較符合歷史本原。董永孝故事應該在東漢初年出現(xiàn)，官方宣傳的是董永“鹿車載父”“賣身葬父”，與紡織無關，到東漢中后期才出現(xiàn)“織女相助”的情節(jié)，這與佛教的興起和民間宣傳有關。
（9）《論語》中的紡織服飾考辨篇
歷代《論語》的注疏有利儒家學術思想的豐富與發(fā)展，但對于其所蘊藏的紡織服飾相關信息卻有“以今觀古”的誤解，導致其背離孔子生活年代及《論語》成書年代的紡織服飾技術背景，形成錯誤的技術認識，一直影響到當下。通過文獻考據(jù)和中國紡織服飾技術史的二維契合性比對，筆者認為：“繪事后素”之繪是“繡”而非“繪畫”、“素”指繡白色絲線；“束帶立于朝”乃是束大帶立于朝。裘非蠻夷之特產(chǎn)而受到中原地區(qū)鄙夷，反而得到推崇。黻冕、缊袍分別代指帝王、貧困卻不失其志之士的禮服；《論語·雍也篇》中“質”與“文”分別指代衣物上的地組織和花組織，不宜作過多的引申；《論語·子罕篇》中麻冕用工、用時多于絲冕，皆因古人對冕的織物密度的三十升布標準要求所致。此外，紡織度量與中國喪服禮制有著密切關系；君子穿衣搭配都有一定之規(guī)，無一不體現(xiàn)中國古代顏色觀、禮制，但又不失其家居性。
（10）《詩經(jīng)》中的紡織篇
《詩經(jīng)》的描述反映在紡織上有：第一，在紡織用纖維獲取方面，既有人工養(yǎng)育，也有野生采刈，后世主要紡織用纖維葛、大麻、苘麻、毛、絲都已普及，并在生產(chǎn)活動中總結出豐富的經(jīng)驗；第二，在染色方面，已能染出后世各種顏色，已掌握了多次浸染和套染工藝；第三，春秋時期的織機應該介于原始腰機和踏板織機之間，因為踏板織機直到戰(zhàn)國時期才出現(xiàn)。由此可見，春秋時期不僅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上處于變革轉型時期，而且在紡織技術體系形成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中間環(huán)節(jié)。
（11）成語中的紡織篇
中國古代成語中蘊藏著大量的紡織信息，這里面既包含著豐富的紡織工藝信息，也包含著燦爛的紡織文化信息。文化最根本的特性就在于獨特性，紡織工藝史和紡織文化都是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表征形式，也是展示其民族文化獨特性的重要載體。如何使一種文化永遠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那就是既要充分展示其傳統(tǒng)文化的獨特性，又要展示其文化的現(xiàn)代性和與時俱進。那么從文化中尋找紡織，在紡織中尋找文化，既是聯(lián)系傳統(tǒng)紡織和現(xiàn)代紡織的中間橋梁，也是中華文化長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舞臺。
（12）古代筆記小說中的紡織篇
中國古代筆記小說是中國古代受眾最廣、自漢至清一直盛行的大眾讀物，雖然敘事有些夸張、荒誕，但關于紡織服飾的描寫極為豐富，且最接近古人真實的生活狀態(tài)，因為只有紡織服飾描寫合乎當時的紡織服飾的真實情況，才能使讀者有代入感。因此一部中國古代筆記小說中的紡織服飾描寫，就是一部最貼近中國古代老百姓真實生活的紡織服飾（文化）史。
（13）紡織祭祀篇
中國古代對“先蠶”和“先棉”的崇拜和祭祀體現(xiàn)了紡織行業(yè)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從嫘祖崇拜和黃道婆崇拜的對比研究，發(fā)現(xiàn)她們在共同性中蘊含著差異性，差異性中又蘊含著共同性。
一方面，她們之間的共同性（形象的模糊性和影響的深遠性）有著各自的原因。嫘祖主要是由于年代久遠，當時記載歷史主要是利用代代口傳，其中摻雜著神話、傳說等，導致其籍貫和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模糊性。黃道婆則因身份的卑賤導致其籍貫和發(fā)明創(chuàng)造事跡記載不詳，從而導致其模糊性。同時，她們影響具有深遠性的原因也是不相同的。嫘祖成為“先蠶”是由自上而下的路徑完成的，即官方祭祀和崇拜→民間祭祀和崇拜→絲紡織文化。黃道婆成為“先棉”則完全相反，由自下而上的路徑完成，即民間崇拜和祭祀→官方崇拜和祭祀→棉紡織文化。
另一方面，她們之間的差異性（技術發(fā)明可信度和崇拜區(qū)域的巨大差異）是由她們的身份特征決定的。首先，身份的懸殊導致技術創(chuàng)造發(fā)明可信度的巨大差異，即黃道婆卑賤的身份是其技術創(chuàng)造發(fā)明的可信度遠高于身份高貴的嫘祖的主要原因。其次，身份的差異導致文化象征的差異和影響區(qū)域的差異，即嫘祖崇拜祭祀主要源于政治因素，黃道婆最初的崇拜祭祀則主要源于經(jīng)濟因素。文化象征意義的不同是導致她們的崇拜區(qū)域差異性的根本原因。
（14）紡織非遺篇
本書選取緙絲、杭羅、南通藍印花布、宋錦、云錦、陽新布貼、新疆艾德萊斯七個紡織類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進行相關的起源、工藝、傳播、發(fā)展問題的探討，認識到：
