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繆爾森是經濟學天才，他教導人們基本經濟學原理，同時讓人感覺成為了這一復雜領域的內行人。我深愛這些基本原理。每當我不知該如何闡述一些經濟問題，或者不知道我正在做什么的時候，我都可以從他的理論中找到答案。他的分析理論不是具備這種力量的眾多理論之一，而是唯一的理論。

——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

保羅·薩繆爾森是一位學者。他曾很驕傲地評論說，他甚至沒有在華盛頓待過一個完整的星期。通過他的研究、教學和著作，他對美國甚至全世界的經濟命脈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我們再也看不到這樣杰出的學者了。

——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前財政部長

保羅·薩繆爾森是兼具開創(chuàng)性與多產性的經濟理論學家，是經濟學領域最偉大的老師之一。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 美聯(lián)儲前主席

保羅·薩繆爾森創(chuàng)造了現代經濟學，他將嚴謹的經濟學觀點引入到這一領域，開啟了主要依賴語言和圖示分析的薩繆爾森經濟時代。他的《經濟分析基礎》，是我們這一代經濟學家公認的權威著作。

——羅伯特·霍爾（Robert Hall）

美國聯(lián)邦經濟研究局經濟周期測定委員會主席、斯坦福大學教授

前言和致謝

對特定年齡段的經濟學家而言，看一本關于保羅·薩繆爾森的傳記不需要任何理由。薩繆爾森是經濟學領域的一位杰出人物，但是，除了他的經濟學著作和他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系的聲望外，人們對他知之甚少。像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樣，他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平淡無奇，幾乎沒有充滿戲劇性的事件，也沒有足以吸引非專業(yè)讀者的八卦丑聞。例如，不同于科學家約翰·德斯蒙德·貝爾納（J. D. Bernal）或尤利烏斯·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薩繆爾森的生活里沒有激進行動、陰謀、共產主義或性剝削等可供讀者消遣的經歷。他很早就結了婚，夫妻二人比翼齊飛一直到他的妻子離世。除了參與政府咨詢工作和二戰(zhàn)時期有一段時間加入了一個科學實驗室外，薩繆爾森不是在他的辦公室里研究經濟學，就是出席各種研討會和學術會議討論經濟學，或者給政治家提供經濟學專業(yè)咨詢，為新聞媒體撰寫經濟學評論文章，甚至待在家里一邊蹺著腿逗孩子們玩耍，一邊思考經濟學問題。雖然他可以在經濟學之外獲得樂趣（本書提到了他的許多朋友記得的一些場景），而且是一名狂熱的網球愛好者，但是經濟學從未遠離他的腦海。他的生活只有和他的經濟學相互關聯(lián)時，才有意義。因此，有足夠的理由認為，本書是一本薩繆爾森的思想傳記—關于他思想演變的故事—而非他的個人生活史。

而且，即使我們想要詳細地描述薩繆爾森的一生，也是不可能的。任何傳記都會受到原始資料的限制。很少有研究對象留下足夠的資料來回答傳記作家想問的每一個問題，薩繆爾森也不例外。他的文件裝滿了155個箱子，僅信函就有70多箱；它們內容廣泛，卻不夠全面，例如他在學生時代的活動就未得到詳細記錄。他的信函表明，他學生時代的筆記至少保存到了20世紀40年代末，但最終似乎沒能留存下來。裝滿未發(fā)表論文的箱子里有一些他在學生時期的論文，但這些肯定只是他所寫論文的一小部分。他的成績單只能顯示他為了拿學分而去修的那些課程，這使我們對他旁聽的其他許多課程所知寥寥。關于他如何以及在哪里遇到了許多他自稱熟識的老師，沒有留下任何記錄。他所教授課程的信息也不完整。現存的他的一些學生的筆記表明，他早年曾給學生布置過一些閱讀資料，而書面的推薦閱讀清單卻可能從未存在過。他在第一個外部資助的研究項目結束時所寫的報告已經佚失，因此我們不得不猜測該研究取得了什么成果（或者更有可能是未取得任何成果）。由于他和期刊編輯部都沒有留下相關記錄，他投給期刊的論文資料和審稿人對論文的反饋情況都不甚完整。雖然《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的出版史在哈佛大學出版社的檔案中有詳細記載，但他的教科書的早期歷史就不太清楚了：麥格勞—希爾（McGraw-Hill）出版公司中的相關檔案即使還存在，也還沒有找到。還有一個問題是，他與朋友、老師和同事的大部分交流互動都缺乏書面記載。他也未留下任何類似于訂婚日記的東西。

