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xiàn)在把《悲劇心理學》交給出版社印制單行本。為什么要把近半個世紀前的舊著拿出來面世呢？這還得從上海文藝出版社替我編印選集說起。他們建議把我少年時代在法國用英文寫的、由斯特拉斯堡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悲劇心理學》博士論文譯成中文收進選集里。我原先有些躊躇，一則這部處女作似已不合時宜，二則年老體衰，已無力自譯。后來我請北京大學西語系文學教研室張隆溪同志把原文看了一遍，他也主張宜譯，并且表示愿代我譯出。他的英文基礎以及西方文學的知識和鑒別力都是我素來欽佩的，于是我就把這項翻譯工作全權付托給他。他譯完后我讀了一遍，覺得他的譯文基本忠實，我只偶爾在個別字句方面略作修改，于是征得編輯的同意，把它附在選集第三卷里。
　　這部論著從1933年初出版之后，我就沒有工夫再看它一遍了。于今事隔半個世紀，因收人選集，匆匆把中譯本看了一遍，才看出負責編輯和譯者張隆溪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這不僅因為這部處女作是我的文藝思想的起點，是《文藝心理學》和《詩論》的萌芽；也不僅因為我見知于少數(shù)西方文藝批評家，主要靠這部外文著作；更重要的是我從此較清楚地認識到我本來的思想面貌，不僅在美學方面，尤其在整個人生觀方面。一般讀者都認為我是克羅齊式的唯心主義信徒，現(xiàn)在我自己才認識到我實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義信徒。在我心靈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羅齊的《美學原理》中的直覺說，而是尼采的《悲劇的誕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那么，為什么我從1933年回國后，除掉發(fā)表在《文學雜志》的《看戲和演戲：兩種人生觀》那篇不長的論文以外，就少談叔本華和尼采呢？這是由于我有顧忌，膽怯，不誠實。讀過拙著《西方美學史》的朋友們往往責怪我竟忘了叔本華和尼采這樣兩位影響深遠的美學家，這種責怪是罪有應得的�，F(xiàn)在把這部處女作譯出并交付出版，略可彌補前愆，作為認罪的表示。我一面校閱這部中譯本，一面也結合到我國文藝界當前的一些論爭，感到這部處女作還不完全是“明日黃花”，無論從正面看，還是從反面看，都還有可和一些文藝界的老問題掛上鉤的地方。知我罪我，我都堅信讀者群眾的雪亮的眼睛。