第一，從緙絲起源與傳播的路徑可知，織造工藝的創(chuàng)新需要文化、技術的交流。漢晉時期移居西域的漢人將絲紡織技術帶到了當?shù)兀�在融合西域緙毛工藝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嶄新的絲織工藝——緙絲。到了唐代，緙絲工藝通過遷徙到西域地區(qū)的回鶻人又將其回傳到中原地區(qū)。在宋代，緙絲由其傳播的中心河北定州傳播至江南地區(qū)。最終，緙絲又在漢族織匠的手中發(fā)展成為一種集織造、書畫、篆刻為一體的織造藝術。緙絲的起源與傳播給我們很大的啟示，即保持開放心態(tài)，積極進行文化與技術的交流與傳播，最終會結出豐碩的果實。
第二，通過對杭羅品種、特征的分析，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杭羅是中國古代羅織物演變的必然結果，即從織物組織結構上看，羅織物是由通體相絞向通體不相絞，鏈式向非鏈式轉變。從織造技術上看，這種轉變是一種技術上的退步，但從系統(tǒng)論的角度上看，這種轉變卻是一種方法上的進步。換言之，在保持羅織物特征和用途不發(fā)生變化的前提下，結構復雜的鏈式羅向結構簡單的杭羅轉變何嘗又不是一次方法上的進步。
第三，南通藍印花布印染技藝可謂集中國傳統(tǒng)染纈的技藝于一身，它直接源于宋代的“藥斑布”，間接吸收和改進了蠟纈的防染技藝和夾纈的花版雕刻技藝，從紋樣設計方面又吸收了剪紙的藝術風格，創(chuàng)造出大量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圖案。另外，中國藍印花布在南通得到發(fā)揚光大，同南通地理環(huán)境的天然優(yōu)勢密不可分。
第四，宋錦作為中國最具素雅氣息的織錦，以其素樸、文雅而著稱。對于其織造工藝的起源，筆者認為其織造工藝應源于南宋時期包括蜀錦、緙絲在內(nèi)的中國古代優(yōu)秀織造工藝。對于“宋錦”這一名稱出現(xiàn)的時間，一般認為是在清代康熙年間，筆者通過考察明代《天水冰山錄》中的相關記載，認為“宋錦”這一稱呼的出現(xiàn)時間應該不晚于明代嘉靖年間，遠遠早于清代。對于宋錦出現(xiàn)的原因，筆者認為，一方面，宋代織造水平的提高是宋錦產(chǎn)生的技術基礎；另一方面，宋代宮廷、官員、知識分子各階層對宋錦的需求是宋錦產(chǎn)生的主要誘因。
第五，通過對南京云錦織機出現(xiàn)、云錦特有的織金和妝花技術的產(chǎn)生時間，以及南京絲織業(yè)發(fā)展進程的綜合分析，筆者認為，花樓織機最遲于唐末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為云錦的產(chǎn)生做好了織造機械上的準備；云錦所特有的織金和妝花技術則早于遼代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為云錦的產(chǎn)生做好了技術上的準備；隨著南京城市發(fā)展的良性化，絲織業(yè)的大發(fā)展促進了云錦最終在南宋時期產(chǎn)生。
第六，經(jīng)過研究，筆者認為：陽新布貼研究的人為拔高已成為陽新布貼在歷史表達中的弱勢和為人詬病所在，已影響到陽新布貼的文化發(fā)展；陽新布貼的“工藝美術鑒賞品”的定位有些激進，極有可能導致陽新布貼發(fā)展進入一個誤區(qū)——避其長，揚其短；只有在系統(tǒng)論視域下努力培育陽新布貼在新形勢下的新土壤即儒家的“親親”理論，才能使其在脫離原先文化母體的情況下存活和發(fā)展；只有將人類永恒的“親親”之心與現(xiàn)代人的生活特點相結合，從“愛”的角度來營銷 DIY 式的陽新布貼產(chǎn)品，才能在某種程度上提升陽新布貼的認知度，進而為陽新布貼在一定范圍內(nèi)成為工藝美術鑒賞品做好準備。當然，工藝品收藏化與市場標準化并舉的策略不能偏廢，否則對其發(fā)展極為不利。陽新布貼的發(fā)展還需要踐行者的努力嘗試，才能真正傳承和發(fā)展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
第七，通過對艾德萊斯起源的名考和工藝考，筆者得出：艾德萊斯起源的研究異�；靵y，皆因名考和工藝考沒有區(qū)分開，總是想要名考與工藝考相互證明，反而使問題越來越多，即解釋一個問題反而需要解釋更多的問題，研究越來越復雜和無解。這也是很多紡織工藝起源研究遇到的問題，譬如云錦、杭羅、緙絲等，只是艾德萊斯在這個問題上比較突出。如果單純考究“艾德萊斯”的名字，“艾德萊斯”一詞源于波斯，后被西亞的突厥系民族引入，繼突厥系民族改變宗教信仰后，才有扎經(jīng)染色之意。晚到20 世紀初，“艾德萊斯”被維吾爾族當作商品名稱使用，這與新疆近現(xiàn)代貿(mào)易的發(fā)展密切相關；“艾德萊斯”的名字在維吾爾文獻中出現(xiàn)在公元11—12 世紀，其工藝并沒有在維吾爾族內(nèi)流行，這與維吾爾族的織物消費習慣和當?shù)貧夂蛎芮邢嚓P；艾德萊斯成為新疆女性服飾標志乃是當代的事；地方紡織技術史的研究應該首先立足于本地區(qū)民族紡織技術史基礎上，并非僅在本地區(qū)的考古發(fā)現(xiàn)和不加區(qū)分民族的文獻研究基礎上進行，否則將使地方紡織技術史研究陷入起源的混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