薩繆爾森一直在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并且常常把這些故事與他所認識的其他人聯(lián)系起來，但這些故事并不系統(tǒng)。人們關注的是那些佐證了他作為一個自學成才的神童，對經濟學一見鐘情這個自我形象的事件。他喜歡追憶過往，特別是哈佛經濟學的黃金年代，并對他的老師和朋友們所取得的成就贊譽有加，他們經常被他當作希臘或羅馬神話中的諸神那般崇拜。晚年，薩繆爾森開始撰寫自傳，但只寫了他早年生活的一些經歷后便放棄了。他寫道，當成功到來時（他把這個時間追溯到1940年，那時他年僅25歲），寫自傳也變得興味索然。就連對自己哈佛歲月的描述，他也只是從之前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摘錄了一些素材。他的這些回憶在我們搜集整理傳記資料時非常珍貴，但是它們需要被謹慎對待。除非對支持他想要提出的主張必不可少，否則，他通常并不愿意提供更多細節(jié)。例如，當被問及他的數學教育時，他列出了他曾上過的數學領域的課，但刻意模糊了是誰在什么時候教過他。在他看來，提問者似乎對他所稱的他的數學基本上是自學成才的頗有懷疑。為了寫作本書，我們必須從各種來源中梳理出細節(jié)，即便如此，它們也不夠完整。

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薩繆爾森在一些地方所說的話，顯然是為了給他人留下良好的印象，而由于缺乏其他資料來源，我們不可能把事實和他想要表達的觀點區(qū)分開來。例如，他對自己和哈羅德·赫欽斯·伯班克（Harold Hitchings Burbank）初次見面的描述，意在表明他既大膽又自信，敢于對抗這個他所蔑視的反猶太主義系主任。一些讀者會懷疑他關于這次見面的描述是否可信。如果薩繆爾森像他說的那樣行事，他肯定會給反猶分子一個拒絕其進入哈佛大學的充足理由。在許多情況下，我只是摘錄薩繆爾森的相關敘述，其他的就留給讀者自行判斷它們是否應該被解讀為事實報道，抑或只是揭示了薩繆爾森個性和態(tài)度的自傳式描述，因而他沒有必要告訴我們公正的旁觀者將會如何看待它們。這么做確實意味著我們這本傳記在一些地方接近于自傳，但這些自傳性的例子只是匆匆?guī)н^，而且在整本書中，它們所處的語境亦非由主人公提供。

雖然故事圍繞一位經濟學家的生平展開，但本書提供了薩繆爾森所屬的一個相互重疊的經濟學家群體的肖像，他們來自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戰(zhàn)時的華盛頓。因此，作者有意識地使本書的部分內容，既成為薩繆爾森本人的寫照，又成為與之交往的人們及他所接觸的思想的寫照。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為了解釋薩繆爾森思想發(fā)展的背景，揭示它們和過去之間的關聯(lián)；否則，當讀到薩繆爾森的著作時，人們將不會把它們明確地代入后來所發(fā)生的事情的背景中。艾倫·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雅各布·瓦伊納（Jacob Viner）、保羅·道格拉斯（Paul Douglas）、萊納德·克拉姆（Leonard Crum）、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埃德溫·比德韋爾·威爾遜（Edwin Bidwell Wilson）、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阿爾文·漢森（Alvin Hansen）和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 Klein）等經濟學家的著作，對理解薩繆爾森以及他參與其中的經濟學的轉變過程至關重要。他們中的一些人相對鮮為人知，或者他們因后來的著作才被人熟悉，因此他們的思想必須得到詳細的描述。

強調上述內容頗為重要，因為我把薩繆爾森解讀為一個連接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多元化的經濟學與二戰(zhàn)后出現的更狹隘的、更加理論化和數學化的“新古典”經濟學的過渡性人物。對比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方法及其老師們的經濟學方法后可見，描繪出這種轉變的圖景也是很重要的。雖然他并非單槍匹馬地促成了這一轉變（那樣說無疑荒謬之極），但是他和他的朋友及同事所組成的不斷壯大的群體對經濟學的研究，確實體現了這種新的經濟學研究方法。我在本書中講述的薩繆爾森一個人的故事，同時也是一系列互有交集的經濟學家群體的故事，他們共同見證了經濟學發(fā)生劇烈變化的一個時期。

如何組織一本薩繆爾森的傳記也是個問題，因為貫穿他智識發(fā)展的主線不止一條，它們之間交錯重疊，但又存在一些明顯的時間間隔，尤其是他1935年從芝加哥大學搬到哈佛大學，1940年又從哈佛搬到麻省理工學院（后面這個時間節(jié)點不是很明顯，因為從芝加哥到哈佛大學所在地劍橋市有將近1000英里，而從哈佛到麻省理工學院大約只有兩英里，因而他繼續(xù)住在離哈佛很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