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2013年起，隨著“華村一家”品牌的確立和品牌產(chǎn)品之一專著的不斷面市，學界對我們的專著、專著作者以及由我撰寫的書序的關注度開始提升，與此同時，也引發(fā)一些朋友或?qū)W子的寫序需求。盡管這一需求與品牌產(chǎn)品之序的寫作動機不同，一個是邀請性的請求序，一個是必須性的責任序，但不管能否勝任，都有求必應，盡力為之，我想這與我“好為人師”的職業(yè)特性不無關系。這不，最近又有一個邀請從云南飛了過來。發(fā)出這一邀請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初為人師，親手培養(yǎng)的一名本科畢業(yè)生江淑斌。對其邀請，我自然應認真對待，當然對其送達案頭的專著《農(nóng)地流轉(zhuǎn)中的村集體職能：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認真閱讀并以賞析的方式來為之作序。所以如此，均與作者和我的特殊關系使然。
相識相知
2001年底博士后出站，我從浙江大學來到大上海，來到百年學府上海交通大學，正式由一名專業(yè)研究人員轉(zhuǎn)行做“人民教師”，雖然沒有忘本，但研究已有“兼職”嫌疑。俗話說得好，“隔行如隔山”，由研究系列轉(zhuǎn)為教師系列，表面看，在今日大學“關注教師研究能力”盛行，但對我這么一位決意認真做教師的人來說，則感覺尤其“壓力山大”。對于自己轉(zhuǎn)行能否成功，心里始終處在一種忐忑不安狀，直到今天也一樣。這種忐忑，不是因自己不會說普通話，也不是因自己沒有思想，而恰恰相反。發(fā)散性的思維方式與講著一口普通人講不了的“普通話”，交大學生能否接受了？特別是在面對大學教育行為“消費者化”之現(xiàn)實，有限時間的師生互動，如何避免被轟下講臺的尷尬，成了我心中的結。當然，對于我的主業(yè)，研究生的培養(yǎng)，由于在浙江大學做博士后時有過成功的“見習博導”經(jīng)歷，從未擔心過。但面對教育部明令強調(diào)的教授必須為本科生教學服務的指令，我一直不敢掉以輕心。盡管努力再努力，也相信“天道酬勤”，但自知效果不會好到哪里？時代決定了我的教學方式，結果一定是“涇渭分明”。這就是我對自己轉(zhuǎn)行做大學教師的預判。
但是，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